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定要從明朝遴選偉人，能夠進入這個名單的，估計兩隻手就能數得過來，被選出來的或多或少都會有人反對，要說最不容易被反對的，肯定是王陽明。關於王陽明的傳說實在太多了，作為一個大臣，他果斷且快速地平定了宸濠之亂；作為一個士人，他為後世留下了陽明心學，我們都聽說過“知行合一”和“致良知”，這兩個觀念就來自陽明心學，陽明心學是能夠與程朱理學抗衡的思潮。簡單地說，王陽明在事功和思想上都做出了不朽的功績。但這是我們後代人的觀點，如果穿越到王陽明去世半個世紀後的隆慶、萬曆年間，我們會發現當時的人對王陽明的態度要複雜的多。
孔廟有時候被稱為文廟、夫子廟、宣聖廟，最著名的孔廟是孔子出生地曲阜的孔廟，此外江蘇南京夫子廟和雲南建水文廟，也都是全國著名孔廟。孔廟是祭祀孔子的地方，但孔廟中被祭祀的並非孔子一個人，孔子身邊還有100多位儒者屬於“從祀”行列，跟隨孔子一併享受祭祀。能夠進入從祀行列的也不是一般人，整個明朝也只有4人入選，王陽明就是其中之一。但他從祀孔廟的過程並非一帆順風，期間還引發了朝堂上的黨爭。
王陽明因為軍功被封為世襲的新建伯，但在他死後沒多久，桂萼便上疏嘉靖帝，說王陽明非議朱熹，聚眾講學傳播錯誤思想，建議剝奪王陽明的伯爵，這個建議被嘉靖帝採納了，一直到隆慶帝繼位的時候，才再次下詔贈新建侯，並且賜諡“文成”。
隆慶帝剛登基的時候，王學門人徐階擔任內閣首輔，朝堂上出現了要求王陽明從祀孔廟的聲音，御史耿定向請祀王陽明，同時還有給事中趙輄和御史周弘祖請祀薛瑄。一般請祀的提議需要禮部議定，隆慶元年（1567年）六月，禮部議定的最後結果是不予透過，請祀薛瑄不透過的理由是“
謂公論久而後名，宜俟將來
”，至於王陽明，禮部給出的觀點是“
世代稍近，恐眾論不一
”。同年十月，戶部給事中魏時亮上書請將薛瑄、陳獻章和王陽明並祀，這次請求又一次不了了之，沒取得實質性進展。再一次出現請祀的提議，要等到隆慶四年（1570年）的時候了。
請祀王陽明的提議，在徐階致仕後逐漸進入低潮，究其原因，和當時的首輔高拱有很大的關係。高拱與徐階有很大的政治分歧，徐階本人提倡講學，高拱則向來不贊成官員聚眾講學，也不信服陽明心學，在高拱執政的2年多時間中，除了下詔從祀薛瑄之外，很少看到官員請祀名儒的記錄，高拱不但禁止官員聚眾講學，而且還下令禁止奏疏繁詞，一般上奏疏請祀都要詳細介紹所請祀人物的生平及其事功、思想，肯定會很繁瑣，高拱透過這道禁令從源頭上扼殺了請祀的可能性，果然在他執政期間再沒出現請祀的奏疏。同時，高拱還逼走了另一個王學門人趙貞吉，使得朝堂上贊同王陽明從祀的勢力大為削弱。
但王陽明的門人在這段時期並沒閒著，他們一方面蟄伏起來等待機會，另一方面展開積極行動，編輯刊刻《王文成公全書》就是這種努力的一部分。主持編輯《王文成公全書》的人叫謝廷傑，他是江西新建人，縣學生出身，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中舉人，三十八年（1559年）成為進士。作為王陽明的門人，謝廷傑不僅學術上緊跟陽明，行動上也亦步亦趨，他在巡按御史任上，幹了很多實事，彈劾了一些瀆職的官員，並且大力推動地方先賢的祭祀。在他任浙江巡按和南直隸學政期間，分別主持了浙江版和應天版兩個版本《王文成公全書》的刊刻，為推廣陽明思想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耐人尋味的是，在應天版《全書》中，只有彙集全書和督刻全書的官員的題名，浙江版則按照當時的慣例，省一級和杭州府一級的官員的姓名全部都在《全書》的姓氏目錄中。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情況，與明朝士人關於王陽明的看法有關，並不是所有士人都認可王陽明的地位，尤其是那些受程朱理學影響頗深計程車人，對王陽明非常不滿，這種衝突在萬曆改元后發展到了頂峰。先是二月江西巡撫徐栻請祀王陽明，三月兵科給事中趙思誠便上書請罷議陽明從祀，言辭頗為激烈，甚至攻擊王陽明“畔道宣淫”，五月份在南直隸組織刊刻《全書》的謝廷傑請從祀王陽明，幾乎在同一時間，福建道御史石檟上疏直接說王陽明不應當從祀孔廟。
從上面的爭議可以看出來，在王陽明從祀的爭論中，參與朝堂辯論的多是御史給事中這樣的言官，地位高的官員沒有在這次事件中公開表態。其實，以言官率先發難的方式，正是中晚明黨爭的典型手段，在王陽明從祀事件中，最開始是高拱和徐階的鬥爭，作為王學門人的徐階想要從祀王陽明，反對徐階的高拱則明確抵制，雖然後來高拱被迫致仕，導致高拱一派的勢力有所減弱，但越是這個時候，高拱一派的人越要透過阻止王陽明從祀孔廟，來彰顯自己黨派的權力，可見從祀與否，不僅是理學和心學兩大學術流派的鬥爭，同時還是政治紛爭的一大戰場。
在雙方的爭論中，反對從祀的一方主要針對王陽明的道德修養發難，認為陽明人品不佳，《神宗實錄》記錄了當時趙思誠對王陽明的指責之語：“
守仁黨眾立異，非聖毀朱，有權謀之智功，備奸貪之醜狀。
”還指出陽明在平定叛亂後收受賄賂。支援陽明從祀的官員並沒有回懟這些責難，他們反覆討論從祀孔廟的標準，堅持學術和事功結合是從祀的準則，而《王文成公全書》的刊刻恰恰是在彰顯陽明的學術成就的目的下進行的，“謝廷傑們”的努力最終有了效果，萬曆二年（1574年）十二月終於下詔，“
以王守仁從祀孔廟
”。
王陽明毫無疑問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家，他的聲譽隨著時代的發展而愈發卓著，但是我們應該清楚一點，在王陽明去世後的幾十年中，從當時人的觀點和角度去看，我們能夠發現有一種聲音在質疑王陽明。王陽明最終能夠從祀孔廟，過程一波三折，或許只有透過這些不同的視角和觀點，我們才能接近那個更真實的王陽明。
參考文獻
《明史》，中華書局，1974年。
朱鴻林：《孔廟從祀與鄉約》，三聯書店，2014年。
（作者：浩然文史·南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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