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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雉獨攬大權任用呂氏家族,劉家王反朝廷,最後呂家走向終結

前言

陳平在王呂氏問題上,表面上支援了昌維,“太后喜”升遷他為右丞相。但呂雉對他是不信任的,因而將自己的親信審食其提拔為左丞相,“令監宮中”。審食其實權在握,“常用事,公卿皆因而決事”。而陳平虛有相位,“為丞相不得任事”,完全被架空。的用心,陳平是很明自的,從此他就躺倒不幹,表現出與世無爭的樣子,“非治事,日飲醇酒,戲婦女”,“呂太后聞之,私獨喜”。高後八年(前180年),呂雉在臨死之前,為保證呂氏繼續控制朝廷大權,任命呂產“為漢相國”,終於剝奪了陳平的相位。

呂雉秉政期間,打著劉姓皇帝的旗號

誠然,在呂雉當權期間,她對劉氏家族,對依附於劉氏的功臣集團給予限制、排斥甚至打擊,但不等於消滅。劉氏王尚存,功臣宿將沒有一個被殺。

在呂雉秉政期間,仍然打著劉姓皇帝的旗號,呂氏集團始終是以輔佐劉漢王朝的姿態出現的沒有觸動劉姓萬世一系這一根本。同時,此種“內任外,外封宗室”的做法其實是襲用了舊的傳統。“自春秋後,戰國之制,

將相權臣必以親家”。因此,僅以她拔重用呂氏,就指責她是“謀為大逆,欲以危劉氏宗廟”的擅權禍國之元兇,實與歷史事實相悖,難以令人置信。

儘管呂氏“擅權專制”,“劉氏弱”,當道,功臣遭削,這也並不意味著呂“謀為大逆,欲以危劉氏宗廟”,盡奇劉家天下,以呂代劉。其時惠帝“仁弱”後多病而不問政事;少帝劉恭年幼,不可能親掌政權,倘若呂維不去代行皇權,執掌國柄,朝廷大權勢必落入大有問鼎之勢的功臣集團之手,劉漢王朝就有易姓的危險,漢家社稷就有傾覆的可能。

可見,當時的政治形勢迫使她非這樣徹不可,其結果是填補了皇權的虛空,維護了劉氏王朝的根本利益,不僅使漢祚得以繼續,而且有力地維護了劉氏的統治地位。匡國家、安社稷,避免社會的再次動亂,有利於社會,順應乎民心,從這個意義上說,呂雉干預朝政是必要的。其實,母后預政是封建統治向集權化發展的合理產物,雉預政維護了中央集權統治,因此,也是合理的。

呂氏“為人剛毅,佐高祖定天下”,是我國封建社會歷史上的傑出的女政治家,她之所以能佔據漢王朝中央最高領導地位,掌執國柄長達十五年,不但具有治國安邦之オ而且也深諳依權御人之術。

她有膽有識,敢作敢為,是一個鐵腕人物。儘管她“擅權專制”,然而既沒有“危劉氏宗廟”,也沒有弄權政,“禍國殃民”,不僅使劉氏社稷得以延續,而且使得漢王朝更為鞏固。在她當國期間,堅定地執行了劉邦所制定的省刑減、與民休息的方針,勵精圖治,興利除弊。

她使社會破、經濟蕭條的局面大有改觀,使封建經濟得到較快的發展,緩和了當時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社會趨於穩定,人民的免戰亂之苦,生活境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為以後出現的所謂“文景之治”的“盛世”打下了基礎。對此,司馬遷曾給予她以高度的評價:“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

刑罰軍用,罪入是希,民務稼積,衣食滋殖。”歷史發展的實踐應該是檢驗歷史入物行動的標準。根據上述的歷史情況,我們在評價呂雉臨朝稱制時,只要摒棄封建正統觀念,自然就不會得出“權竊國”的結論了。

