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上海博物館有個“暫得樓“。提起“暫得樓”，就不得不提民國上海大收藏家胡惠春。當年帝國敗落，各種宮廷收藏御用之品，或以賞賜為名或因盜竊，大量流失海外，胡惠春等一些收藏家出於愛國之情，阻止祖國的文化遺物外流，不惜以重金收購。於1988年全部捐獻給上博。

“暫得樓”是胡惠春的收藏堂號，此堂號源於王羲之名作《蘭亭序》：“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怏然自足”。從中我們可以看出胡惠春對於藏品雖有賞玩之好，卻無佔有之心，而且實際上他也是這麼做的。

胡惠春主要珍藏明清御瓷，尤愛單色釉。他晚年以捐贈和拍賣的方式散去大量藏品。千帆過眼、繁華落盡，那時的胡惠春已不再執著於器物的擁有，而進入到空無之境。

正所謂虎父無犬子，胡惠春的父親是被稱為“中國十大銀行家”之一的胡筆江。胡惠春年少時，胡筆江並沒有急功近利地把兒子培養為金融人士，而是聘請名師在家教授四書五經，使其接受傳統的儒家教育，先成人、後成才。因此，在胡惠春進入上海聖約翰中學前，已經深受中國文化影響，並且對中國文史與藝術很感興趣。

中學畢業後，胡惠春順利進入當時著名的燕京大學，攻讀地質學。上大學時，胡惠春喜歡上了陶瓷，也開啟了他的收藏之路。

胡惠春購入的第一件古董是一件19世紀的民窯筆洗，那是他從上海的小古董店裡淘來的，對這件首次獲得的藏品，他總是津津樂道。因為戰亂不斷，胡惠春全家數經遷徙，他都會留下大部分藏品或送出，但這件筆洗他一直帶在身邊。

而且在瓷器收藏中，胡惠春以明清官窯作為收藏核心，單是清代官窯精品就達九十餘件，可以說代表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景德鎮瓷器生產高峰時期的作品。過去一般藏家收集清瓷，多以乾隆為限，個別亦兼及嘉慶，胡惠春先生兼及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光緒甚至宣統瓷的收藏，其中很多都是成對器物，並多數有官窯款，極難能可貴。

1938年8月24日，胡惠春的父親胡筆江乘坐的飛機遭遇日本軍用飛機截擊，機墜人亡。在承受巨大悲痛之後，胡惠春放棄了以文史與藝術為主業的想法，子承父業掌管中南銀行。

在忙碌的銀行事務之外，讓胡惠春念念不忘的還是那些令他魂牽夢繞的收藏品，他也依舊沒有停下收藏的腳步。

1945年，胡惠春受聘為北京故宮陶瓷專門委員。1950年，他又受聘為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委員。任職期間，他將自己珍藏的明清官窯瓷器等各類文物268件，捐獻給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

隨後，胡氏全家移居香港。在港期間，他曾協助大陸購回赫赫有名的“二希”帖——王珣的《伯遠帖》和王獻之的《中秋帖》。

1960年，胡惠春又積極參與建立香港著名文物收藏團體——敏求精舍。後曾八次擔任敏求精舍的主席。“敏求”語出《論語》：“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意思是，我並不是天生就懂得，而是追慕古人、勤奮求索罷了。

所以“敏求精舍”就是勤奮研習古代文化的修煉之地。胡惠春到了晚年健康轉壞，原來飽滿的臉頰都瘦削下去。雖不能再參加敏求的活動，他仍然稱之為“我們的會舍”。

退休後，胡惠春移居美國。他對於收藏有著極其完美主義的追求，比如只要任何一件清代官窯瓷器有絲毫瑕疵，他都不會接受。而且其藏品多成雙配對，為的就是陳列時的美觀。

後來，胡惠春的部分藏品在1985年6月交給紐約蘇富比舉辦專場拍賣，轟動一時。該場拍賣共計79件明清瓷器，其中1件明嘉靖五彩魚藻紋罐（原藏1對，這次拍賣只拿出1件）以110萬美元成交，創下當時中國瓷器拍賣最高紀錄。

事隔7年，胡惠春將另一件明嘉靖五彩魚藻紋罐再交蘇富比拍賣，結果拍到260萬美元，再創中國瓷器當年的超高天價。

胡惠春除透過拍賣釋出藏品外，1989年更將101件自晉至清的歷代瓷器精品，捐贈給上海博物館。上博為其出版專書，並以胡氏堂號“暫得樓”為名，開闢專館陳列。

2012年，香港蘇富比隆重推出胡惠春遺珍專場——“敦樸涵芳：胡惠春舊藏清代單色御瓷”，12件瑰寶全數成交，創下成交率100%的白手套佳績，總額高達8446萬港元。

胡惠春舊藏 清乾隆 仿汝釉桃式洗，在2012年香港蘇富比秋拍中被亞洲古董商以458萬港元買下。

曾先後於1992年和2000年上拍2017年佳士得香港秋拍中再次上拍，並以2。1385億港元成交

然而，垂暮之年的胡惠春對藝術及收藏失去了興趣。他晚年曾寫下老子《道德經》中的語句“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意指愛的太深、擁有的太多，必會為其所累。

這位感性、敏銳及熱誠的收藏家，終究看透緣起緣滅，領悟生死輪迴，不再執著於“收藏”，而是學會“放手”。這正是他全身而退、進入空性的歸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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