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代，由於社會上層的提倡，儒學在各個學派中居於至尊至高的地位，因而“儒醫”也是醫家最嚮往的目標及最高的稱譽。這種情況尤其是在宋代發展到了頂點，醫學被認為是實現儒家理想的最重要途徑之一，所以也是士大夫們除了出仕當官之外最多用心的領域。

宋代名儒范仲淹，有一次到祠堂求籤，問卜自己以後能否當宰相，而籤詞表明不可以。他又求了一簽，祈禱說：“如果不能當宰相，願意當良醫”，結果還是不行。於是他長嘆說：“不能為百姓謀利造福，不是大丈夫一生該做的事。”後來，有人問他：“大丈夫立志當宰相，是理所當然的，您為什麼又祈願當良醫呢？這是不是有一點太卑微了？” 范文正公認為：作良相固然可恩澤天下，既然神靈不允，自己命運不濟的話，那麼能實現救人解難心願的，就莫如良醫了。因為作為良醫“上可療君親之疾，下可以救貧民之厄，中可以保身長全”，除此以外，沒有比這更好的途徑了。此後，“不為良相，則為良醫”就成為曠世流風、儒士箴言，也為一些不得志的文人學士留下託詞，聊以自慰。

宋代儒士往往以不知醫為羞，不少士大夫親自整理收集民間驗方、家藏方，為醫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如陸游的《集驗方》、蘇軾和沈括的《蘇沈良方》等都屬於此類。

再如明代四大醫學家之一的汪機，號石山，著有《外科理例》，明李時珍著《本草綱目》，元代醫學家葛可久著《十藥神書》，明代嘉靖、萬曆年間的針灸學家楊繼洲編《針灸大成》，明末清初醫學科普家汪昂著《湯頭歌訣》、《醫方集解》，清代醫學家陳念祖（陳修元）著《醫學三字經》、《時方歌括》等。由於他們的儒學修養功底較深，故最後取得的成就往往大大高於一般的醫家，在著書立說方面尤為突出，這就為後人留下了寶貴而豐富的醫學遺產與文化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