呂氏的滅

漢高後八年(前180年)七月,最高當權者呂死,無疑是對呂氏集團的致命打擊。權力重心的喪失與轉移,使政治天平驟然失去了平衡,朝著不利於昌氏的方向傾斜直下。被呂雉所抑制的封建正統觀念,立即頭並被劉民功臣集團所利用,成了置呂氏集團於死地的致命武器。因而,呂雉所精心設計,慘淡經營建立起來的劉、呂聯合政體臨崩,呂氏家族岌岌可危。對此,呂雉是早有所料的,在她病危之際為了防患於未然,斷然採取了三項進一步加強氏集圓權勢的措施:一是掌握禁衛軍“令趙王昌祿為上將軍,北軍;呂王產居南軍”;二是立遺詔“以呂產為相國”三是“以呂祿女為帝后”。

她也深知自己扶植呂氏外戚,既違背了劉邦與眾大臣所訂的“白馬之盟”,觸犯了劉氏宗族的權益,也損害了劉氏手下一些故臣宿將的利益,這些人眼前雖受制於己,但內心是不服的,在自身後,大有可能起而滅呂。因此,她一再告誠最為得力的呂氏家人呂產、呂:“高帝已定天下,與大臣約日:“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呂氏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劉弘)年少,大臣恐為變。必據兵後官,慎勿送喪,毋為人所制。”呂雉的擔憂,是有根據的。

即使在她權勢炙人,扶植呂氏時,就遭到了右丞相王陵等人的抵制和反對。陳平,周勃等人則消極對抗更有“燕深念”,籌劃“全社稷定劉氏之後”的對策。陸賈在“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時,自度不能爭之,乃病免家居”,但卻“遊漢廷公卿間”,暗地進行串聯。一次,他在拜訪右丞相陳平時就提醒他:“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調,則士務附;士務附,天下雖有變,即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一指周勃)掌握耳。”他要陳平“交歡太尉,深相結”。陳平聽從了陸賈的建議,與周勃密切合作,成了劉氏集團中準備發動政變的領導核心人物。

呂雉臨終前的安排,雖使呂氏得以內控皇帝,外執政權,又握軍權,但這一切,終究不能使劉、呂聯盟繼續存在下去。呂之死,使氏集團失去了靠山,這最是致命的擊。在這生死攸關的嚴重關頭,氏集團為了自保,秉承了呂雉的意旨,憑藉手中既有的權力,在採取一些維護自己權益的措施的同時,亦謀劃給予劉氏集團以打擊。用司馬遷的話來說,“諸呂用事擅權”,“聚兵以威大臣”,“欲為亂”。但懾於劉邦“故大臣”灌嬰等握有大軍,舉棋不定,退退“未敢發”。

與此同時,劉氏集團也在積極策劃,發動反擊,以圖一舉撲滅氏集團。雙方對壘,待機而動。在這極為緊張的時刻,劉章妻呂祿女,將她所知道的呂氏集團的謀劃,暗地報告了劉章兄齊王劉襄,“欲令發兵西,朱虛侯(劉章)、東平侯(劉章弟劉興居)為內應,誅諸呂,因立齊王為帝”。齊王劉襄,在同姓王中勢力最大,早有覷帝位之心。得報後,首起發難,“送發兵東”。為了擴充自己的兵力又“詐奪琅那王(劉澤)兵”,讓劉澤“入關計事”。

同時“西攻呂國之濟南”,又令人將討伐呂氏的檄文分送給劉姓諸侯王。他在給各諸侯的文書中揭發呂“聽諸呂擅廢高帝所立”,殺劉王,“王諸呂”,現在後死,皇帝年幼,“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成,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危及劉氏宗廟社稷,亮出了“誅不當為王者”的旗號。關東劉姓諸侯紛起響應。訊息傳至長安,相國呂產等立即令大將軍灌嬰“東擊之”。

