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制因與日本的社會結構和政治體制的格格不入而最終被拋棄，卻意外地為社會進步和文明新生打碎了這一枷鎖。日本等級日益森嚴的身份制度，一方面阻礙了社會階層之間流動，另一方面卻為日本社會各階層提供了安身立命的多元目標和途徑，就好像是上帝關上了一扇門，卻又打開了很多扇窗一樣。農、工、商等庶民階層沒有科舉制可以改變身份，施展治國之才，但武士階層也鮮少去觸及庶民階層的專屬領域，人人都只能各安其分，結果農民發展成為豪農，工匠身懷獨門絕技，商人掌握了鉅額財富，他們在各自的領域內發展，互不干擾，安分守己地成長為各個領域的專家，人人都各得其所。

沒有了科舉制，自然也不存在藉由科舉考試改變社會地位的預期，教育的政治功利色彩被大大削弱。對比價值觀和知識範圍趨於一致的“科舉文化圈”的國家，日本社會具備相對寬鬆開放的民眾心態和文化氛圍。無論是統治階層還是普通民眾，學習知識只是為了鍛鍊自己的生存技能，知識和教育的實用性成為衡量其價值的標準。

戰國時代（1467-1615）的武將多胡辰敬在家訓中細數不會寫字作文的不便，“倘若有頭等機密大事傳書而來，我不能讀，不得不請人代閱，則失秘傳之義”，所以“要趁年少，夙夜用功，手習學文”。對實用知識和實際生活需要的關注，也是推動日本平民教育的最大動力 。

科舉制也曾是極其精密有效的羅致人才和鞏固統治的制度設計，從表面看，超越階層隔閡的科舉制似乎比血統世襲制更加合理，但走入封建統治後期的科舉制，已經將教育推向極度的功利化，將學問圈定在一個非常有限的範圍。狹窄的通道幾乎挾持了所有知識分子的希望與精力，凡不願透過科舉考試博取功名的人都被視為不務正業，凡科舉考試內容以外的知識都被視為奇技淫巧。此時的科舉制已成為社會進步和文明新生的桎梏。日本由於沒有科舉制度的束縛，學問呈現多元化發展，如有儒學、國學、蘭學等，知識分子的思想有較為自由奔放的空間，當遭受西洋文明入侵時，多元化的日本所表現出來的應變能力便比一元化的中國要敏捷得多。

甚至連前文提到在具有森嚴等級規定的長子繼承製下，那些被剝奪繼承權的武士後裔，他們既沒有透過科舉考試進入仕途的可能，也無需為獲取這種資格而耗費精力。在某種程度上說，非長子的武士子弟們的人生選擇是相對自由的。這些被排斥在仕途和家業繼承之外的人們，在人生設計上有更廣闊的選擇餘地，往往會專注於學問或其它技能以自謀生路。有學者甚至認為，拋棄科舉制是近代以來日本更快接受近代化的改造，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

科舉制在中國延續千年，不僅在制度設計上重視文官抑制武官，同時在整個民族的心理上造就了崇尚儒雅斯文，厭惡戰爭武力的傳統。如梁啟超所說，國人“太平歌舞，四海晏然，則習為禮樂揖讓，而相尚以文雅，好為文詞詩賦訓詁考據，以奇耗其材力。即有材武傑勇者，亦閒置而無所用武，且以粗魯莽悍見屏於上流社會之外。重文輕武之習既成，於是武事廢墮，民氣柔靡。”關於科舉制的這種塑造功能，很多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統治者早已覺察，如金遼也實行科舉制，但傳統的考試科目只准漢人參加，而專為本民族設定了女真進士科，一方面是為了延攬本民族的人才，鞏固統治，同時也是為了使女真人保持本民族崇尚勇武的傳統觀念。但科舉制強大的崇文抑武的功能，仍然使得“金代前期，女真大貴族子弟出身親軍者有強烈的優越感。自實行女真科舉後，也發生了明顯轉變，再也不把充任親軍視為高貴出身，而是將中進士看成貴科榮路。”

然而，與科舉制擦肩而過的日本，也從未形成能掌控國家走向的知識階層，一切都依靠武力解決問題。詩文派的興盛反映的正是由於日本沒有科舉制，一般的儒者至多成為諸侯將軍的陪讀，不能實際參與治國安民的政治，聖人的禮樂刑政也缺乏實踐的場所，所以儒者只好在遠離政治的小圈子沙龍里詩文唱和，沉浸在文學的感性世界裡，以詩酒風流自詡，而與政治無緣 。連天皇也僅僅是封建統治的一種象徵，德川幕府 1615 年頒佈的《禁中並公家眾諸法度》中更是規定“天皇以才藝和學問為第一”，實質就是不許天皇過問政治。進入武家社會後的日本社會動盪不安，將戰爭作為職業活動的武士逐漸佔據社會的統治地位，“花屬櫻花，人屬武士”成為全民信仰。連1904 年清王朝舉行的最後一次會試第二場考試的策問考題中就已經認識到，有近代學校而無科舉的日本“尤注重尚武之精神”。崇尚武力，奉行殺戮之道，尊強踐弱逐漸成為日本人文化性格中的鮮明特點。

二戰時期的美國駐日記者羅伯特·C。 克里斯托弗曾說：“日本人的集團觀念、潛在的對外恐懼及認為道德是相對的觀點，所有這些加在一起，就比較容易把殘暴說成是達到光榮的手段，從而煽起日本人進行冒險。”

此後，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一系列對外侵略戰爭，即使敗亡也拒絕反省的歷史事實。不得不說，這多少與日本拋棄科舉制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