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中國俠文化史上極為重要的時期，縱觀整個唐代，其社會形成了一股轟轟烈烈的任俠風尚，俠義精神與儒家文人緊密結合。
唐代遊俠詩在數量和藝術上都達到一個新高峰。而在現實生活中，唐代文人也尤多任俠。
俠與儒結合，成為唐代遊俠文化最突出的特點——儒俠。
如果想較為深入地探討唐代文人的儒俠精神，以及其背後的社會原因，就不得不先追溯到俠的源頭。
明確了遊俠文化在歷代的轉變，探析儒俠精神在唐代的特點，並分析構成此種情況的社會經濟原因。因此，接下來將從以上四方面展開，嘗試對此進行探析。一、俠及其起源
何為俠？司馬遷在《史記》中對遊俠下了這樣一個定義：相與信為任，同是非曰俠。
“俠”本身就是一種行為特徵，即輕財、重義，擁有很高的威望和勢力，能以強力雄霸地方，而具有此行為特徵的人，就是“俠”。
但與現在對“俠”正面評價較多的觀念不同，古代對於“俠”多有貶低。
依據現存典籍的記載。
韓非在《韓非子·五蠹》篇中最早提及
“俠”
之名，認為
“俠以武犯禁”
，是危害國家社會的五種蛀蟲之一。
而荀悅在《漢紀》也認為遊俠不遵守法律制度，對禮義綱紀和等級制度構成很大威脅。
這些對於遊俠的負面評價，可以歸根於“俠”的遊離於統治體系之外，面對那時各類壓抑人性的制度法律，他們仍然能夠保持自己獨立自由的個性。
不在意各種封建禮法的約束，四處周遊卻不事生產，“不安居，不樂業，不守法”，自然而然受到統治者的敵視。
而
“俠”
這種遊離於統治秩序之外的特性，從其誕生之時就已經存在。俠誕生在中國奴隸社會的末期。
春秋與戰國之交，奴隸制度迅速瓦解，新生的新興地主階級初登歷史舞臺，列國為了爭霸求強紛紛變法。
“俠”作為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誕生於社會大變革、大動盪之際，他們重視武力，並在“禮崩樂壞”的時代很快壯大起來，自然天生就缺乏對權威的恐懼。
因此，
“俠”的起源與行為特徵，都決定了這是一種與統治體系格格不入的事物
，約束
“俠”
的，不是法律，而是
“義”
與
“名”
。二、俠文化在唐代前的發展
春秋戰國後，
“俠”
依然作為一個特殊的群體活躍在歷史中。西漢的司馬遷就專門為遊俠寫了《遊俠列傳》。
其中雖然有
“其行雖不軌於正義”
的批評，但也不乏
“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
的讚揚之語。
東漢的班固也在《漢書·遊俠傳》中對遊俠進行較為客觀的描寫，一方面不滿其
“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
。
另一方面也對遊俠群體“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的行為進行讚賞。
但自漢代後，官方敘事裡的“俠”悄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文人作品裡“俠”身影的活躍。從此，俠文化完成了由官史記述到文人歌詠的重大轉變。
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極度動盪，朝代頻繁更替，儒學權威一度跌落谷底，在吏民無恆主，政令朝令夕改，豪強世家勢力急劇膨脹的黑暗現實中。
人們渴望有英雄可以匡扶正義，平定天下，而“俠”切合到人們的這種需求，俠文化得以繁榮一時。
曹植的《白馬篇》，吳均《邊城將》，陶淵明《詠荊柯》等名作，皆透過歌詠遊俠。
描繪出自己心目中的遊俠形象，進而寄託上自己報國酬恩、豪傑仗義等各種人生理想。
在這一時期，“俠”失去了史家作傳的光芒，卻被文人賦予了更高的社會價值，進而成為一種理想人格的象徵，並在之後的唐代繼續大放光彩。
任俠風氣，是唐代僅次於儒、釋、道的社會思潮，“以文犯法”的儒與“以武犯禁”的俠相融合，形成在唐代盛行的儒俠精神，成為唐代社會中的一抹亮麗色彩。
鄧繹在《藻文堂譚藝·三代篇》中記載：
“唐人之學博而雜，豪俠有氣之士，多出於其間，見諸文辭者，有韓愈、李白、陳子昂、柳宗元之屬。”
既是唐代文人任俠的一個明證。
