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功德於社稷人民，自己一生又不吃大虧不受大辱，無纖芥之患，且不為後人垢病的，差不多方可稱之為聖者，這樣的人在歷史上是少之又少的。張良，字子房，是秦末漢初傑出的政治家，漢高祖劉邦的重要謀臣，也是漢初三傑之一，正是在張良的一力謀劃下，劉邦才最終奪取了天下，建立了漢朝，因此劉邦評價張良說：“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天下初定，張良不居功，激流勇退，劉邦封張良為留侯，食邑萬戶，得以善終。劉基，子伯溫，元末明初政治家、文學家，明太祖朱元璋的重要謀臣，為人耿直不苟且，朱元璋能取得天下，多得益於劉基的籌謀定策，被朱元璋稱為“吾之子房”。
朱元璋建國後，封劉伯溫為誠意伯。後劉伯溫辭官歸鄉，隱行韜跡，口不言功，但因以往曾得罪李善長和胡惟庸，胡惟庸做丞相後，誣陷劉基，受朱元璋猜忌，被奪祿。劉基入京謝罪，偶感風寒，朱元璋派胡惟庸帶御醫探望，按御醫開的藥方服藥，吃後頓覺腹中如有一些不平石塊擠壓在一起，十分痛苦。劉基抱病覲見朱元璋，委婉提出胡惟庸帶御醫給自己看病，及服藥後身體更加不適的情形，朱元璋聽了只是輕描淡寫地說了一些讓他寬心養病的話，不由得讓劉基心寒。不久劉伯溫病死，直到胡惟庸倒臺，劉伯溫子孫方得嗣其爵祿。那麼為什麼劉邦能放走張良，而朱元璋就不能放走劉伯溫呢？
二人所處歷史環境不同。張良所處的歷史環境，正是秦末漢初，吸取秦朝滅亡的教訓，納夏、商、週三代國祚綿長的經驗，復封建，廢郡縣，劉邦大封功臣名將，分封了很多異姓王，也分封了很多列侯。這些諸侯王都有自己的封地和部曲，有很大的實力；而且推行分封，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就很難加強。夏、商、周到秦，都是以暴力推翻前朝才取得了政權，還很少有像王莽、曹操那樣的權臣篡國的情況出現，因此劉邦更關注分封的那些有實力的異姓王，一般不會懷疑像張良這樣忠心而不居功且在朝的小列侯會有篡國之危。
到明朝就不一樣了，統治者為加強中央集權，早已廢除了分封制，完全推行了郡縣制，功臣名將只有虛封的爵位，沒有了實封，一切大權盡歸中央，皇帝成了絕對權威的象徵。但是由此也衍生出了不一樣的朝代替換情形，那就是當君弱臣強時，權臣就會替代幼弱皇帝，改朝換代，王莽如此、曹丕如此、司馬炎如此，南北朝時期的宋齊梁陳也莫不如此，就連以後的隋唐、五代各朝及北宋，概莫能外。這些教訓都是非常深刻的，沒有了分封諸侯王的割據勢力相威脅，來自功臣名將的內在威脅就成了朱元璋所關注的最主要的憂患。
兩個帝王重點關注度不同。西漢初建，劉邦分封了很多異姓王，這些異姓王都有很大的勢力，有自己的軍隊，有自己單獨的政權。而且這些異姓王都是和劉邦一起造反起家的，當時身份都是平等的，最後打下天下，各自都有一份功勞，憑什麼都得聽你劉邦的？因此中央和地方諸侯王之間就有了互不信任，互相猜忌。於是在相互猜忌中，矛盾加深，有勢力的諸侯王就驟然起來反叛，從劉邦登基稱帝到去世，沒有一年能讓劉邦安穩的。在全國範圍內，異姓王反叛此起彼伏，劉邦疲於應付，再加匈奴入侵，劉邦關注這些尚應接不暇，哪裡還顧得上那些分封的地小人少，不包藏禍心，無力與中央對抗的小列侯呢。
