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科舉可以說是一項非常重要的考試，無數人寒窗苦讀十餘年，就是為了金榜題名。不過科舉考試在古代，可是男人的專利，女性是無權參加的。

但是這並不代表女性對於科舉就毫無看法，正好相反，女性對於科舉的態度反而更加重視。那麼明代生活中的女性，到底都是如何看待科舉的呢？

一．當奮祖鞭以看花苑一一科舉改寫命運

明代小說中，不少女性對科舉持肯定態度，對科舉制度有比較明確的認識，懷有透過科舉改寫自身與家族命運的意願。

與很多文人士子一樣，她們在對待科舉上，呈現出一種積極態度，將生活境況的改變與科舉聯絡在一起，在行動上體現出有意識的接近科舉、接近儒生。在這種積極的科舉觀的推動下，她們在小說中的具體表現體現為兩種情況。

一種是女性親自參與科舉，透過女扮男裝的方式進學讀書、參加科考，如聞蜚娥；另一種是透過身邊的舉子達成目的，在與舉子的互動中，藉助科舉來實現身份地位的提升，這類女性在小說中佔絕大部分。這類敢於改寫命運的女性角色的書寫，實際上是明代中期以後，個性思潮的生動體現。

在明代新的社會思潮的帶動下，一些小說中出現了張揚個性、具有自主意識的女性形象，她們努力經營著自己的人生，以科舉制度作為改寫命運的契機。

明代小說中，有女性親自參加科舉考試的情節，彰顯了女性擬透過參與科舉考試，改善社會地位的科舉觀。儘管女性被科舉考試排除在外，但小說中女性參與科考的情節，無疑是對人的自主意識的張揚，是對明後期個性思潮的迎合。

在男子將讀書登科，視為分內之事的古代社會，這種敢於挑戰命運、才智並舉、主動將舉業大任承擔於自身肩膀的女性，是作者書寫的重點。

《二刻拍案驚奇》中，《同窗友認假作真女秀才移花接木》裡的聞蜚娥參與科舉考試，便是出於提升家族社會地位的考慮。

出身於武官世家的聞蜚娥從小胸懷大志：“模樣雖是婚婷，志氣賽過男子”，發奮勤學，只因“見父親是個武出身，受那外人指目，只說是個武棄人家”，為了家人不被世人看輕，聞蜚娥承擔了本屬於男性的舉業責任，體現出“才”與“志”的並舉。

“才”的突出是她刻苦讀書、參與科舉的必要條件，但更為難得的是，她志不遜男。她不因女性身份降低對自己的要求，有著極強的競爭意識，為了提升家族的政治地位與父親的處境，她選擇女扮男裝進入學堂接受教育。

經過數載苦讀，以“聞俊卿”的身份考取童生，取得參與鄉試的資格。聞蜚娥的才華雖為她帶來了“科名”，但她深知自己的性別無法長期扮演舉子，只好拒絕參加鄉試。

聞蜚娥的形象，與徐渭雜劇《女狀元辭凰得鳳》中的黃春桃類似。雖然兩人最終都回歸到男權社會中的傳統軌道，但比起其他女性來說，她們己然突破家庭範圍，在更為廣闊的社會空間施展了才智，體現了異於普通女性的科舉觀，展示了作者對於突顯女性意識的大膽嘗試。

小說中屬於市民階層的女性人物，也許並無出眾的舉業才華，但卻擅於識人、獨具慧眼，當她們發覺身邊的儒生，具有較高的科舉才能與道德修養後，便會努力接近儒生，同時改變自己的命運。

《張舜美燈宵得麗女》中的劉素香，在上元節與秀才張舜美相遇，見張舜美才華出眾，料想他未來在科名仕途上將有所作為，便傾心於他，發出“我因愛子胸中錦繡，非圖你囊裡金珠”的感嘆。

二人在私奔途中走散，舜美誤以為素香死於非命，立志終身不娶，勤學苦讀，考中解元，赴會試途中與素香重逢，後高中進士，兩人偕老終生。這種能夠“慧眼識凡塵”的女性，在《劉生覓蓮記》中也有體現。

《劉生覓蓮記》中的名妓文仙，欲尋覓一有文才之士嫁之，發覺劉一春有登科之才，對劉生表達功名必得，亦應奮志勤學之意：“吾亦閱人多矣，多伶多俐，多才多美，無逾於君。當奮祖鞭，以看花苑。”心中認定劉生後，為其守身不再接客，歷經曲折後與劉生再續前緣，完成夙願。

《醒世恆言》中，《張淑兒巧智脫楊生》裡的張淑兒因慧眼識人、搭救舉人楊元禮而得到回報。楊元禮與同年落入寺僧圈套，只有楊元禮一人倖免於難，張淑兒見楊元禮談吐非凡，設下苦肉計將他放走，楊元禮中探花後遵守約定與張淑兒完婚。

張母得知前日逃走舉人成為探花時，驚慌失措，張淑兒才對母親坦白：“其實那晚見他風格超群，必有大貴之日。”。《張溜兒熟布迷魂局陸蕙娘立決到頭緣》（《拍案驚奇》）中的陸蕙娘，也有識人之明，見舉人朱源有君子風度，助他逃離騙局，自己也成為知縣夫人。

