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儒家傳統的孝道觀念，朝廷官員在位期間，如若父母去世，則無論此人任何官何職，從得知喪事的那一天起，必須辭官回到祖籍，為父母守制二十七個月，這叫“丁憂”，一般俗稱為父母守墓三年。

丁憂的道理就是之女要報父母的恩。孩子出生的三年之內是沒有生活能力的，離開父母完全無法生存，時刻都需要父母的照料；所以，在父母去世之後，父母不在了做子女的也要時時想念他們，至少在墳前守孝三年。儒家講：“慎終追遠，民德歸厚”，這也是中華民族敬祖祭祖習俗的由來。

自從丁憂形成了儒家制度之後，那麼有沒有對這個制度的補充和完善呢？有的，這就是“奪情”。

奪情起復，就是中國古代丁憂制度的延伸和補充，其本意是為國家奪去了孝親之情，可不必去職，以素服辦公，不參加吉禮。

說完了丁憂和奪情的情況，我們來看看中國古代兩位最具代表性的名臣和能臣：張居正與曾國藩。他倆作為歷史著名人物，又恰好是奪情與丁憂的主角，他們最後的人生結局也與丁憂和奪情的選擇息息相關。

張居正奪情

隆慶皇帝駕崩之後，在李太后和太監馮保的主張之下，明朝的軍政大事都交由張居正主持裁決。張居正作為想幹一番事業的能臣，就開始了大刀闊斧的改革。他主持丈量土地，清理出了大量隱匿的良田，隨後推行一條鞭法；他改革了吏治考察方法，採取考成法去除貪官和庸官；軍事上，他任用戚繼光、李成梁等名將鎮北邊，用凌雲翼、殷正茂等平定西南叛亂。經過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實行，大明社會經濟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新生，朝廷有錢了，吏治也變清明瞭，朝廷呈現出了中興氣象，史稱萬曆中興。

然而，在張居正大力改革期間，其父於萬曆五年（1577年）去世。

按制度張居正應該去職丁憂。在古代中國推行改革，必定是觸動無數人利益的事情，因此，張居正明顯能感覺到，在他還沒有丁憂回鄉時，就有不少官員對他態度轉變。張居正自己在這個關鍵時刻也不想離開，否則改革將功敗垂成；而年輕的萬曆皇帝也有此意，於是張居正在次年回去三個月處理父喪，就奪情起復。

後來，張居正強力推行改革。但1582年張居正病死後，遭到了政治清算，包括萬曆皇帝和眾多大臣在內，將張居正奪爵抄家、家人流放。結局令人惋惜。

曾國藩丁憂

曾國藩曾經兩次丁憂，1852年母喪丁憂，但為期不到5個月，就在朝廷命令下起復，與湖南巡撫張亮基辦理團練，以鎮壓太平天國運動。

時間過去了五年，咸豐七年（1857年）二月，曾國藩因其父去世，於是放下剿匪事務，回鄉奔喪丁憂守制去了。直到咸豐八年六月奉詔奪情再度出山，由湘鄉動身前往浙江，這期間，曾國藩在家中居住了一年三個多月。

曾國藩第二次丁憂期間，鎮壓太平天國起義的事情也不可謂不緊急、不重要，但是他當時還是丟下軍隊回鄉奔喪去了，為此還遭遇左宗棠責罵並絕交，後雖恢復，但這也為兩人一生關係不融洽埋下了種子。

但正是丁憂這段時間，促使曾國藩對國事人事進行了重新認識，可說是他一生的重要轉折時期。丁憂期間，曾國藩改變了自己待人做事過於耿直嚴厲的態度，以更靈活圓融的眼光重新看待世界，最後終於成為清朝中興名臣。

奪情與丁憂，究竟給人帶來什麼不同的影響？

張居正與曾國藩，同樣是一個王朝晚期的名臣，但是一個奪情，一個丁憂，兩人最後卻迎來了完全迥異的人生結局。

那麼，奪情與丁憂，究竟能給人帶來什麼不同的影響呢？

儒家禮制的丁憂制度，表面上看是為了體現子女對父母的孝，但實際上我們不該忽略它的深意：在人生的中間點上，丁憂制度迫使人靜下來，對自己已經進行到半途的人生進行反思總結；經過丁憂期間的思考調整，人可以用更加穩健的步伐去應對人生下一個時段的挑戰。

