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中國有個老詞曰“書生誤國”，這個詞並不是說讀書人壞，讀書沒啥用，而是詬病歷史上那些只會空談理論的書呆子。對歷史而言，這個詞是十分敏感的，它的出現往往伴隨著極為特殊的歷史背景。不過，許多歷史事件和人物為這個詞賦予了一個新的解釋，或許正如如今不少朋友誤解的那樣——在利益的趨勢與相當一部分古人的自我侷限之下，這些表面看起來謙謙君子的“讀書人”做出了極為可憎且齷齪的事，咱們這篇文章就來舉幾個這方面的例子。
咱們首先要提到的便是老熟人張居正。如今有這樣一種觀點：張居正害了萬曆，因為萬曆本來是個明君聖主的胚子，前者望其成龍，自幼便以聖人的標準處處苛求。然而每個人的成長都是需要空間的，張居正硬是把萬曆這條“真龍”逼成了蛇。再考慮到張居正的私德也絕對稱不上傳統意義的君子，這一君一臣之間的矛盾便更加戲劇化了。然而，與萬曆的自我墮落相比，更可悲的是滿朝文武的兩肋三刀。
縱觀整個中國古代史，下場最可悲的一類人當屬改革家，張居正雖然算是善終，但他卻也未能跳出這個怪圈。在一系列雷厲風行的改革後，據《明史》記載：“自正（德）、嘉（靖）虛耗之後，至萬曆十年間，最稱富庶。”國家面貌面貌煥然一新，國力飛速提升，這些改變令張首輔的個人威望達到巔峰，一時間，朝堂上下人人稱頌，各種三教九流更是變著法子拍馬屁，張居正被生生捧成了“活聖人”。
這段時期，張居正的權勢大得有些離譜了，不少被觸碰利益的權貴指使手下暗中作祟，抓住對方一點點把柄便大肆彈劾。無奈仗著皇帝寵信，張居正一點事沒有，反倒是彈劾者被降職。稍稍誇張點說，張居正幾乎是以一人之力挽救了危局，他本人也並不是那種迂腐的書生，相反，他十分擅長玩弄規則，縱容官員搞“灰色收入”。有這樣一根頂樑柱撐著大局，既能富國富民，官吏也能填滿口袋，可以說是皆大歡喜，大夥兒支援他不就完了唄。然而文人們偏不：你越是受寵，我們就越眼紅，就算皇帝罩著你，我們也得冒著殺頭大罪把你扳倒。功夫不負有心人，張首輔的對手們總算找到了破綻。
公元1577年，張居正父親故去，他按理說應該辭職回家盡孝三年。不過萬曆皇帝專門下旨，特許張居正無視條規，繼續在京任職。皇帝離不開張首輔，大臣們本來也不敢說啥，然而恰恰在這個節骨眼上，一顆隕石從天而降，引發了一場大火。朝廷損失慘重，大夥兒卻無比興奮，張居正樹敵無數在這一刻體現得淋漓盡致，各種各樣的彈劾噴湧而出，甚至有些人不惜睜著眼說瞎話，稱張居正要造反。萬曆要質疑，大臣就拿“天降異象”說事兒：他張首輔要是安分守己，老天爺置於發這麼大火嗎？
結果，原本對張首輔絕對信任的萬曆，硬是讓一群文人撬動了。也正是從這一刻開始，漸漸長大成人的萬曆皇帝意識到皇權似乎正在被相權壓制，長期以來的壓抑慢慢轉變為埋怨和憤怒。1582年，張居正前腳剛走，大臣們後腳就反了：之前某個冬天，皇帝想掏腰包賜百官貂帽，張居正就因為始終沒有戴這頂帽子，這點小事兒也被專門拎出來，人們痛罵他“假聖賢”；有人甚至還因此衍生出“張居正私生活糜亂，春藥吃多了，‘毒發於首，冬月遂不御貂帽’，最終嗑藥致死”的謠言，一個二個說得煞有介事，似乎張居正在榻上翻雲覆雨時，他們就在一邊觀摩似的。後來發生的一切正如我們所熟知：好端端一位柱國名相，硬是讓這群嘴刁的文官罵成了“奸人”，張家也被害得抄家；此事引發的連鎖反應更是對年輕的萬曆皇帝造成了沉痛打擊，甚至祭出了“二十年不上朝”的壯舉。
咱們要講的第二個例子便是于謙於少保，若說張居正延長了明朝國祚，那麼于謙乾脆就是逆天改命，硬生生地掰彎了歷史走向。同張居正不同，于謙就是歷史上那種最典型的正人君子：為官不貪，事事但求問心無愧，忠君愛國，整個人就像一塊鋼板，無懈可擊。然而於謙千不該萬不該，偏偏碰了封建社會的超級禁區——廢立。
土木堡之戰前後那段歷史，大夥恐怕已非常熟悉，咱們在此不多做贅述。在絕境中，于謙力拒遷都南京，從監獄中臨時放出石亨、楊洪等一批可用之人，重整軍隊，安撫軍心，硬是一步步挽回局勢。明英宗被俘期間，正是于謙一手將代宗扶上皇位，若於謙稍稍有點“政治頭腦”，把英宗丟下不管，只要代宗屁股坐在龍椅上，那麼於少保便是大明首功，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然而，一根筋的于謙非要不計代價地迎回英宗，當然了，這種做法無可詬病，但它卻給了對手們扳倒于謙提供了契機。
