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韓石山

我原先是寫小說的，上世紀90年代初，忽然放棄了小說寫作，其原因，說出來怕沒人會信。而在我，卻是實實在在，不欺人也不欺世。簡略了說，寫小說，能虛構，反而易遭受批評，道理是，既然可以虛構，你怎麼不這樣虛構而要那樣虛構？而寫傳記，只要傳主選對了，材料第一，據實寫來，縱然不合時宜，別人也不好找茬兒。

自從寫起人物傳記，我給自己定下一條鐵律，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材料上絕不能造假。寫《李健吾傳》，自認為做到了。連颳風下雨，若無文字記載，也不臆測捏造。然而，到了寫《徐志摩傳》時，我卻自食其言，造了一次假。

《李健吾傳》的初版，是1997年北嶽文藝出版社出的。到了2006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又出了第二版。或許是《李健吾傳》的成功，讓我在傳記文學界有了點小小的名聲。寫完《李健吾傳》不久，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的朋友問我願意不願意為他們的“中國現代作家傳記叢書”也寫上一本，說是這套叢書已持續十年，到了尾聲，擬定的名單裡，還有三個作家無人認領，何其芳、馮雪峰和徐志摩，問我願意寫哪個。我說，那就徐志摩吧。這也是因為剛寫了《李健吾傳》，對徐志摩回國之初的事情有所瞭解，覺得寫他的傳記，是能出彩的。

在《徐志摩傳》上的這次造假，讓我此後十多年一直問心有愧，覺得良心不安。

事情是這樣的，寫到第10章《編晨報副刊》時，遇上這麼個事兒。1925年10月，徐志摩接手編輯《晨報副刊》，風生水起，有聲有色。第二年7月，胡適赴英國參加中英庚款諮詢委員會的會議，取道莫斯科前往，在莫斯科小住兩天，訪問一些蘇方人士，參觀了當地的學校，看了一些報表材料。胡適由此對蘇聯的教育大加讚賞，赴英途中，給他的好朋友張慰慈寫了三封信。信中說，蘇聯的教育辦得實在是好，依此趨勢做去，將來說不定可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民治制度。張接信後，交給徐志摩，要徐在《晨報副刊》發表。胡大哥的文章，哪有不發表之理？發是發了，胡的看法，也太離譜了，志摩在發表時，加了長長的按語。徐志摩在按語中說，這是可驚的美國式的樂觀態度，僅僅根據幾個報表，就得出這樣的結論，希望適之先生下次有機會，能撇開了報表，做一次實地的考察，那時候再說這樣的話。按語中還說，胡適之所以出現這樣的判斷失誤，一是他過分注重實幹精神，再就是他這幾年沒有出過國，“自從留學歸來已做了十年的中國人”。

徐志摩的批評，出語詼諧，而力量是很重的。胡適是如何應答的呢？在我看過的胡適的作品裡，沒有對此事的迴應。而我認為，以胡適行事的坦蕩，過後一定會對他的這一錯誤判斷表示一點懺悔的意思。

就是在這兒，我犯下了那個造假的錯誤。在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1年2月出的初版本的第207頁上，我寫了這樣一句話：“胡適後來承認，志摩對他的批評是對的。”

我覺得，往後看書，定會發現這樣的說法。

過了兩年，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修訂版，問我可有改的，我說有，只是增加了1928年赴英的事，再就是《交遊》中增加了《邵洵美》一節。要不要刪去那句話，不是沒有考慮，總覺得時間長了，會找到相關內容的，也就沒有刪去。

2010年9月，與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的合同期滿，《徐志摩傳》轉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而這時，離我寫徐傳已過去十一二年（動筆是在1998年），仍未找到胡適承認自己錯了的文字，怎麼辦？想來想去，還是將那句話刪了。

新的《徐志摩傳》中，那一節的末尾，沒了那句話。我的心是安下來了，但尋找胡適承認錯誤的想法，並沒有從我的腦子裡排除。我總覺得，以胡適的胸襟，是應當承認自己當年看走了眼的。

2014年，正在寫長篇歷史小說《邊將》，三晉出版社的社長張繼紅先生要我給他們社寫一本《徐永昌傳》。起初沒有答應，後來見說得懇切，也就應承下來。我的想法是，《邊將》的構思已定，只是寫的事了，可以邊寫《邊將》，邊看《徐永昌傳》的資料。《邊將》一旦脫稿，就可以寫《徐永昌傳》了。為此我從臺灣買了一大批關於徐永昌的書，內中有“中研院”近代史所出的《徐永昌日記》10大卷。

當時小孫子出生，我與老伴都住在北京兒子家。一天晚上，看《徐永昌日記》看到第11冊，即“民國四十一年至四十四年”之卷，在四十三年三月八日條下，分明記著：“胡適之五日在某雜誌社歡迎會上演說，曾言懺悔過去對社會主義的信賴，認為應對資本主義重新估價併力主勤儉起家。”

掐指一算，從寫徐傳此節到找見這個材料，竟用了十六年的時間！

2016年，人民文學出版社要出《徐志摩傳》的插圖本，問我可有修訂的，我說有，便將原本刪去的那句話恢復過來，並補上一個小注，說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