灌嬰系對呂雉不滿

灌嬰系劉邦手下宿將,對呂雉扶呂制劉極為不滿,兵至滎陽,與左右諸將商議:“諸呂將兵居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我今破齊還報,是益氏資也。”遂電軍滎陽,按兵不進,並使人暗中聯絡各劉姓諸侯,“以待呂氏變,共誅之”。劉裹得報,“乃西取其故濟南郡,亦電兵於西界以待約”。

形勢急劇變化,使得呂產、呂祿虎難下,首鼠兩端,欲發亂關中”,而“內憚”周勃、劉章等,“外畏”齊楚劉姓王之兵,“又恐”重兵在手的灌嬰。“欲待灌嬰兵”與齊軍交戰,再發動變亂,一再“猶豫未”。

呂氏集團為了把持朝廷大政,呂氏之王,多數“未之國,居長安”,呂祿、呂產“各將兵居南北軍”,把持了京城,太尉周勃“不得入軍中主兵”。但是在京中劉氏集團力量亦頗為不弱,以陳平、周勃為首的劉邦功臣宿將們,加緊行動,作好內應的部署,準備一網打盡呂氏集團,他們首先設謀奪回兵權。

當時劉邦手下老臣曲周侯酈商之子酈寄與昌祿過從甚密,關係較好,於是周勃強要商令其子寄去誘騙呂祿回自己趙國封地,“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讓梁王產“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這樣,“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祿果然上當受騙,打算交出軍權,派人通報產及“諸呂老人”。請呂“或以為便,或日不便”,猶豫難決。呂祿打獵,路過其姑母呂處,呂大罵:“若為將而棄軍,昌氏今無處矣。”並將家中所有珠寶丟在地上說:“毋不為他人守也”。諸惶惶不安,一片混亂。

高後八年八月庚申晨,御史大夫曹密有事在相國呂產處呂產派往齊地謀求齊王罷兵的使者郎中令賈壽歸來,他埋怨呂產道:“王不早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並將灌嬰與齊楚之地姓諸王侯已經聯兵“欲誅諸呂”的事告知呂產,催促呂產“急入宮”。曹窯聽到後,立即快馬加鞭飛報陳平、周勃。

於是周勃當即趕往北軍駐紮地,“欲入北軍,不得入”。周勃找到掌管軍隊符節的紀信子襄平侯紀通,要他拿著符節假稱皇帝有令要周勃率領北軍。周勃又命令寄予典客官劉揭對呂祿說:“帝使太尉守北軍”,令你速回封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

呂祿以為酈奇不會騙自己,“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劉氏集團終於奪得了兵權。周勃進入北軍兵營,立即釋出命令:“為呂氏右祖,為劉氏左祖。”全軍將士“皆左”,北軍遂為周勃所掌握。但是南軍尚在呂產手中。曹窯這時已將呂產“急入宮”之事報告了丞相陳平。陳平當即找來朱虛侯劉章,要他去協助周勃。周勃命令劉章“監軍門”。陳平又命令曹通知把守皇宮的尉衛,不準呂產入宮。這時呂產還不知道呂祿已失去了北軍,率領一批人馬,企圖進入未央官,挾持皇帝。把守官門的尉衛不準昌產入內。呂產無計可施,在宮前“徘徊往來”。

曹見狀,“恐弗勝”,立刻飛馬報告周勃。周勃擔心“不勝諸呂”,未敢公開宣佈誅滅呂氏令劉章率領幹餘兵卒“急入衛帝”。當劉章從邊門進入未央宮時,見呂產已在“廷中”。雙方對峙,待到日落時,劉章領兵攻打呂產。產敗逃,其手下將卒“莫敢鬥”。劉章“逐產,殺之”。

接著劉章又“長樂尉衛更始”,遂即回馬“弛入北軍”。周勃高興地向劉章祝賀道:“所患獨呂產,今已誅滅天下定矣。”立即派出軍隊“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又“捕斬呂祿”,“管殺”。接著“使人誅燕王呂通”,而廢呂維外孫魯王張。“徙濟川王(劉太)王梁,立趙幽王(劉友)子劉遂為趙王”。

