姑母葉嘉瑩在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的工作穩定後，將家祖父從臺灣接到了加拿大。1970年10月，中國和加拿大正式建立了外交關係，姑母便萌動了尋找北京家裡人的念頭。但由於種種原因，姑母擔心給家人添麻煩，一直不敢給家裡寄信。家祖父於1971年1月因患腦溢血住進醫院（直至同年2月10日於溫哥華去世），姑母才下決心郵寄出了第一封信，地址書寫的還是我家的老門牌——察院衚衕13號。儘管那時門牌已變更成新門牌“23號”，但因我家從未搬過家，那封信便順利寄到了。至於我父母是什麼時候收到那封信的，我卻完全不知。

當時，我母親是北京第33中學的數學老師，而我是該校的一名學生。1971年春天，北京市恢復高中招生，並從“七一屆”開始改為春季畢業，所以我的初中生活多了幾個月，同年12月底才畢業。當時能夠上高中的名額有限，要求“自願報名，領導批准”。因我小學和初中的學習成績還不錯，喜歡看書，所以也報了名。

記得從小學開始，我就喜歡描紅字、畫畫、打乒乓球、游泳、看電影。一年級的時候讀過《十萬個為什麼》《安徒生童話》；二年級暑假時，我拿著一本《新華字典》邊查邊看，讀完了繁體字版本的《三國演義》；三年級假期時讀完了《一千零一夜》《卓婭和舒拉》《古麗婭的道路》。四年級完全沒有上，五年級僅“復學”了一兩個月就畢業了。升入初中後，一邊開始學滑冰，一邊到處找書看，畢業時已經看完了《春秋戰國的故事》《山西星的傳說》《北京街道的故事》《青春之歌》《歐陽海之歌》《紅巖》《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青年近衛軍》《基督山恩仇記》《紅樓夢》《封神演義》。凡是在那個年代能千方百計找到的書，哪怕是無頭無尾的殘書，我也都能通宵達旦地讀，這在當時算是讀書不少的了。我喜歡上語文課和數學課，不喜歡英語和農業基礎知識課。

後來我才知道，母親在接到姑母的信後，就立即向學校做了彙報。而我，也因此沒能上成高中。1971年12月下旬，我接到通知，被分配到西城區摩托車場。這是一家區屬集體所有制的運輸場，就是開“三輪蹦蹦車”，分為客運和貨運，客運蹦蹦車相當於出租汽車，也就是現在的“計程車”。家庭出身好的同學都被分去了全民所有制的國營大工廠和企業。不過，我當時心想：能去開車也不錯。我小學三年級開始學騎腳踏車，從來都不喜歡按車鈴，但自從做起了“開車夢”，想著自己將來如果開上了車，勢必需要按喇叭，必須從現在開始養成按喇叭的習慣，於是再騎腳踏車時，就不停地按車鈴。

1972年1月3日，我興沖沖地到西城區摩托車場去報到，不曾想我既不能去車隊開車，又不能進維修車間修車，而是被分配到了機加工車間，學習鉗工和車工（開車床）製作零件，從三年學徒到出師成為一級工，再升為二級工帶徒弟，一干就是八年。

1974年夏，姑母第一次回國時，提前寫信向家裡告知了行程。那天，我的父母和正好回京探親的姐姐還有我叔叔四人一起去華僑大廈迎接，我留家裡等候，可一直等到傍晚了，也不見蹤影，也沒有辦法聯絡。晚上7點左右，發現我家居住的地區停電，我就出門去了朋友家。等我9點左右回到家，才知道姑母已經回來過了。所以，姑母在《祖國行長歌》中所記述的“家人乍見啼還笑，相對蒼顏憶年少，登車牽擁邀還家，指點都城誇新貌”，“西單西去吾家在，門巷依稀猶未改”，“入門坐我舊時床，骨肉重聚燈燭光，莫疑此景還如夢，今夕真知返故鄉”的情形，我沒有在場。

姑母那次回國，是先從加拿大飛抵香港，然後從羅湖過關入境，乘火車至廣州，再從廣州飛北京。儘管如此勞頓，她還是給我家帶來了一臺14英寸的松下彩電，而且是那種帶有自動搜尋頻道功能的。姑母知道我會滑冰，專門給我帶了一雙加拿大產的打冰球用的冰鞋。這雙冰鞋很漂亮，黑色的鞋面和鞋幫，白色的鞋底，冰刀的前後各鑲有一個白色的塑膠包頭。姑母還給我買了一件當時既時髦又稀有的藍色尼龍綢面的腈綸棉上裝。我穿上它，再戴上一頂當時最為“高大上”的羊剪絨皮帽，看上去很是瀟灑。可惜我那時沒有機會穿著那雙冰鞋照張相。

