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22日，布克獎短名單揭曉。之前呼聲較高的長名單候選小說、肯亞作家恩古吉·瓦·提安戈的小說《十全九美》遺憾未能進入短名單。這部小說是恩古吉用其部族語基庫尤語創作、並自己譯為英語版的。恩古吉成為首位以非洲本土語言寫作獲得該獎長名單提名的作家。作為多次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熱門人物，恩古吉出版過多部英文作品，包括《孩子，你別哭》《一粒麥種》《血色花瓣》等小說、自傳、戲劇及文學評論等，是非洲現代文學第一代作家群體“馬卡雷雷一代”的代表作家之一。恩古吉除用英語創作外，還曾用基庫尤語創作戲劇《我想結婚時就結婚》和小說《十字架上的魔鬼》。如今這部《十全九美》從某種意義上也再次印證了恩古吉從馬卡雷雷作家大會以來對於非洲文學創作理念的堅守。

“馬卡雷雷一代”的稱呼源自1962年馬卡雷雷非洲作家大會的深遠影響。他們將非洲現代文學發展的60多年按作家第一部作品出版時間大致分為三代，即50～60年代的第一代，也稱“馬卡雷雷一代”，70～80年代的第二代，以及90年代之後的第三代。儘管有學者指出，這種線性歷史分期方式有諸多不嚴謹之處，但它在某種程度上卻能釐清非洲文學發展的概貌以及同時期非洲作家的一些共同訴求。

20世紀中期，正逢非洲國家獨立運動的頂峰時期，非洲各國紛紛擺脫殖民統治，以獨立姿態出現在世界舞臺。然而殖民統治雖已結束，遺留問題卻仍然極大困擾著這些新獨立的國家。去殖民化成為這些國家日趨緊迫的問題之一，而跨越國界的交流與合作在探討去殖民化的普遍問題上凸顯了重要性。對於新獨立國家的知識分子來說，國家亟待復興，而手握筆刃的他們也躍躍欲試加入去殖民化的浪潮中。在這些年輕的知識分子看來，積極舉辦或參與各類國際作家會議、以極大熱情投入各種文學實踐，是與其他政治活動具有同樣效力的鬥爭方式，用文學表達呼聲正是他們的首要任務。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1962年7月，在新獨立的烏干達首都坎帕拉的馬卡雷雷大學舉行了非洲英語文學作家大會，沃萊·索因卡、欽努阿·阿契貝、恩古吉·瓦·提安戈、奧比·瓦里、克里斯托弗·奧基博、蘭斯頓·休斯、桑德斯·雷丁等作家、評論家及一些知名出版商悉數出席。會議由南非作家、《非洲形象》的作者艾捷凱爾·姆赫雷雷主持。

此次會議首先討論的就是語言問題。與會者就如何定義非洲文學展開了激烈討論：用英語創作的文學作品是否能代表非洲文學？如果那些不用非洲本土語言創作的文學算是非洲文學的話，那麼作品中的非洲特徵該如何識別？是否非洲人書寫的文學就是非洲文學？是否一定要書寫非洲經驗等。

事實上，非洲文學的語言問題一直是非洲文學的焦點問題。南非早在1901年就出現了用本土語寫作的文學作品，也是非洲第一部小說：托馬斯·莫夫羅用布索托語創作了《東行旅者》，但直到1931年才出版。索爾·普拉傑於1920年用英語創作的第一部英文小說《姆胡迪》於1930年出版。到20世紀中期，因殖民地教育及文化政策等多種因素，英語逐漸成為非洲文學作品的主要創作語言。但圍繞非洲文學到底該用本土語言還是歐洲語言寫作的爭論一直沒有停止過。伊巴丹大學於1959年出版的《非洲文學指南》列出非洲文學有關書目。它按照英語文學作品及非英語文學作品分成兩大部分，英語文學作品部分則按照選集、期刊、專題、小說、其他等進行分類，而非英語文學作品下又分為法語區非洲，比屬剛果，南非以及西非四部分。這份指南中非洲文學的概念涵蓋所有非洲人用任何語言創作的文學，卻未得到文學界的普遍認可。