劉邦平定了淮南王之後，回到故鄉，與眾鄉親歡聚，他拔劍起舞唱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可見劉邦對國家前途命運是何等的憂心，他真的很需要猛士能幫自己鎮守四方，他能依靠誰呢？那些被他封為小列侯的功臣，本分服從，正是他所依靠的物件，他又怎麼會去加害他們呢。而明朝時候的朱元璋就不同了，他取得天下後，雖也進行了封賞，但沒有實封，沒有分封異姓王。在朝的功臣勳將，都在朝聽命，他朱元璋做皇帝一天，自然沒有什麼人敢奪權造反，但一旦他不在了，讓他的子孫做皇帝，那些功臣勳將還能服服帖帖聽他子孫的嗎？更何況要繼承自己帝位的，是自己幼弱的皇太孫朱允炆呢。
因此朱元璋所著重關注的，是他在世時怎樣清除掉那些以後可能會對皇權造成威脅的功臣勳將，為他的子孫順利繼承皇位鋪平道路，因此他要大殺功臣勳將，胡惟庸案和藍玉案，被牽連殘殺的功臣勳將及家屬官員達四、五萬人之多，經此兩案，開國的功臣勳將基本上沒有了。僅剩的開國元勳徐達，被賜烤鵝食之而死，劉伯溫作為江浙集團的代表，雖一直低調行事，卻也成了朱元璋的隱憂，不殺之自己如何安心而去？於是趁胡惟庸誣陷之機，順手也就給解決了。劉伯溫智謀韜略雖名比諸葛亮，有“三分天下諸葛亮，一統兩山劉伯溫；前朝軍師諸葛亮，後朝軍師劉伯溫”之說，卻最終也沒能逃脫多疑忌自私殘忍的朱元璋之手。
二人的秉性和由此所形成的社會關係不同。司馬遷曾在《史記留侯世家》中感慨道：“餘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意思是說，我原以為張良能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當是一高大威猛的男子形象，當看到他的畫像後，誰知其像貌竟如一美麗的婦人女子，其狀貌真的與其所幹的事業不相稱啊！由此我們也覺得，張良此人為人恭謹溫和，性情和善。從他不離韓王，後跟隨劉邦，一心為劉邦出謀劃策，劉邦稱帝他又一心退隱辟穀看，張良是個忠誠有謀略，卻不喜交往的人。他唯一一次獨自率兵攻打韓王昌，卻吃了敗仗，說明張良領兵打仗能力很有限，是一個瘸子的執行者，卻是一個背後出謀劃策的奇才。
張良崇尚黃老之術，一直想修仙了道，不愛交結朋黨，不戀紅塵富貴，沒有什麼能讓劉邦感到威脅自己統治的地方。而且劉邦和張良私人感情很好，劉邦雖有無賴之名，卻不強人所難。劉邦西進咸陽，自從在宛城遇到張良後，就覺得一見如故；特別是張良為劉邦的出謀劃策，讓劉邦一路西征很快攻進了咸陽，鴻門宴又救了劉邦，劉邦是真的不想讓張良離開自己。但張良卻不忘舊主，一直在幫韓王成復國，儘管他與劉邦很頭圓，但依然離開劉邦，不離韓王成左右，直到項羽殺了韓王成，張良才一心投奔了劉邦，成了劉邦的謀士。
