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德慎罰，天下大服，周公的事業達到成功的巔峰

從流傳下來的歷史文獻來看，周公的成就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其一，軍事上的成就。周公在周王朝立足未穩的情況下，二次克殷，統一東方，建立以成周為中心的軍事中心。

滅殷後的第三年（公元前1024年），管叔、蔡叔鼓動起武庚祿父一起叛周。起來響應的，有東方的徐、奄、淮夷等幾十個原來同殷商關係密切的大小方國。這對剛剛建立三年多的周朝來說，是個異常沉重的打擊。如果叛亂不加以克服，周王朝就會面臨極大困難，周文王慘淡經營幾十年建立起來的功業就會被毀掉，周王室處在風雨飄搖之中。

在王室內部，也有人對周公稱王持懷疑態度。這種內外夾攻的局面，使周公處境十分困難。周公首先穩定內部，保持團結，說服太公望和召公奭。周公統一了內部意見之後，於第二年（前1023年）舉行東征，討伐管、蔡、武庚，穩定周朝的統治。

周公以商朝滅亡和“三監”等武裝反叛活動為鑑，特別重視奴隸主貴族及其子弟的政治道德教育、治術教育和勤政教育，要求“敬德保民”“明德配天”“明德慎刑”“有孝有德”“力農無逸”等，主張充分發揮“頌”“誥”對奴隸主及平民的教育作用，並提出以治績考察選任官吏的原則。

八師戍守：二次克殷之後，周公認為，有必要擴建直屬國家的武裝力量，於是，對三監的軍隊進行收編，又另建了一支八師，主要由周人組成，駐守在以新築的成周為中心的的河洛地區的政治中心，戍守周天子，所以稱為“成周八師”。成周八師，是周公東征後，開始駐守成周（洛邑，今河南洛陽）的軍隊。大約二萬人。主要任務是鎮撫南夷。

周公將殷移民遷到成周城，又收編駐守商故地的軍隊，建立殷八師，大約二萬人。主要任務是鎮撫東方及監視殷遺民。

同時，編制西六師，保衛以鎬京為中心的周人興起之地的西土，因位於西部，所以稱“西六師”，主要由周人組成。

成周八師、殷八師、西六師，由周天子親自委派的大貴族或大官僚擔任指揮官。由此可見，周天子掌握的軍隊有十數萬人之多，這就有效地保證了奴隸制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

其二，政治經濟上的成就：在政權與各種制度的建設方面，周公繼承損益前代制度，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典章制度。例如：封建制度、宗法制度、井田制度等，井然有序。使政治上有君臣上下之分，有等級之別；在宗法上有大宗、小宗之別；在經濟上分公田、私田，使民不失耕。

周在周公之前也沒確立嫡長制，繼太王的不是泰伯和仲雍，而是季歷。武王有兄名伯邑考，文王卻以武王姬發為太子。自周公以後，歷“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除去孝王外，直到幽王都是傳子，這不是偶然的，這種嫡長子繼承製的確立，應歸功於周公。

嫡長子繼承製確立以後，只有嫡長子有繼承權，這樣，經過法律的確定，在正常情況下免除了支庶兄弟爭奪王位的危險，起到穩定和鞏固統治階級秩序的作用。

嫡長子繼承製是宗法制的核心內容，周公把宗法制和政治制度結合起來，創立了一套完備的服務於奴隸制的上層建築。周天子是天下大宗，而姬姓諸侯對周天子說來是小宗；這些諸侯在自己封國內是大宗，同姓卿大夫又是小宗；這樣，組成一個寶塔形結構，它的頂端是周天子。

周代大封同姓諸侯，目的之一是要組成這個以血緣紐帶結合起來的政權結構，它比殷代的聯盟形式前進了一大步。周代同姓不婚，周天子對異姓諸侯則視為甥舅關係。血緣婚姻關係組成了周人的統治系統。

其三，文化方面的成就：在文化上，周公提出了“明德慎罰”的道德規範，制定了完整的禮儀儀式，此外，周公曾經提出了“敬德保民”，制禮作樂，建立典章制度。其言論見於《尚書》諸篇，如《金縢》《無逸》等。周公對易經創作也有貢獻。周公受孔子推崇，被儒家尊為聖人。周公思想對儒家的形成起了奠基性的作用，漢代儒家將周公、孔子並稱。