在會議討論中，以恩古吉和瓦里為代表的作家認為，非洲文學必須由非洲語言書寫，只有使用本部族的語言進行創作，才能真正體現本民族的精神，實現文學為人民大眾服務的目的。他們對這次會議的名稱“非洲英語文學作家大會”提出異議，認為“英語文學”這個限定會把大量用非英語寫作的作家排除在外，而且還會預設非洲文學是用英語寫作的屬性。此外，儘管大會設定英語語言文學的參會門檻，但圖圖奧拉並未被邀出席這次會議。早在1952年圖圖奧拉就在歐洲陸續出版了多部英語創作的小說，作品在西方評論界獲得諸多好評。瓦里認為，這次大會有意把圖圖奧拉排除在外，就是因為圖圖奧拉所使用的英語是不符合這次大會所暗含的殖民教育中推崇的“馬卡雷雷式英語”或“伊巴丹式英語”，那是所謂文學創作應該使用的標準英語，而這個標準是由非洲文學的操控者制定的。

恩古吉在1986年發表《思想的去殖民化：非洲文學語言的政治》中進一步闡述其思想：“子彈是征服肉體的手段，語言是精神征服的手段”，如果非洲文學用英語書寫，那麼英殖民者對非洲各國的精神奴役就永不會結束。正因為如此，恩古吉從1978年起決定改用基庫尤語寫作。同時他宣佈放棄原來帶有濃厚殖民色彩的名字詹姆斯·T·恩古吉，而改為基庫尤語的名字恩古吉·瓦·提安戈。恩古吉改名的同一年，馬卡雷雷大會主持人、南非作家艾捷凱爾·姆赫雷雷也為了支援本族傳統，將自己的名字改為帶有本部族色彩的艾斯克亞·姆赫雷雷。

以阿契貝為代表的另一派作家則認為，對作家本人來說，如果英語能夠承載其非洲經歷，則使用英語書寫無可非議，但這個英語絕非“大寫的英語”，而是注入了新的元素，是改變後能適應非洲環境的新英語。阿契貝在1965年發表論文《英語與非洲作家》再次闡釋其觀點，不應該把非洲文學塞進一個簡單的定義裡。非洲文學並非一個單一的整體，而是由能夠反映各個國家的民族文學與能表達各個不同文化的部族文學構成。任何忽視了非洲的複雜性而對非洲文學進行定義的企圖都是註定要失敗的。

馬卡雷雷作家大會的兩派觀點一直延續到後馬卡雷雷時代。第三代作家阿迪契亞在接受採訪時說，她的寫作語言是英語，除非出於情感原因，否則用其本部族語伊博語寫作是不切實際的。恩古吉·瓦·提安戈的兒子、康奈爾大學文學與非洲研究助理教授穆科馬·瓦·恩古吉則表示，後馬卡雷雷一代作家“在英國形而上意識形態體系內思考已經成為一種常態，以至於無法看到這種體系在多大程度上扭曲違背了他們的世界觀。”對於一些作家來說，“非洲文學僅始於1957年出版的《瓦解》。即使當時有那些為非洲本土語言爭取權利的作家，後來也只能用英語寫作。”

正如非洲研究學者蔣暉所言，“因為非洲文學研究的二律背反，非洲文學的語言之爭60多年仍未有定論。”但有越來越多的非洲作家和機構在積極探索，以改變非洲文學用西方語言創作一枝獨秀的局面。

非洲作家比瓦斯戈耶·伯瓦姆維斯基爾在《非洲本土語言寫作的文學是否有未來？》中透過一系列事實的分析，提出非洲本土語言發展的樂觀前景。在他的分析中，不僅非洲作家個人，而且各類機構及團體也在努力探索非洲文學中的問題。

2014年，凱恩非洲文學獎的經理利茲·阿特里和穆科馬·瓦·恩古吉共同創立了姆巴蒂-康奈爾斯瓦希里文學獎。這是第一次專門為非洲語言寫作設立的獎項。獲獎作品將獲得1。5萬美元的現金獎勵，並有機會由坦尚尼亞的姆庫基納·恩尤塔出版社和肯亞的東非教育出版社出版斯瓦希里語版，由非洲詩歌圖書基金出版英文版。