此外，明代小說中的焦文姬、馬瓊瓊、金玉奴、蔡瑞虹、曹妙哥等人，都懷有透過科舉改變命運的觀念。

在這種科舉觀的引領下，她們接近科名有望的儒生，幫助儒生讀書應舉、或拯救儒生於危難，有勇有謀、獨具慧眼，試圖實現社會階層的跨越，在士子名題金榜之時，她們中的大多數人，也實現了依靠科舉發跡之夢。

二．崇文重舉以才顯貴一一科舉維繫門第

在明代一些描寫科舉情節的小說中，一些出身於上流社會的女性人物，能夠將物質享受暫且擱置，不計較短期的享樂，獨愛才子，重視科舉。

實際上，小說中這類有著高貴出身的女性，是將科舉看作維繫門第的橋樑，比起金錢，男性的文化層次對於她們而言更加重要，體現出答纓世族階層女性特有的科舉觀。

如果說在明代小說中，社會地位普遍不高的平民女性，接近科舉是為了改變命運、改善生活水平，那麼，上流社會中的一些女性接近科舉，則是出於維繫“文化門第”的需要。

封建社會中，上層階級重視“文化”的現象由來已久。早在魏晉時期，門閥士族就以家族深厚的文化傳統為榮，常以家族的文化素養引以為傲。

“魏晉山東士族起家於東漢末年的經學世家，子孫繼承父祖學業，歷官清顯，往往以清顯貴”，這裡所指的“清”便是家風附著在人身上的體現，由於深厚的文化底蘊，而使人沾染上“顯貴”的氣質。

可見除了政治因素外，文化因素也是門閥士族，被世人所重的一大因素。

如《云溪友議》中《辭雍氏》就記載了文士備受推崇的例子，雍某為揚州武官，懷有愛才之意，以重金招文士崔涯為婿，沒想到卻不受女婿待見，崔涯對他毫無尊敬之意，竟在公開場合稱他為“雍老”。

崔涯怠慢岳父固然不合禮數，但他對武人的輕視，也反映出唐代“重文”風氣的濃厚。在唐高宗、武則天時期，科舉制度得到長足發展，高宗時期宰相薛元超以“不以進士摧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國史”為平生三大遺憾，沒有進士及第成為遺憾之首，可見科舉出身己經可以同娶“五姓女”相抗衡，重文思想越發被人們所認同。

比如明代士人楊自懲的妻子張素綸，張氏出身仕宦家族，其父看中楊自懲勤學強幹，便將女兒許配給他，許多族人因楊家貧窮極力反對，有人勸張素綸“汝父陷汝於貧家，將終身不任困苦”，但她仍毫無動搖之意，張父感嘆：“吾固知吾女志識不凡。”，這說明嫁給楊自懲，不僅出於父親之命，還是張素綸自身的意願所致。

這種現象，在《拍案驚奇》的《韓秀才乘亂聘嬌妻吳太守憐才主姻簿》中也有體現。富家小姐金朝霞，認為有才的舉子完全與自己門當戶對。經歷波折嫁給窮秀才韓子文後，見他“才貌甚是相當，哪裡管他家貧？”，心中歡喜，足以說明金朝霞對“才”的重視。

她認為舉子雖貧，但舉子的文化背景能夠與富室匹配，而且當時韓子文還未及第，他的才華及科舉潛力便是女性眼中的“門第”。

《醒世恆言》中《蘇小妹三難新郎》就非常典型，蘇小妹選擇秦觀為成婚物件的原因，便是看中其才華，之所以選擇才子，是出於維繫家聲門第的需要。

小說中蘇小妹出身名門，家父蘇詢與兩位哥哥蘇軾、蘇轍都是以才顯世的名儒，蘇軾、蘇轍更是同科及第，名傾朝野，在這樣的家庭背景中，蘇小妹深受影響，才華橫溢。

蘇詢在擇婿時，有意為女兒“妙選天下才子”，許可她親自鑑賞每個求親者的窗課，蘇小妹依靠自己的文學修為，選出科名前途極佳的才子秦觀，讓秦觀中試後才與之成婚。

小說不僅描寫了蘇詢為女兒擇婿時的心態，還突出了蘇小妹本人對科舉的看法，在秦觀欲完婚之際，蘇小妹提出了“象簡烏紗”的要求，將科舉成名作為婚姻的前提。這種科舉觀的背後，是維繫“文化門第”的需要。

小說中對秦觀的家境未作描寫，卻有意將才子之才大書特書，秦觀的文才成為與蘇小妹成婚的資本。在以學問為“家業”的蘇家，婚姻也體現出明顯的文化交流意味，只有與才子聯姻才能使蘇家的“文名”得以延續，維繫家門良好的文化傳統，畢竟文化背景是維繫門第的重要保障。

可見科舉制度在古代女性的心中的重要地位，也滲透到了女性文化之中，可以說是整個明代的特色文化之一，也反映出古代女性在封建壓迫之下的無奈與悲涼。

參考資料

【1】徐志平。晚明話本小說石點頭研究

【2】陳益源。元明中篇傳奇小說研究

【3】葉楚炎。明代科舉與明中期至清初通俗小說研究

【4】劉海峰，李兵。中國科舉史

【5】郭培貴。明史選舉志考論

【6】劉海峰。中國考試發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