完善禮樂：周公制禮，是周公一生最主要的功績之一。禮發源極早。“禮”字在殷商時期甲骨文中已經出現，據《說文解字》“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判斷，最初的禮，只是人們祈求鬼神的特定儀式。周公“制禮”則是為了滿足安排祭祀秩序的需要，根據血緣關係和等級身份，分別制定尊卑之間，長幼之間，親疏之間，各自的不同行為規範。周公之“禮”，把禮原初的“事神致福”之意淡化，從規定不同身份的人等，應該遵行的禮儀出發，最終，成為宗法等級制度的依據和標準。

孔子曾說：”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初的禮樂，是沿襲夏、商而來的，不過，在周初，由以周公為首的西周貴族陸續加以釐定、增補、彙集、漸漸成為法定的制度。《禮記·禮器》雲：“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夏商的禮樂主要用於敬神和慶典；《說文解字》雲：“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荀子·禮論》雲：“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經過周公修訂的禮樂，則主要是用來維護社會等級制度，和宣揚道德理想，與其說，周公制禮作樂，不如說，周公對殷禮進行了一番改造，以適應新生的政權。

周公制禮作樂，並非僅僅是改造殷人的祭祀典禮和置換典禮所用之樂歌，而是涉及了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各個方面。王國維說：“周人制度之大異於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喪服之制，並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諸侯之制。二曰廟數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這些不同於殷人的社會制度，雖然不一定是周公制禮作樂時親手製定，而是在具體的實踐中逐步形成的，但是，周公在攝政期間的所作所為，奠定了周代社會制度的基礎。

可見，周公制禮作樂，並非是前無所因的創舉，而是在總結前人經驗的基礎上，損益夏商舊禮，結合周族原有的習慣，制定出的一套調整宗法人倫制度和行為規範體系。

作為“人情所不免”的樂，本就是隨人類文明而發展。在中國，如果從賈湖骨笛形成完整音階形態算起，樂在中國至少有九千年，樂既反映和表達人的情感，也顯現多種功能性意義，但樂為禮制用途如此彰顯，的確應從周公始。樂本無所謂禮與俗，當樂與禮制儀式相須且固定為用形成常式與風格，當依等級觀念在使用過程中，按用樂型別樂器擁有數量和樂舞承載人數之多寡，分出尊卑貴賤，也就成為“為用”理念下的定勢。中國的用樂傳統，由此形成兩大主導脈絡或稱兩大體系，即禮樂和俗樂。所謂樂分禮與俗，恰是因有了禮制用樂，方顯俗樂意義沒有禮也無所謂俗，從這種意義上講，周公開國家意義上功能性用樂分類的先河。

敬天保民：周公制禮，著眼點，不限於諸侯，他較多關注下層庶民。在平三監之亂後，周公封胞弟康叔於商都朝歌。為了鞏固周的統治，周公先後釋出了各種文告，從這裡，可以窺見周公總結夏殷的統治經驗，制定下來的各種政策。周公曾先後給衛康叔《康誥》《酒誥》《梓材》三篇文告。

他告誡年幼的康叔：商朝之所以滅亡，是由於紂王酗於酒，淫於婦，以至於朝綱混亂，諸侯舉義。他囑咐說：“你到殷墟後，首先要求訪那裡的賢人長者，向他們討教商朝前興後亡的原因；其次務必要愛民。”周公又把上述囑言，寫成《康誥》《酒誥》《梓材》三篇，作為法則，送給康叔。周公作三篇文告給予康叔的原因，一是康叔統治的為殷人腹心地帶，問題最尖銳最複雜；二是周公首先征服的，也是三監反周所據的殷人集中的地方，而戰爭勝利之後，康叔受封也比較早。《康誥》《酒誥》《梓材》可以看作是周公對新徵服地區的施政綱領。三篇的主旨是“敬天保民”、“明德慎罰”，為的是使殷民在連續兩次大動盪之後安定下來，使殷民從事正常的農業生產和商業活動。但又不是一味遷就，對飲酒成風，不孝不友，是毫不客氣的。康叔到殷墟後，牢記周公旦的叮囑，生活儉樸，愛護百姓，使當地吏民安居樂業。

《康誥》的目的是安定殷民，全篇內容不外是“明德慎罰”。周文王因為“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才有天下。殷代“先哲王”也是安民、保民。“明德”的具體內容之一就是“保殷民”。“慎罰”，是依法行事，其中包括殷法的合理成分。刑罰不可濫用，有的案情要考慮五六天，十來天，才能判定。至於殺人越貨，“不孝不友”的，要“刑茲無赦”。文告中，反覆強調“康民”“保民”“裕民”“庶民”。告誡康叔要勤勉從事，不可貪圖安逸。“天命”不是固定不變的，能“明德慎罰”才有天命。“明德慎罰”，也不是一切照舊，而是應當參酌殷法，推行周法，使殷人“作新民”。

