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元、明兩代，到了乾隆、嘉慶時期，青銅器研究之風又見覆興。青銅器之學的復興也有其政治歷史背景。

清王朝在經過其建立初期的軍事鎮壓階段之後，統治已趨穩固，自康熙後，統治者將專制統治的範圍由政治、軍事方面進一步轉向文化、學術，清政府一方面大興“文字獄”，一方面又極力提倡儒家經典之學，推崇“樸學”。

在這種情況下，學者都將精力集中到這種對古代經籍與文字進行嚴密考證的學術上。在宋代即已用作正經補史之用的金石學，到此時亦就又獲得進一步發展的土壤與氣候。

另一方面，金石學之興也是順應清代學術發展之潮流的。明代末年王守仁等所提倡的主觀唯心主義理學極盛，到清初以顧炎武（1613-1682）等為代表的學者，關心政治，力主調查研究，實事求是，崇尚考證，反對空談，強調“通經致用”，對明末學風起了一個根本扭轉的作用，也奠定了清代考據學的基礎。

稍後，閻若璩（qú）等反對空疏王學而鼓吹樸實之漢學。雍、乾時代，惠棟（1697-1758）、戴震（1723-1777）等人雖仍反理學，但亦不談政治。至段玉裁（1735-1815）、王念孫（1744-1822）一代則主要精力只放到純考據之學上了。

要精通考據之學，必須要精通小學，而金石文字實是治小學者所必習。所以，當時的經學家一般亦都看重金石之學，並有不同程度的研究。此外，這一時期在陝西等地陸續有若干帶有長銘的青銅重器出土，青銅器銘文不僅可以用來在當時的學術觀點下正經補史，而且亦為研究古文字提供了新的資料。

由於上述原因，乾、嘉時代以及以後很長時間內，學者鹹以精通金石學與小學為榮，以考證古器銘文為學術之最。

清代先秦青銅器銘文研究，始自於顧炎武、朱彝尊，前者著有《金石文字記》六卷，後者亦有青銅器銘文考釋製作。清初雖已有此類著作，但從中的情況看，在乾隆以前青銅器研究尚不發達，冶金石者比較地偏重於石刻。青銅器研究之風是以乾隆敕令編撰宮廷所藏銅器圖錄為開端的。

乾隆十四年始命梁詩正編撰《西清古鑑》、《寧壽鑑古》十六卷、《西清續鑑》。

吳大澂（chéng）《說文古籀（zhòu）補》是最重要的字典類著作。此書以其所收集的銅器銘文及石鼓、古幣、古璽印、古陶文上的古文字資料按《說文》次序編成，共收三千五百餘字，光緒七年刻本，光緒二十一年重刊時又增補了一千二百餘字。

這部字典不僅糾正了《說文》若干錯誤，且拓寬了研究古文字的資料，對於使古文字學擺脫舊《說文》學的窠臼有極重要的意義，故唐蘭譽之為：劃時代的一本著作。

總結清

人對青銅器所作的工作，其主要貢獻是在比較詳盡地將有清一代所見傳世的與新出土青銅器加以著錄，留下了相當一批著作，且其繪圖準確，銘文摹寫亦較逼真，甚至已直接採用拓本，水平一般均在前人之上，故為今日青銅器研究提供了許多珍貴資料，其功不可沒。

其次，清人青銅器著作在器物定名方面有所創見，在器物銘文、文字考釋上成績尤大，晚清出現一些著名的金石學家、古文字學家，如上舉方濬益、吳大澂、孫詒讓等，其有關著述今天仍有很多參考價值。

雖然如此，清人研究青銅器所運用方法從總體上看，基本上仍是宋以來金石學的舊法，在器物的分類、定名上雖有其新意，但沒有多大變革，科學的器型學仍沒有建立起來研究者或注意銘文而忽視器型，或注重器形而不顧及銘文，尤其是出土地點、出土器物一般不被重視。在考試銘文時亦多有穿鑿附會之處。

中國金石學從宋到清，已經過了八百年以上的時間，有兩朝皇家的提倡，但仍停滯在非進步的狀態中，其原因何在？

除了因為金石學一直被置於為鞏固專制統治服務的經學之附庸地位，因此不能脫離經學的窠臼外。

有學者指出：

“自然科學在中國落後的原因，也就是古器物學在這一悠長的時間，沒有進步的原因；這個原因，概況地說，可以推溯到兩宋以來半藝術的治學態度上。自然科學是純理智的產物；古器物學，八百年來，在中國所以未能前進，就是因為沒走上純理智的這條路。隨著半文藝的治學態度，‘古器物’就化為‘古玩’，‘題跋’代替了‘考證’，‘欣賞’掩蔽了‘瞭解’。”

此種分析是非常中肯的。

近期熱文：

古蜀國的女神：喇叭座頂尊跪坐人像

瓷器鑑定必備知識：瓷器的主要作偽方法

在河南博物院看什麼展覽？

器鑑定必備知識：瓷器的紋飾和胎釉（yòu）

兩宋——古代青銅器研究的奠基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