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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末至後梁時期,文人入蜀對當地及後世的影響

唐末至後梁時期處於亂世,一些文人為了生存由北部遷入蜀地,由於時代和地域的改變,在由北到南的融合碰撞中,以及文人們在蜀地受到的不同禮遇導致政治地位的不同變化,文人的心態和詩歌創作在入蜀前後也呈現不同的特徵。唐末至後梁時期的文學,綻放著時代的異彩,散發著獨具的魅力。

一、入蜀文人的交遊

文人入蜀之後受到蜀地本土風情的薰染,個人政治遭遇的不同及其他因素的影響,其心態發生了一些改變,並因此帶來創作上的新氣象。但是外來文人的介入,也同樣會給當時當地文化注入新鮮的血液,入蜀文人除了接受蜀地文化的衝擊之外,也同樣給當地文化帶來不可避免的影響。

入蜀文人在蜀地開展了廣泛的交遊,並有很多酬唱詩作的流傳。首先是由北入蜀文人之間的交遊,這批入蜀文人在國破家亡之際入蜀地,內心有著共同的家國之悲,亂世之怨,雖然其入蜀的時間並非整齊劃一,但其在蜀中的生活或多或少會有交集。

本題以韋莊和張道古、韋莊與張嬪和杜光庭、王仁裕與諸門生、花間詞人之間的交往酬唱為例。韋莊與張道古的交遊,可以知道的是由於道古避於蜀中,而韋莊因欣賞道古的才華和品行,故而薦為節度判官。

而韋莊與張嬪和杜光庭,據曹仲芯寧《韋莊入蜀及其蜀中詩歌研究》的觀點可知,史料《蜀中廣記》有記載,張蟥的詩作中有與韋莊、杜光庭、貫休唱和之詩。據史料記載,韋莊和杜光庭當時都在蜀中避亂,有唱和之作但是已經失傳,據此,韋莊與張嬪以及杜光庭在蜀中有些關係。

王仁裕在蜀中生活閒適,與其門下諸生的交流比較多,留下了很多詩作,如《與諸門生春會飲繁臺賦》:“柳陰如霧絮成堆,又引門生飲古臺。淑景即隨風雨去,芳樽宜命管絃開。謾誇列鼎鳴鐘貴,寧免朝烏夜兔催。爛醉也須詩一首,不能空放馬頭回。”

詩作描繪了詩人與門生們在春日的大好時光裡,在笙歌四起的宴會上,暢飲抒懷,寫詩作賦的悠閒生活。還有詩作《示諸門生》等,都表現出王仁裕在蜀中盡享其樂,歡快自由的場景,印證了其圓融變通,順乎時事的性格特點。入蜀之後在出世和入世的選擇中造就了其安於享樂,平和安逸的心態。

而花間詞人牛希濟、牛嶠、毛文錫和韋莊,在蜀中創作的詞作本就有相通之處,寫作上有著傳承和創新。這些文人之並不陌生,即使沒有直接的交往,詩文也都有一些接觸。牛嶠和牛希濟本是叔侄關係,故而交流唱和難以避免。

在諸葛憶兵的《花間詞中的別調——毛文錫詞作初探》一文中認為:“毛文錫結合溫韋的詞作風格,用韋莊的疏朗明白補救溫庭筠的過深過密,含蓄不至於晦澀,明白不至於淺露,好像薄霧中的山巒,既能讓人看清面目,又不能一眼望穿,形成一種婉麗與質直相揉的風格。”故而毛文錫的作品是在韋莊的基礎之上發展的,在繼承中發展。

其次是由北入蜀文人與貫休的交遊。貫休,本是高僧,婺州蘭溪人,其入蜀之後與韋莊交往較多,有作品為證,韋莊的《寄禪月大師》:“新春新露好晴和,間闊吾師鄙怪多。不是為窮常見隔,只應嫌醉不相過。雲離谷口俱無著,日到天心各幾何。萬事不如棋一局,雨堂閒夜許來麼?”

詩作中的禪月大師即為貫休,韋莊在詩作中傳達出與貫休下棋、喝酒、聊天的資訊,說明二人有交往。而貫休有《酬韋相公見寄》:“鹽梅金鼎美調和,詩寄空林問訊多。秦客棄棋拋已久,楞嚴禪髓更無過。萬般如幻希先覺,一丈臨山且奈何。空諷平津好珠玉,不知更得及門麼?”在這一唱一和之間,在談天論棋飲酒作詩之中,足見二人關係之緊密。

貫休還有詩歌《和韋相公見示閒臥》、《和韋相公話婺州陳事》這些詩歌都道出了韋莊和貫休早有交往,所以在唱和之作中,韋莊的思想或多或少會受其影響。除韋莊之外,毛文錫與貫休也有交往,貫休有《和毛學士舍人早春》詩作,詩作題目中的毛學士指的是毛文錫,作者在詩作中表達了對於春天易逝,前朝難在的惋惜和懷念。