2015年2月，曾出版過多部英文作品的奈及利亞出版社“木薯共和國”出版了一部電子版多語種短篇小說選集。選集中大部分故事由英語譯為不同非洲本土語。如楚瑪·恩沃科洛的《魚》被譯為皮欽語，賓雅瓦格·瓦納依娜的《被封印的念頭》被譯為斯瓦希里語，薩拉·拉迪波·馬尼卡的《穿橙色衣服的女人》被譯為約魯巴語，託尼·凱的《子葉》被譯為伊博語，阿布巴卡·亞當·伊巴爾汗的《塗畫的愛》被譯為豪薩語等等。艾沃爾·哈特曼發表在賈拉達非洲未來選集上的短篇小說《最後一湧》被譯為斯瓦希里語。

從某種角度上說，這些用本土語言出版的非洲文學實踐意義重大，因為它們是對非洲文學邊界的探索。這種探索不僅通過出版型別小說以打破正統小說的邊框，而且還跨越了語言的界限，證明型別小說可以用非洲本土語言寫作、出版，並進入主流文學視野。

事實上，馬卡雷雷會議的語言之爭並非最主要的焦點，非洲文學的主題與審美是更激烈的爭論議題。根據馬卡雷雷會議紀要顯示，作家們對非洲文學的主題敘事與審美模式進行了熱烈討論。

克里斯托弗·奧基博認為，非洲文學必須深深紮根於非洲的土壤，必須從非洲的經驗中誕生，必須與非洲的情感一起搏動。簡而言之，非洲文學之所以成為非洲文學，是因為其表達了非洲特有的精神，是桑戈爾和塞薩爾最先感受到並表達出來的黑人性。如果缺失了這種黑人性，即使是非洲作家創作出來的作品也不能稱之為非洲文學。但有其他作家反駁說，過分強調黑人性，容易導致文學的公共性傾向，文學會淪為對黑人境況浪漫的詩性描述，而非作家彼時彼地獨特而個性的體驗。事實上，對黑人性的不同觀點主要集中在前法屬殖民地作家和前英屬殖民地作家之間。而之所以產生兩種不同的聲音，則部分歸因於英法兩國不同的殖民教育政策。法國在非洲殖民地施行完全同化政策，而英國則施行分而治之的間接統治政策。因此，來自前法屬殖民地的作家始終高舉黑人性的旗幟，以幫助確定自己的主體身份認同，而來自前英屬殖民地的作家則更傾向於堅守本部族的傳統特性。姆赫雷雷堅持認為，不是所有的非洲人都相同，因此，黑人性不能被當作是治療非洲所有文化弊病的理想藥方。非洲作家能做的而且需要做的是用自己的書寫方式扭轉西方對非洲文學的固有印象。

當時西方評論家普遍認為，非洲文學應該具有非洲特徵。這種特徵其實是西方對非洲的刻板印象。費伯費伯出版社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陸續出版了圖圖奧拉的幾部小說。出版社認為圖圖奧拉的小說充滿異域風情，語言雖然破碎，但與濃厚的非洲背景相得益彰。正如編輯艾倫·普林格爾給圖圖奧拉的回信中說：“你小說中的語言雖然不是非常符合傳統的標準英語，但正因此，你的小說才充滿魅力。我們認為如果使它符合標準英語的語法和拼寫規則，那麼對作品來說將是一個極大的遺憾。就像只有西非人才會有這樣一個奇異的故事一樣，你的寫作風格充滿魅力。”但圖圖奧拉的作品卻受到非洲本土評論家的指責。他們認為，費伯費伯出版社故意不去糾正圖圖奧拉的拼寫錯誤及語法就是為了讓小說看起來更具有異國情調，更符合他們對 “非洲”的偏見，而圖圖奧拉的小說只會加固西方世界對非洲文學的這種固有偏見。這對作家個人和整個非洲文學事業都是巨大的危險，會阻礙非洲文學的正常發展，最終讓非洲文學淪為無法憑藉真正的文學價值走向世界的偽文學。

對於非洲文學表達的主題，一些作家認為，在歐美文學佔據主導的當下，如果非洲文學不合拍就會跟不上潮流。奧比·瓦里則擔心當下非洲文學所理解和實踐的現狀無論從語言、主題還是審美，其實與傳統歐美文學的標準完全一致。這樣發展下去的非洲文學註定只是歐美主流文學的一個小附屬品。