在接下來的日子裡，我陪同姑母遊覽了北京許多的名勝古蹟，還去了動物園、陶然亭、美術館……因為姑母是大家閨秀，1948年離開北京南下結婚前，也沒去過很多地方，況且與30多年前相比，北京的變化確實也是相當大。後來，姑母又去到大慶、大寨、延安、西安、上海、杭州、桂林、廣州等地，當她親眼看到祖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時，心裡產生的那份感慨，或許是今天的人們難以理解的。所以回到加拿大之後，她寫下了那首《祖國行長歌》。

姑母先是住在華僑大廈，後來搬回家裡住。她還住在華僑大廈的時候，有一天我去陪她吃早飯，在餐廳裡偶然遇到寫過《又見棕櫚，又見棕櫚》的旅美華裔女作家於梨華女士。她當年在中國也很有名，經常可以在《參考訊息》上看到她的連載文章，那時她正巧也住在華僑大廈。她突然一下看到了葉先生，就過來跟我們同桌吃早餐，把一些見聞講給葉先生聽。她說話聲音比較大，引得坐在另一張桌子的幾個中青年海外遊客往這邊看。沒想到的是，他們認出了葉先生，就都跑了過來，驚呼：“這不是葉先生嗎？”“葉先生，您也回來啦？”原來，他們都是葉先生在北美和以前在臺灣教過的學生。如此一來，葉先生回到祖國大陸的訊息，想瞞也瞞不住了。聽說後來在臺灣還掀起了軒然大波，致使葉先生許多年都無法回臺灣講學。

據姑母說，那次回國因完全沒有經驗，而且持有的護照是臺灣當局所發，在香港機場遇到了麻煩。先是不許她走出機場，後來經過很長時間的交涉，才允許她暫時出來，但扣留了她的證件，並限她24小時之內必須回來。她在接機大廳見到了前來接機的黃尊生老先生。黃老先生是我表姐夫李堅如（葉先生小女兒趙言慧的夫婿）的外祖父，也是一位愛好詩詞的學者。姑母向黃老先生說明情況後，黃老先生第二天就帶她去找中國旅行社的駐港機構。中旅的工作人員聽完她的講述後，對她說：不要緊，超過24小時，只要交些罰款，就會放行的。她還是心懷忐忑，請求中旅的人翌日陪她一起去。果然，交了超過時限的罰款就被放行了。因此，返回加拿大後，為了方便起見，姑母加入了加拿大籍。

姑母回加拿大不久後就寄來了歌行體長詩《祖國行長歌》。也許是因為詩中所書內容與自家和這些時日的生活經歷有關，所以感覺容易記住，朗朗上口。於是，我就跟姐姐競相背誦，看誰能搶先完整地背誦下來，那段時間裡，察院衚衕老宅裡每日都會傳出一片背詩聲。

對於這首《祖國行長歌》，北京大學程鬱綴教授曾做過一個統計：“1974年返國探親旅遊時，所作七言古風《祖國行長歌》，長達266句（其中有4句是長句），共1878個字，洋洋灑灑，一氣呵成，文脈暢通，一瀉而下。我們知道，在《全唐詩》中，七言歌行的名篇，如白居易的《琵琶行》，只有88句，616個字；《長恨歌》也只有120句，840個字。《全唐詩》中最長的詩，可能就數韋莊的《秦婦吟》，長達238句，1666個字；而葉先生的《祖國行長歌》比韋莊的《秦婦吟》還長28句、212個字；真可謂古今詩壇罕見，令人擊節稱奇——誠非大手筆、大才華不能為也！”

最近，葉先生找到了臺灣東海大學孫克寬教授當年寫給她的一封信。孫教授專授“詩學”課程，於1975年6月6日在信中寫道：“嘉瑩先生：今天在《70年代》讀到您的《祖國行長歌》，真是一篇大作，意無不迏（按：‘通達’），用賦體，而感情卻迸烈異常，佩服佩服！”

這裡需要說明的一點是：迄今，世人只是評論《祖國行長歌》的長度乃前所未見，殊不知葉先生時隔30年終於回到祖國，親眼看到曾經貧瘠羸弱、任人宰割的祖國發生了翻天覆地巨大變化的激動之情。返回加拿大後，仍然終日情之所鍾，夢魂縈繞，有時是在睡夢中，有時是在開車，有時是在看牙醫……都會不由自主地浮現或“流淌”出幾句。葉先生自己談到《祖國行長歌》時說，是“順著我的感情一句一句跑出來的”。應該說，這實在是一首記錄真實且發自內心“興發感動”的詩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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