《酒誥》是針對殷民飲酒成風而發的。釀酒要用去大量糧食，這種飲酒風習在以農業起家的周人看來，簡直無法容忍。周公並非完全禁酒，在有祭祀慶典的時候還是可以喝一點。群飲是不行的，不可放過，要通統捉來“以歸於周”“予其殺”。“予其殺”是我將要殺，未必殺。所以“歸於周”，是不要給殷人以象“小子封刑人殺人”的印象。這同“保民”“安民”是一致的。應該引導殷民去“藝黍稷”即種莊稼，也可“肇牽牛，遠服賈”，去經商養父母。殷代先王，從成湯至帝乙都不敢“自暇自逸”，更何況，敢聚會飲酒了。至於工匠飲酒，另當別論，不要殺，姑且先進行教育。在政策上區別對待是十分鮮明的。

《梓材》也還是提倡“明德”，反對“后王殺人”。至於民人之間，也不要相殘害，相虐待，乃“至於敬寡，至於屬婦，合由以容”。上上下下不虐殺而“敬寡”，而“合由以容”，自然會出現安定的局面。這種局面的形成，不是輕易可以得到的，要象農民那樣，勤除草，整地，修整田界水溝；象維修居處那樣，勤修垣牆，壁上塗泥，頂上蓋草；又如同匠人治器，勤事修斯，再塗上黑漆和紅漆。總之，勤用明德、保民，才能“萬年惟（為）王”。

三篇貫穿一個基本思想，是安定殷民，不要給殷民一個虐殺的形象，處罰要慎重，要依法從事。至於改造陋習酗酒，一是限制，二是引導，三是區別對待。做為統治者，要勤勉從事。

《康誥》《酒誥》《梓材》是周公對被征服地區的政治方略，而《多士》是對待遷到洛邑的殷頑民的政策。洛邑建成之後，這批建城的殷頑民如何發落。自是擺在日程上的問題。

《多士》是周公向殷頑民釋出的文告。全文分作兩大段。第一段是攻心，讓殷頑民服從周人統治。理由是你們這些殷士不好，上天把大命給了我“小邦周”，決不是我“敢弋殷命”“敢求位”。這如同你先祖成湯取代不道的夏桀一樣，也是“上帝不保”夏桀。我把你們從“天（大）邑商”遷到西土，不要怨我，我是矜憐你們的，這也是天命所在。第二段內容是宣佈給以生活出路，讓他們就地安居，有你們的田地，有你們的住宅，“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如果你們能順從聽命，有德，還被任用。上天會可憐你們，否則，你們不但會失去土地，而且，我還會把上天的處罰加在你們身上。

明堂朝覲：古代建都城，在國之陽位，要設一取象天地而上圓下方、四周圜水的建築。為佈政之宮，四戶八牖，以便聲教四達，稱明堂。《考工記。匠人》周人明堂條鄭氏注：“明堂者，明政教之堂。”蔡邕《明堂月令章句》記其多種功能：“明堂者，天子大廟，所以祭祀。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在其中。故言取正室之貌則曰大廟，取其正室則曰大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時之學則曰大學，取其圓水則曰辟雍，雖名別而實同。”《詩。周頌。我將》表明曾“祀文王於明堂”。

明堂在周初，最重朝諸侯之用。當諸侯方國朝見周公時，周公以天子身份，揹負斧紋屏風，面朝南而立，諸侯貴族按其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高低，依次站在周公對面的中階之上，東西階和門東西，夷、蠻、戎、狄分站在東、南、西、北四門之外，較遠的九採站在南面的應門之外，極遠的四塞每世一來朝，告新君即位而已，不安排固定的站位。

這般一絲不苟精心安排的諸侯朝覲天子的禮儀，無疑能十分明確天子諸侯之間尊卑上下的等級，使各安其位以維護統治秩序，這就是周公制禮的目標所在了。關於這次明堂活動的時間內容，《明堂位》說的正是周公“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周頌。清廟序》稱：“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孔穎達《疏》：“成洛邑在五年則朝諸侯在六年，明此朝諸侯與《明堂位》所朝為一事也。”那麼《禮記。明堂位》所載周公朝諸侯於明堂，是周公營建洛邑成功之翌年，一系列慶典活動的一部分，此外還率諸侯廟祭文王，又頒度量，推進政令之劃一，並以制禮作樂，為他這一年工作的重心，結果“天下大服”，周公的事業達到成功的巔峰。

（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