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中初夏》

四月清和雨乍晴，南山當戶轉分明。

更無柳絮因風起，惟有葵花向日傾。

這首《客中初夏》的作者是北宋政治家、史學家、文學家司馬光。描寫的是詩人在洛陽初夏所見到的景色，然而，如果單純的把它作為一首純粹的寫景詩來解讀，那就未免和詩意所要表達的深意就隔了一層。

司馬光影視劇照

詩人寫這首詩的背景是：因為反對王安石的變法未成而自請貶到洛陽任職。詩人用飛揚的柳絮表達了對那些人云亦云，隨便附和之人的不屑，用向日葵來表明自己愛國忠君的堅定意志。那麼司馬光為什麼要堅決反對王安石的變法呢？本期我們就來聊一聊這其中的緣由。

要想解開這其中的緣由那是和司馬光的性格以及當時的時代背景是分不開的啦。我們先來看一下司馬光，此處我們就不再錄入小學課本中已經學過的砸缸的故事了。

史載司馬光生於公元1019年，字君實，號迂叟，今天的山西夏縣人。為人天資聰穎，孝順父母、友愛兄弟，雖然聰慧，但仍然用警枕時刻提醒自己要勤奮讀書和工作。

公元1038年，二十歲的他通過了科舉考試，開始步入了公務員行列。宋英宗在位前後任諫議大夫，宋神宗時任御史中丞。

公元1070年，因反對王安石變法，自請知永興軍。次年，又自請任西京御史臺，長居洛陽達十五年之久，在此期間嘔心瀝血於《資治通鑑》的編撰。宋哲宗即位後，調回朝中任職。

公元1085年，升任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主持朝政，排斥新黨，廢除新法。數月後去世。追贈太師，溫國公，諡文正。

死後“京師人為之罷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靈柩送往夏縣時，“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家家掛象，飯食必祝”

司馬光砸缸圖

時評其為人忠君愛國、剛正不阿，清廉仁厚、不卑不亢、秉持道義。人格堪稱儒學教化下的典範，受人景仰。曾被奉為儒家三聖之一，讚譽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有法度，每一言行每一舉動都符合禮節。

然而，數年後，便從神壇跌落，諡號被一貶再貶。更有人視其為大奸臣，這個評價的反轉不可謂不大也。那麼前後不過十數年對於司馬光的評價為什麼會有如此大的不同呢，其實這一切還是因為他所反對的變法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定性吧。

那麼王安石等人為什麼一定要變法改革，他們所主張的變法又是怎樣的呢？

原來自大宋建國以來，為了削弱官員的權利，很多官職都是一職多官，這無疑就增加了公務員的數量。同時由於大興科舉、又採用世襲承蔭等政策，這就導致了機構更加的龐大和臃腫。

當時大宋的外患主要來自於北方民族，因而為了抵禦外敵的入侵，實行“養兵”之策無可厚非，然而由於朝廷又害怕武將專權（學他老祖宗那一套），便實行“更戍法”，也就是軍官經常調動，導致了兵將之間沒有任何緊密的感情可言，雖然養兵多多，軍費開支增加，但戰鬥力卻非常弱。

與此同時政府又大興土木，地主、財團瘋狂兼併土地，稅收來源不斷減少，致使原本就拮据的財政變得更加入不敷出。

多中原因的累加，時間一久最終形成了積貧積弱的局面。為了改變這種積貧積弱的局面，增強對外防禦，對內彈壓的能力，以鞏固和加強封建統治。公元1069年，在宋神宗的支援下，時任宰相的王安石發動了旨在改變北宋建國以來積貧積弱局面的改革新政。

宋神宗畫像

從改革原因和初衷來說，這個變法是非常必要的，那麼司馬光等人為什麼會強烈反對呢？

其實，在改革的初期，司馬光等人是支援改革的。但變法在實施的過程中一些理論上原本對國家和人民帶來雙贏的政策在執行時，地方上的一些官員就做的變味了，同時也動了那些既得利益者的蛋糕，由此受到了強大的阻力。

比如青苗法：在每年二月、五月青黃不接時，由官府給農民貸款、貸糧，每半年取利息二分或三分，分別隨夏秋兩稅歸還。這樣既可以增加政府的收入；又限制了高利貸對農民的剝削，一定程度上緩和了階級矛盾。但在具體的執行過程中一些地方官員採用了強制農民借貸；變著名目的增加利息，這就無形中反而增加了農民的負擔。