在這期間，劉邦儘管很想得到張良，卻始終與張良保持親密友好關係，始終沒有強留張良，或做什麼過激行為，這說明劉邦寬懷大度，不強人所難。張良的忠誠和張良的為人處世，讓劉邦覺得放心，雖然在劉邦晚年，為戚夫人母子考慮，要廢太子劉盈，張良卻盡力幫呂后保劉盈的太子之位，劉邦到死卻不恨張良，從沒要殺張良之心。要知道，劉邦和樊噲從小是過命的交情，樊噲為劉邦的事業出生入死，多次救劉邦之命，但因樊噲是呂后的妹夫，當聽人說樊噲會與呂后聯合對付戚夫人母子時，病危中的劉邦，毫不猶豫地命令陳平前去斬樊噲，將其頭提來見。幸好陳平多了個心眼，捉到樊噲沒有立斬，而是將其押解回京，還沒到半路，劉邦就駕崩了。
由此可見，劉邦依賴張良，相信張良，從無害張良之心。劉伯溫的情況就與張良大不一樣了。據《明史》記載：“（劉基）性剛嫉惡，與物多忤”。劉伯溫在跟從朱元璋之前，曾是元朝進士，做過元朝的官，鎮壓過農民起義，平定過盜寇之亂，在辭官歸家時，還在家鄉青田，組織力量保衛家鄉。正是在他的組織抵禦下，周圍雖然兵連禍結，盜寇肆行，青田卻未受多大影響，因此劉基在家鄉是很有威望的。劉伯溫受朱元璋強聘之後，為朱元璋出謀劃策，建章立制，建立大明，立下了大功。但他果決讓朱元璋不承認小明王，做事果斷不苟和，也深深印在了朱元璋心裡。
劉基因個性的正直不苟且，也因此得罪了李善長和胡惟庸等朝中重臣。劉基精通易理，深曉“兔死狗烹，鳥盡弓藏”的道理，大明建立後，他不爭功不爭名，激流勇退，回鄉歸隱。但是因以前得罪過胡惟庸等人，胡惟庸做了丞相後，就報復劉基。他著人誣陷劉伯溫欲侵佔家鄉南田的“王氣”。原來劉基為浙江青田九都南田山之武陽村人，南田山的形勢，乃是“萬山之巔，獨開平壤數十里，號南田福地”。《 洞天福地記》中記載說：“古稱七十二福地，南田居其一”。朱元璋好不容易打下天下，就怕以後誰謀奪他的天下，胡惟庸正是摸清了朱元璋的忌諱，才如此誣陷劉伯溫。再加劉伯溫精通易理風水，朱元璋信與不信，都不能容留劉伯溫，於是就奪去劉伯溫的官祿，讓其回京聽命。劉基回到京城，就遭到了朱元璋和胡惟庸的毒手。
環境造就人性，性格決定命運。劉邦雖無賴鄉里，卻父母兄弟俱在，尚有溫情滋養，亭長起家，也知寬懷待人，雖自私卻不太殘忍，尚有人情溫留。朱元璋起身社會最底層，曾乞丐渡日，閱盡人間冷酷，因此，雖明智有略，卻冷酷殘忍，多疑猜忌，為了自己的事業江山，他自私無情，可以完全拋棄兄弟恩親，不顧朋友故舊，忘卻昔日功勳，剝皮萱草，刷洗凌遲，將功臣勳將，拔除乾淨。
雖然劉伯溫低調忠心，但他口無遮攔毫無保留，分析得又十分準確到位，讓朱元璋看到了他與眾不同的高明；他又是江浙集團的代表，具有不威自怒、振臂影從的能力，怎能不讓朱元璋汲汲於心，廢寢忌憚？因此趁胡惟庸的誣陷，正好解除自己隱心大患，何樂而不為呢。
張良溫情和善，不拉幫不結派，明理智謀，斷判得體，不輕易結怨朝臣，深懂適時進退，不居功不自傲，情滋恩潤，不但早讓劉邦對自己放心，也讓劉邦更感到自己的不可或缺，悠遊從容，張束可控，自然能得善終。而劉基雖精通易理，熟黯處世之道，卻性情剛毅，義不苟合；直言不諱，疾惡如仇；只要自己認定的事，一力去做，決不講人情世故。正因為劉基做事愛走極端，能退不退，能緩不緩，能讓不讓，該情不情，再加遇到了一個叫花子出身冷酷無情的主子，儘管有神機妙算之能的劉伯溫，最終還是難逃陷害，不得善終。因此張良能稱謀聖，成為後世武廟十哲之一，劉伯溫卻因結怨逃脫不了皇帝和仇者的忌害，難稱智聖，只能為後人留下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