我們看到，父喪時的張居正52歲，曾國藩46歲，恰逢人生的中間時段，也是古代從政者到達一定政治高度的時期。人如果一直忙碌，不對自己進行反思的話，很多時候就是按照一種慣性在前進，而不會有什麼調整，更談不上有動力去改變、去創新。

中年時期容易發生危機，與我們現代人常常說到的中等收入陷阱非常類似。一個國家的產業發展到一定階段，如果技術和創新跟不上，那麼產業就失去增長動力，會在原地踏步，甚至倒退。人的中年危機也是這樣，體能比不上年輕人，技能還原地踏步，那當然就遇到危機了。這個時候人需要靜下來思考，如果能找到自己的比較優勢，調整好自己的姿態和心態，重新投入戰鬥，那麼很大機率上，人生能迎來轉機，局面也會為之開啟。但如果沒有這個靜心思考的過程，那麼很大機率上中年就真的成了危機視窗，很容易就滑下去了。

古人的丁憂制度，恰恰是考慮了這種情況，在中年時期為古代的政治精英們按下了一個為期三年的暫停鍵。

這三年時間，可以理清人生的來路，可以發現自己的不足，可以找到自己忽略的地方。反思問題之後，那麼在接下來的人生之路上，就可以做出有效的調整，作出迎接人生更大挑戰的姿態和信心，這樣中年危機就可以化危險為機會，甚至綻放出人生第二春。

張居正的奪情，恰恰是省略了丁憂這一步，失去了讓自己靜下心來反思的機會，張居正也因此在專權的道路上越加放肆。比如，當有官員彈劾張居正奪情是“貪位忘親”時，張居正竟然對這幾名官員施加了廷杖責罰，把人打得慘不忍睹。接下來，張居正要對這些處以革職、除名之類的處罰，眾多朝臣上書求情，但可惜張居正不聽，一意孤行。

張居正用“奪情”鞏固了權位，獨攬大權，但這件事也成為他死後被論罪抄家的禍根。

對比湖北人張居正，湖南人曾國藩的丁憂做法，為他後來的成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在為父丁憂之前，曾國藩在為官方面可以說是稜角分明，辦事直愣。比如在咸豐帝剛繼位時向大臣們求諫言，結果咸豐帝被氣得把曾國藩的摺子扔地上了。之後的曾國藩一點也不改，經常上摺子參別人。參之前他還會主動告訴被參之人，說我因為某某事參你一本了，你有意見就回摺子參我吧。曾國藩當時就這樣，還有點為自己的耿直而自鳴得意。之後，曾國藩辦地方團練開始剿匪，但可惜的是，曾國藩敗多勝少，好幾次被逼的要自盡。曾國藩就這樣慘淡經營著，不得其法，直到其父去世，回家丁憂。

正是丁憂的15個月時間裡，曾國藩對自己進行了反覆而痛苦的回憶，檢討自己的前半生。也正是在此時，曾國藩領悟到了“大柔非柔，至剛無剛”的境界， 從而由原來的方正變為圓通，開創了自己的做人做事做官的中庸之道。

後來清軍攻打太平軍屢屢失利，朝廷就讓曾國藩奪情復出，這個時候曾國藩已經從內到外變得圓融，其後的戰事也處理得也更加順利。最終曾國藩率湘軍攻破太平天國首府，立下大功。

結束語

對張居正來說，他本心不願意交出權力而丁憂；之後在他授意之下，運用奪情讓他留下來繼續主政，結果他卻因權力而更加膨脹，賢相的光環一點點褪去，權臣的形象一絲絲加強。隨著萬曆皇帝的長大，他認清了老師張居正對他的矇騙，憤怒之下，萬曆皇帝將死去的張居正抄家奪爵、子孫流放。

如果張居正能丁憂守制，退而反思，事情在極大機率是不會走到這一步的。

對於曾國藩來說，雖然其為父丁憂也不滿三年，但一年零三個月的時間足夠他反思自己、修正未來道路的了。正是這段時間，讓曾國藩從稜角分明有點愣的性格，變得圓融通達，他後來的成功絕對離不開這丁憂期間的反思與轉變。

古人的丁憂制度，不但體現對父母報恩的孝，而且還是一個人中場休息進行自我調節的重要契機。張居正與曾國藩，面對父喪，一個選擇奪情，一個選擇丁憂守制，兩人的不同選擇也給他們帶去了迥異的人生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