公元1457年，明朝發生奪門之變，明英宗復辟。在一群官員的起鬨下，英宗對代宗勢力發起了殘酷的清算。于謙作為當時的百官之首，同時也是明英宗本人的救命恩人，英宗本來並不想動他；況且於謙為官正值，既不貪汙也不結黨營私，英宗就算想動他也沒借口啊。結果在徐有貞等叵測之徒的忽悠下，文官們硬是捏造出“于謙不死，奪門之變便是謀朝篡位”這樣的荒謬理論，這才讓英宗下了殺心。值得一提的是，這夥文人給於少保扣的罪名還相當低階。
原來，明代宗深知于謙不貪，索性不再賞賜錢財，而是在京中賜了座大宅子給他。眼看聖恩難卻，于謙便半推半就地收下了，不過他也從沒打算過搬進去住。為了不讓皇上面子掛不住，于謙特意隨便找了些兵甲、玉帶之類的東西放進宅子，每年還抽幾天裝模作樣地去逛一番，表示自己並沒有把皇帝的一番好意晾在一旁。然而，在扳倒于謙的過程中，這些兵甲等物件居然都成了他要起兵造反的“鐵證”。于謙被搞臭後，一群文人暗自得意，反倒是有個太監當朝大罵，說於少保為國解難，剛正不阿，朝廷咋就容不下這樣的正人君子呢？
于謙之於明朝的一切，其實在唐朝也上演過，這也是咱們要講的最後一個故事。公元756年，18萬叛軍直逼睢陽城，城內只有守軍約7000人，敵我差距懸殊，滿城軍民用血肉書寫了唐王朝最光輝的一筆，然而，這場名震古今的戰役卻也解開了封建中國最醜惡的一面。
睢陽城中有兩位主將，分別是御史張巡和睢陽太守許遠。值得一提的是，張巡在軍事上是個鬼才，曾於雍丘一役以兩千兵力同4萬叛軍精銳打得有來有回。許遠則為人寬厚大度，自知在軍事上遠不如張巡，便主動讓權，自己在後方安撫民心，做好後勤保障。雖然張、許二人配合緊密無間，睢陽軍民也足夠英勇，但叛軍實在太多。當睢陽城門被攻破時，城中早已彈盡糧絕，守軍甚至連站起來的力氣都沒了。叛軍把36名守將當眾處死，即便如此，城內居民仍無一人屈服。
雖然睢陽城未能保住，但這場戰役卻成了安史之亂的轉折。不久，敵將尹子奇被斬，唐軍一鼓作氣收復洛陽。平定之後，張巡和許遠分別被追封為御史中丞和待御史，朝廷為兩位國家英雄立祠，畫像入凌煙閣。按理說，這本該是理所應當的事兒，然而兩位屍骨未寒，文人們就又坐不住了。
據《新唐書》記載，大曆年間，張巡的兒子張去疾曾經上書彈劾許遠：“巡及將校三十餘皆割心剖肌，慘毒備盡，而遠與麾下無傷……巡功業墮敗，則遠於臣不共戴天，請追奪官爵，以刷冤恥。”張去疾選得角度十分刁鑽——他嫌自己爹的遺體讓叛軍搞得亂七八糟，許遠卻乾乾淨淨，因此狀告許遠是叛軍奸細，要求皇帝下令剝奪其官爵。這種荒謬的猜測完全站不住腳，甚至堪稱混賬，然而文人看熱鬧不嫌事大，非但不斥責張去疾瞎搞，反而又挖出了不少“黑料”：一群文官義正言辭地指責張、許二人在睢陽城內物資消耗殆盡時殺婦孺為食，吃光小孩後還要對老弱病殘下手，皇上您聽這是人做的事兒嘛？大夥兒不管它究竟有多少可信度，反倒是先圖個嘴快，見人就講，還說得煞有介事。
要知道，十幾萬大軍圍困睢陽城時，張、許曾差人四處借兵借糧，誰料周邊同僚全部裝傻充愣，前者最終也才借到三千人馬，結果還沒靠近睢陽城便消耗殆盡。叛軍得勢時，大批官員倒戈或是乾脆“消失”，然而當唐皇重返帝都時，他們又高呼著跑出來恭迎聖駕了。當初跑路的時候一個比一個狼狽，如今大夥兒在朝堂上再見面，彼此相視一笑，似乎之前的不堪只是昨夜的一場噩夢罷了。他們瞬間忘掉了自己的懦弱恥辱，轉而對救命恩人口誅筆伐，這種丟人的事兒居然在歷史上一次又一次地重演。
這或許便是我們所說的“書生誤國”的另一層意思，有些人甚至把它套上了“劣根”之名。筆者認為，在封建社會、尤其是鬥爭慘烈的權力層中，士人們主動或是被迫地迎合當權者的利益，這並不是古人品格的根本體現，而是利益與社會現實的具體反映，正所謂“有人的地方便是江湖”，這並非一個人或是一群人就可以輕易改變的。縱觀歷史，諸如文章所講的這類故事舉不勝舉，滿嘴仁義道德卻行卑鄙之事的小人更比比皆是，然而，古人中更多的是名臣良將、君子正人。但歷史同時也不止一次地提醒我們：摧垮堤壩的可能不是洪水，而是一窩到處打洞的螞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