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的民族文化是經歷五千年沉澱孕育而成

中華民族厚重的民族文化，是在獨特的自然環境、社會文化、政治格局等因素的相互作用中，在五千多年悠久的歷史文明中孕育而生的。

獨特的民風民俗、傳統的倫理道德、深厚的人文精神以及，具備標識性的傳統文化，構成了中華文化民族性的主要內容。

文化的民族性是建構民族身份，形塑民族心理的重要途徑之一，這實質上是一個民族文化和傳統文化的認同問題，不僅與文化的世界性、多樣性有關，而且關乎民族文化與傳統文化的傳承和發展。

任何國家或區域的文化都包括，民族性文化與世界性文化兩個部分，從傳播學的角度來看，物質文化的世界性較為明顯，傳播較快，易於被其他民族所吸收。而制度和精神文化的民族性較為顯著，不易於變化。

這就意味著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價值觀念、倫理道德等民族性文化，是經過長期的歷史積澱形成的，相對穩定、成熟，不易於變化和傳播。

新世紀的武俠電影，未能正確處理民族與世界文化間的關係

在文化全球化與視覺文化的語境中，電影因其視覺化呈現、大眾化接受以及意識形態實踐，等特性自然成為標識民族特色、承傳民族文化的重要工具。

武俠電影也不例外，然而新世紀以來武俠大片的編導，為迎合觀眾的審美趣味，獲取高額票房收入，未能正確處理民族性文化與世界性文化間的關係，也未能實現對中國民族性文化的“現代轉化”。

武俠電影中雖仍然包含有大量的傳統元素，但從符號學的角度來看，這些具備標識性的文化元素內涵，與其外在表意相互悖離，電影中的民族性文化符號，僅僅作為吸引觀眾的空洞的能指而存在。

武俠電影——一個本身近乎純粹指向“中國文化呈現”的型別電影，就此喪失了文化個性，片中的俠客人物也成為一個個穿著古裝的當下人。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新世紀以來的武俠大片，在承傳文化的民族性方面暴露出“怎樣敘述傳統”、“如何轉化傳統”的合法性危機，尤其是價值觀層面的文化傳統如何敘述、如何轉化的危機。

比如，《投名狀》等武俠電影，對儒家文化持有強烈的批判態度，著力表現儒家文化的缺陷，儒家文化由此失去了闡釋故事、人生理想與人物情感這一根本價值。

客觀來說，儒家文化固有其精華與糟粕，編導人員對此進行質疑、批評未嘗不可，但問題在於，“我們在回顧歷史、理解現實及想象未來的時候，既失去了儒家文化這一傳統依據，同時又未能建立一種有效的、具有文化特色的價值體系及其話語”。

實現民族和傳統文化資源的轉化，成為武俠電影的迫切需求

當然，佛教文化也是中國重要的文化傳統之一，如果武俠電影能充分傳達，佛教文化的精義要旨，無疑這將對凸顯民族特色、增進民族認同大有裨益。

但這些武俠大片在否定儒家文化的同時，也並未有效傳達佛教在人生觀、價值觀層面的宗教價值。在《蘇乞兒》和《關雲長》中，佛教文化依然被當作，一種標識性的文化符號和消費符號，其對佛教文化的詮釋實質上，是經過修正後的實利主義，表徵出嚴重的文化危機。

除了對儒家文化的否定、對佛教文化的粗淺詮釋，更深重的文化危機，潛藏於電影故事本身，所傳達的價值觀中。

傳統武俠大片傳達出一種，近乎偏頗的價值取向，影片紛紛以否定人性的高貴善良，來凸顯理性深度，善惡相間的人物形象表面上真實、飽滿，並透露出深刻的意蘊，但事實上折射出的卻是，人性的冷漠和自私，是一種典型的現代犬儒主義。

而這正是人們在對“複雜現實”理性認知基礎上的退縮，與處於社會轉型期的中國社會密不可分。伴隨著經濟體制的變革、社會矛盾的不斷激化，以及多元文化價值觀念的滲透，具備意識形態屬性的武俠電影，也成為這樣一種現實的表徵形式，其在質疑傳統文化價值觀的同時，又未能找到恰當精神支撐。

喪失了民族特色的武俠大片，不僅不能在世界性文化中獲取立足之地，獲得豐厚的商業利潤，而且也因為不能準確把握，本土受眾的審美心理而遭受到強烈的批評和譴責。

由此可見，實現民族和傳統文化資源的“現代轉化”的需要，對武俠電影的創作提出了迫切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