派劉章“以誅諸呂氏事”通知齊王劉裹,“令罷兵”。灌嬰知呂氏之亂已平,亦罷兵滎陽,回到長安。至此,在忠於劉氏的太尉周勃直接指揮和陳平大力協助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一舉消滅了呂氏集。

呂氏家族覆於旦,劉氏家天下得以復振,呂雉殫精竭慮所營造起來的劉呂聯合政體終於破誅滅呂氏集後,誰繼帝位就成了頭等大事。劉澤系宗室之長,他與周勃、陳平等輔佐大臣以及在長安的劉氏宗族及更二千石以上的官員相商討,一致認為呂雉所扶立的傀“少帝”劉弘,“非真孝惠子也”,是呂雉“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後宮”,立為帝,為的是“以強呂氏”。

現在“已夷諸呂,而置所立”,這樣下去,“吾屬無類矣”,決定廢掉少帝劉弘,“視諸王最賢者立之”。在封建制度下,以血統承襲帝位,是被視為天經地人之事,只有這樣做才有利於防止“危宗廟亂功臣”的內亂髮生,才能維持萬世一系的傳統。帝制是實現地主階級專政的種重要制度,而皇帝的思想傾向如何,能力之強弱,就會直接影響到整個地主階的統治。

正因為如此,周勃、陳平等重臣認為,“為宗廟社稷計,不敢忽”。計議的結果與會大臣們認為代王劉恆既是當今劉邦僅留下的兩個兒子中年齡最大的一個,且“仁孝寬厚”,更重要的是外家仁弱,其母氏“謹良”出身微,與氏毫無瓜葛。不像齊王劉,母家系呂氏“惡人”;而淮南王劉長,母早年自殺,劉邦“令呂后母之”。鑑於“呂氏以外家惡,而幾危宗廟亂功臣”之血的教訓,心有餘悸的眾大臣,很快地取得了一致意見,認定立底出的代王劉恆“最宜稱”。

大臣們議定後,於高後八年(前180年)間九月(己西)“丞相陳平、太尉周勃等使使迎代王”。權力鬥爭風雲,變幻難測。劉恆得訊,與幕僚和母親多次商討,“猶豫未定”。又求之於神靈,“ト之卦大吉”。又遺母弟薄昭去見周勃打探“所以言立王意”。為了更有把握又“使宋昌先馳之長安觀變”,戰戰兢兢,深恐中計。直到摸清了周勃、陳平等重臣並無他意,方才啟程赴長安。劉恆東至長安郊外渭橋,“群臣拜謁稱臣”。周勃“跪上天子璽符”。

劉恆“數讓”,但在“群臣皆伏固請”之下“述即天子位”廢少帝劉弘。劉恆外藩承統,易元稱制,是為文帝,劉氏的一統家天下,得以恢復。昌劉昌結盟之略,共治天下之策,終於“無益”,化作南柯。

呂氏集團一朝覆滅,劉氏家天下得以重振,部不是偶然的。司馬遷的評論是:“惠之早殞,諸不臺,崇疆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友,大臣同疑,遂及宗禍。”東漢思想家王符也指出:“當氏之貴也,太后稱制而專政,祿、產秉事而握權,擅立四王,多封子弟,兼據將相,外內結,自以雖湯、武興,五霸作,弗能危也,於是廢仁義而虐,滅禮信而務譎詐,海內怨痛,人慾其亡,故一朝摩滅而莫之也。”

結語

從歷史事實來看,在當時封建傳統觀念佔支配地位的情況下,呂雄權,扶植諸呂,外專政,不得人心。正如劉恆屬下宋昌所說:“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為王,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皆左祖,為劉氏,諸呂,卒以滅之。”由此可知,任何政治集國,一旦失去了人心,就註定了它的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