據此可觀,毛文錫與貫休也有交往。貫休還有詩作《悼張道古》:“清河逝水大匆匆,東觀無人失至公。天上君恩三載隔,鑑中鸞影一時空。墳生苦霧蒼茫外,門掩寒雲寂寞中。惆悵斯人又如此,一聲蠻笛滿江風。”

據“惆悵斯人又如此,一聲蠻笛滿江風”一句可以看出貫休對張道古的遭遇充滿了惋惜。貫休與蜀中文人交往密切,其獨善和出世的思想自然會影響到這些文人。綜上,無論是蜀中文人內部的交往,還是與貫休大師的交遊,都會影響蜀中文人的創作。同時也繁榮了蜀地的文化,進一步形成了互酬唱和之風氣。

二、入蜀文人蜀後文學對蜀地和後世的影響

唐末至後梁吋期,文人入蜀之後,文學作品發生了一定的變化,這些變化對當地文學以至後世文學都有一定的影響。首先入蜀文人在蜀中安逸享樂的生活狀態和蜀地民間原有的豪放自由的風俗相結合,產生了通俗淺近的文體,再加上文人心態的轉變,詞作這一體裁也就順其自然地產生。

花間詞人作品就是很好的例證。詞作是中原文化和西蜀文化相融合的產物,這一文體的出現記錄了北部文人心態變化向蜀地文化傳統滲透和傳播的過程。

今人張璋、黃畲所編《全唐五代詞》,前後蜀作者共23人,其中外籍入蜀者10人,蜀人4人,不詳者9人。後蜀趙崇祚所編的詞集《花間集》,共錄位18作家的詞,其中14人為前後蜀詞人,這14人中,其中外籍人蜀者7人。蜀人2人,不詳者5人。據此可見,入蜀文人在蜀地的文學貢獻是毋庸置疑,不能忽視的。

同時北部文人影響了蜀地的思想。一方面儒學在巴蜀地區得以廣泛傳播,同時道教文化也得到了大力宣揚。北部中原地域入蜀的文人因受到儒家忠君愛國思想的影響比較深,會有一些懷古念舊之作,這些作品也影響了蜀地對儒家經典的繼承。

據史料記載,前蜀初建,王建便下詔要求迅速恢復學校。可見,文人對蜀地的思想教育有一定的作用。而杜光庭在蜀地傳道佈教,寫了諸多關於道教的小說教義等,這也為道教在蜀地的發展打下了基礎。

文人在蜀中的創作會影響到後世文學,在此作簡要說明:首先,花間詞人的創作體現了蜀地特色和文人內心的某些細微的特徵,“既是文人品格的一次墮落,又是人性情慾的一次張揚,這種張揚更因蜀地文化的興盛而愈顯活躍。”賀中復指出。

孫光憲指出“直接汲取由唐入五代的韋莊、牛嶠、牛希濟等長輩的寫詞經驗,在創作上走著與同輩人和凝、歐陽炯不同的道路並能突進領先,成績斐然,堪稱五代前期詞的有力後殿。”據此可見花間詞人牛嶠的影響。花間詞對宋代的婉約詞派的興起起到了先導的作用。

其次王仁裕等詩人對後世影響深遠。雖然其流傳下來的詩歌不是很多,但是他在蜀地門生眾多,這些門生與其唱和贈答,故他的詩風直接影響到了北宋詩壇,如李昉、王溥等人的創作。雖然其對喪國之痛的切身體會不如杜甫之深沉,但是其悠閒自得的外部表現中仍有值得思考的地方。故而其詩歌創作具有承前啟後的作用。

再次杜光庭對道教的傳播,尤其是對蜀中道教的繼續發展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所以當時人稱讚他“詞林萬葉,學海千尋,扶宗立教,天下第一。”同時他也為道教在北宋的再度復興準備了一定條件。成為道教發展史上一位承前啟後卓有影響的人物。杜光庭的蜀中詩歌也有關於道教思想的一些描繪,適應了當時蜀地的形勢。

三、總結

亂世讓文人作品染上悲涼的色彩,入蜀或許能給予他們生存的希望,但地域的改變使得其命運不盡相同,故而其創作呈現出不同的色彩。在這波折的命運交替中,文人的心態及創作也是同中有異的。

總之入蜀文人不僅受到巴蜀文化的影響,也成為巴蜀文化的一部分,入蜀文人帶來的新鮮的空氣侵蝕著蜀地的固有氣息,巴蜀文化不斷的認同、接受其他區域的生存方式與人生理想。

正如袁庭棟先生說:“巴蜀文化發展的歷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視為巴蜀地區的各族先民以不屈不撓的精神與封閉型的地理條件進行頑強鬥爭並取得勝利的歷史,可以視為巴蜀本地的先民以開放的姿態不斷迎接與融合外來人群與外來文化並取得成就的歷史”。入蜀文人和蜀地文化發生著互動和碰撞,共同譜寫出這一時期這一地域獨特的文學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