再比如募役法（又稱免役法）：就是將原來按戶輪流服差役的制度改為由官府僱人服差役，不願服的可以按貧富等級交納一定數量的錢，官僚地主也不例外。目的是為了讓農民從勞役中解脫出來，保證有充足的勞動時間，促進生產發展。

此法無疑可以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可在具體的實施當中呢，一些地方豪強勾結官府，把差役承包，這就導致了一些貧苦的農民原本可以透過服差役減輕負擔的，結果反而是增加了開支。

諸如此類實施過程中變了味的還有很多，時間一長導致了朝廷大批保守派的反對，人民更是苦不堪言，強烈抵制。以至於在變革失敗，王安石被罷相返鄉回老家的途中，親歷了讓他痛心的一幕幕。因他對改革變法的執拗，農民把家中所養的豬喚作“拗相公”以表達對王安石變法的唾罵。

行文至此，這個司馬光和王安石，哪一個是好人，哪一個是壞人的定性就要來了。我們一貫的評價應該會說王安石是壞人，司馬光是好人。

司馬光塑像

其實對他們二人簡單的用好壞來評判是不正確的，可以說他們都是絕對的君子，為官不貪，忠君愛國，都是一心為國為民。他們二人的不合只是政治觀點上的不同，絕對不是為了一己私利。

雖然他們倆在政治上鬥得不可開交，王安石依然讚歎司馬光道：“司馬君，實君子人也！”一個令政敵都嘆為君子的人，絕對不是一個小人！同樣，司馬光對王安石的評價是“介甫無它，唯執拗耳”

簡略的說，司馬光在政治上是標準的守舊派，王安石是改革派。王安石主要是圍繞著當時財政、軍事上存在的問題，透過大刀闊斧激進的方式對經濟、軍事等進行全面的改革。

司馬光反對的並不是王安石變法的本意，而是反對他激進的改革方式。司馬光認為在守成時期，應偏重於透過倫理綱常的整頓，來把人們的思想束縛在原有制度之內，即使改革，也首先要保證穩妥，因為“大壞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臣恐風雨之不庇也”。

所有這些，都必須循序漸進，穩妥進行，而不可能立竿見影，不然會發生好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比如青苗法，他認為這樣一來必然會給地方官吏帶來更大的腐敗空間，他們會藉機不斷提高貸款利息，從而進一步加重農民的負擔，而且後來的好多事實也已證明，從結果來說，司馬光的政治智慧無疑更老練一些。

但王安石變法的成果也是不能一味抹殺的，變法的根本目的是要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增強對外防禦，對內彈壓的能力，以鞏固和加強封建統治。從新法次第實施，到新法為守舊派所廢罷，其間將近十五年。

在這十五年中，每項新法在推行後，雖然都不免產生了或大或小的弊端，但是，基本上都能收到一些效果，“富國強兵”的效果是十分顯著的。

王安石畫像

而司馬光之所以在死後不久，諡號被貶，世人對其評價多變，主要是在其任宰相後，新法盡廢，全盤否定，原本已經有成效的變法也禁止實行，這未免是矯枉過正。

從歷史的發展結果來看，他們新舊兩黨之間從最初改革方式的鬥爭，發展到後來不問對錯只問立場的黨爭，給原本貧弱的國家帶來了非常大的傷害，最終導致了北宋的滅亡。

歷史上幾次著名的變法改革，只有商鞅變法最終是成功的，實現了秦國的強大，然而變革者商鞅本人最終卻難逃被車裂的酷刑。

歷代的改革都是阻力非常大的，王安石變法的再次失敗無疑給後來者深深的思考，也讓那些有改革意志的仁人志士不敢輕易掀起改革的浪潮，他們更大的可能性是自己被浪潮無情的吞噬。

時代在變，物質條件在變，可我們的人性以及人與人之間相處的能量場卻始終沒有變，依然在以不同的人和事演繹著。

王安石的變法從某種角度上來說只是把原來的蛋糕重新分配而已，並不是一起把蛋糕做大。從國家的利益上來說，實現了富國強兵，抵禦外患基本達到了。可農民的利益和生活條件卻沒有從根本上得到改善，而是變得比以前更加的貧弱。

司馬光塑像

變法的最終失敗有其激進的原因的一面，但一切的行事如果離開了所謂的道終將一事無成，而這個道就是動態的平衡，即國家和人民利益的平衡。

司馬光

軒轅

砸缸救友顯聰穎，

警枕安邦為國民。

瀝血嘔心編通鑑，

抵制新法亦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