唐代文學上的俠文化也很繁榮。
唐代的遊俠詩篇極多，單以“少年遊俠”為主題或主角的，就達三百多篇。
而女俠形象在唐傳奇中也時常出現，《虯髯客傳》中的紅拂即是一個典型代表。此外，與以往不同的是。
唐代文人除了歌詠遊俠精神，還經常仗劍行俠義之舉，儒者，也常常是俠者，
儒俠風氣之盛，可見一斑。
對於唐代文人而言，
“俠”
，是一種繼承自魏晉南北朝，並進一步發展的獨特理想人格。
唐代文人強化了
“俠”
尚武、陽剛、追求正義、抵禦外敵、報效國家等特點，並
期望透過與“俠”結合。
補足儒家文人中缺少的陽剛之氣，形成個性獨特的主體意識，文武兼備的健全人格，功成名就的人生理想。
詩仙李白，就是唐代儒俠的典型代表。李白在小時候就曾學習過劍術，成年後，俠客的幹雲豪氣在他的身上更加明顯。
“託身白刃裡，殺入紅塵中”
即是李白尚武任俠精神的典型範例。
而除了尚武外，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也是唐代儒俠的一大特點。
李白的
“擊築飲美酒，劍歌易水湄。經過燕太子，結托幷州兒”
，正是唐代儒俠的一個縮影。
那麼，唐代的儒俠精神，到底是怎麼產生的呢？為何它在其他朝代不顯，卻偏偏在唐代大放異彩？四、唐代儒俠精神的社會成因
一切社會精神之產生，都離不開其最根本的經濟因素。唐代國力強盛，政治開明，經濟繁榮，知識分子群體總體呈現出昂揚向上的精神面貌，這為儒俠風氣的高漲，給予了最堅固的基石。
政治上，李唐王朝的統治者政治開明，無論朝堂還是鄉野，人們都可以較為隨意地議論朝事
，這為儒俠風氣的盛行給予政治上的一份保障。
軍事方面，唐代統治者出於鞏固邊防和開疆拓土的需要，大力獎勵軍功，促使唐代文人形成嚮往邊塞的社會思潮，推動尚武俠義風氣的產生。
而且，唐王朝的統治者有意透過徵募少年遊俠去邊塞征戰，以此來化解和改造利用這些力量。
陳子昂在《上軍國機要事》就曾經提議：
“有粗豪遊俠，亡命奸盜、失業浮浪、富族強宗者，並稍優與賜物，悉幕從軍，仍宣恩旨慰勞，以禮發遣。”
這種做法，客觀上使得遊俠從軍成為唐代社會階層躍遷的一條途徑，促使遊俠風氣的流行。
遊俠除了邊塞遊俠，還有流連於都會市井的都市遊俠，他們鬥雞走馬、豪飲縱搏、遊冶宿娼，這些行為只有在經濟繁榮的城市才可能見到。
唐代經濟繁榮，形成許多商業都市，
繁榮的都市商業，為唐人任俠提供了物質基礎，
盛唐遊俠風氣在這一點上體現得最為明顯，這是經濟方面的原因。
文化上，李唐王朝多“胡風”，也助推任俠風氣的生長。
唐代之前，北方長期戰亂，各民族漸漸融合，北方少數民族的尚武任俠風氣也藉著李唐王朝的建立，漸染人心。
陳鴻《東城老父傳》中記載：
“今北胡與京師雜處，長安中少年，有胡心矣。”胡人的尚武任俠精神，為唐代任俠風氣的盛行注入了新鮮血液。
另外，唐代文化包容，三教融合，儒學的入世進取，殺身成仁以取義，在一定程度上與俠的追求“義”，不畏強權的特點相結合，助推儒俠精神的產生。
唐代建立初期，李淵父子曾經大量依靠遊俠勢力。
豪俠盛彥師
“率賓客上謁，授行軍總管，從平京師”。
佔領長安時，又頒佈《授三秦豪傑等官教》，吸引遊俠豪傑為之效力。
有此淵源，唐王朝對於遊俠勢力限制較少，使得遊俠文化得以生存和發展。
而除此之外，極為重要的一點是，原本源自春秋時期的重義輕生、行劍攻殺、肆意恩仇的俠客。
在歷代發展中，由於為統治者所不容，因此“俠”要麼被打壓，要麼漸漸化為統治者所用。
至於唐代，留存下來的“俠”，並非遊離於統治體系外的“春秋原俠”，而是得到官方預設的，價值觀念被統治者接受的“俠”。
梳理前文
“俠”
在歷代的變化，可以發現，俠義復仇，義酬知遇為主流的春秋戰國俠客。
到了魏晉時期，俠客的社會價值由原先的酬恩、復仇，轉向建功立業，到了唐代，任俠完全為儒家所化，
其俠義精神為儒家內在的“禮義”思想所融，故而得到儒家正統思想的認可。
儒者透過“俠”，也可以謀取晉身之資。這也是“俠”得以在文人群體中廣泛傳播的一個重要前提。
參考文獻：
千古文人俠客夢_淺談俠文化在唐以前的發展。田焱
女俠形象投影下的唐文人心態。喬孝冬
唐代少年遊俠詩研究。石燕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