儘管有爭議，但作家們都認同非洲文學應該與非洲人自己的獨特經歷和情感有關，殖民屈辱、挫折、悲傷、痛苦、仇恨、反抗、報復、興奮、喜悅、愛，這些經歷賦予非洲人獨有的特徵。此外展現非洲傳統和西方之間衝突的主題也同樣重要。在文學去殖民化過程中，作家應該堅定文學與社會現實相關聯的立場，而不應該超然於客觀現實之外。

可以說，馬卡雷雷非洲作家大會極具開拓意義。恩古吉於2013年再次回到馬卡雷雷大學演講時說，當時的大會激發了青年作家的創作熱情，並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非洲現代作家的寫作風格。非洲文學從這次大會後開始呈現規模化發展，僅海涅曼教育圖書出版公司推出的非洲作家系列就陸續出版了300多部非洲文學作品。牛津大學出版社也推出了“三個皇冠”非洲文學系列叢書，主要出版非洲戲劇。其他出版社也都積極尋求和非洲作家的合作，非洲作家的創作熱情空前高漲。不僅僅是非洲文學出現了空前繁榮的景象，會議上作家們極富洞見的訴求也極大影響了後馬卡雷雷時代非洲作家的文學創作實踐。

2012年7月馬卡雷雷大學文學系再次舉辦非洲文學會議，紀念1962年首屆大會舉辦50週年，同時反思自首屆大會以來當代非洲文學研究中出現或潛在的新問題，以明確非洲文學發展的方向。

2017年10月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在巴黎舉行盛會，紀念馬卡雷雷首屆非洲作家大會55週年。並於會後出版了以首屆作家大會的合照作為封面的《賜予禮物的眾神：非洲短篇故事集》。

相較於第一代非洲作家的群體構成，第二代作家中女性作家漸露鋒芒。除承續前一代作家民族主義的政治訴求外，第二代作家開始關注非洲流散群體。澤納布·阿利的《死胎》和《善良的女人》，布奇·埃梅切塔的《二等公民》《在溝底》《為母之樂》等也都引起廣泛關注。

第三代作家包括阿迪契亞、蘇伊·戴維斯·奧昆博瓦、穆科馬·瓦·恩古吉、貝納丁·埃瓦里斯託等年輕一代作家。他們的作品從題材到形式都異常豐富。阿迪契亞的三部小說《美國佬》《紫木槿》《半輪黃日》充分展示了種族議題與性別議題的重疊。穆科馬的《歌中永生》被稱作“一封獻給非洲音樂、歌曲的優美情書”。蘇伊·戴維斯·奧昆博瓦在他的奇幻小說《風暴之子》和《尋神者》中，以充滿矛盾的時空想象拓寬了非洲文學的寫作邊界。阿德索坎的《天空之根》就情節的原創性而言可被稱為非洲版《百年孤獨》。貝納丁·埃瓦里斯託的小說《女孩、女人、其他》曾獲2019年布克獎，連續五週蟬聯2020年英國平裝小說排行榜榜首，連續40周位列暢銷榜前十，今年又入圍2021年都柏林文學獎短名單。這部小說講述了一百多年間生活在英國的12個不同年齡、興趣及社會文化背景黑人女性的個人經歷。候選名單的評審們認為：“這是一本由自身獨特的能量驅動的偉大的作品——它將小說的形式推向了一個新穎而令人振奮的方向……這是一位優秀作家在講述故事方面的壯舉，生動地傳達了當代英國跨時代黑人女性的聲音。”

縱觀最近60多年非洲文學的發展，新生代作家不斷崛起，就像當年馬卡雷雷一代作家一樣，他們仍然在非洲文學的未來之路上積極探索。本世紀已連續舉辦了三屆非洲作家大會，2021年即將迎來第四屆非洲作家大會。這次大會的主題“非洲文學的未來”與前三屆的主題“非洲身份”（2020年）、“非洲文學中的文化成見”（2019年）和“重新想象非洲文學”（2018年）似都在迴應著60多年來作家的思考與訴求。也許會議徵稿要求裡“只接受英語創作文學”的標註表達出要將語言問題暫時擱置，而將重點放在思考如何以更明確的非洲主體身份使非洲文學躋身世界文學空間的願望，而這也是非洲作家跨越半個多世紀的文學祈盼。

歡迎關注中國社會科學網微信公眾號 cssn_cn，獲取更多學術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