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著《雙重審視》作為“剜爛蘋果·銳批判文叢”（第二輯）之一種，近期由作家出版社推出。之所以取名“雙重審視”，是因為本書著眼於對“批評宏觀問題”和“敘事慣性問題”的審視。既然是“問題”，好像必須要以犀利、決絕、尖銳，或者直接以庖廚之刀對付，才算痛快淋漓。我想一般讀者，包括文學圈內的一些專業人士，大概會持這種觀點。不過，於我而言，我非常敬佩這樣做，但我還認為對待“問題”，絕不只是快意恩仇那麼簡單。有些基本問題之所以長期存在，其內中原因絕對是盤根錯節的，涉及一系列因素、一系列利益鏈條。拙著《雙重審視》已經意識到並闡述了我以上部分看法，我這裡就不再王婆賣瓜，惹人厭煩地糾纏拙著了。
我想著重說的是，當前中國文學批評，缺的不是想象力和“知識”，而是缺起碼的思想誠意。
我認真拜讀過目前眾多報刊雜誌關於加強文藝批評、為當前批評找出路的文章，的確感到振奮人心。可以說，作者能想到的，幾乎也都是讀者感知到的問題。比如“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批評的有效性與影響力”“破界”“人工智慧”“史料化、經典化、歷史化”等等，哪個問題單獨拎出來，都能寫成一本厚厚的書。然而，結合我多年來對這個門類成果進度的跟蹤與學習，這些問題是問題，但只是視角和技術問題，與一般文學讀者甚至非文學讀者心裡的那個“問題”好像還有一定距離。如果結合當下的文學態勢和批評實踐，我們不難發現，社會公眾對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的失望，不是因為文學批評不夠有知識、不夠有想象力、不夠奇特，而是太缺乏最低限度的思想誠意了。
誠意不涉及道德評判，不涉及審美高低，只涉及文學批評是否表達了對詩性正義最原始最樸素的支援態度。
思想誠意指的是文學批評理應自覺打破同行即是聽眾、專業性期刊即是媒體的同質化小圈子，主動對社會現實重大問題和公共性文化精神疑難問題作出反思性評估，不以文學名義遮掩真相，不以審美藉口誤導認知，不以個人好惡篡改觀念。
文學批評有思想敘事，但絕不是虛構文字，按理說，缺乏起碼的誠意是不好從事批評工作的，至少不好做批評文章。但事實卻並非如此，現在目力所及的文學批評文章，不能說全部，起碼也是一大半還就是來源於“知識”“技術”“想象”，並非主體的原始樸素卻誠實的直觀判斷，更遑論思想誠意了。這即是問題的根本所在，也是我不大認可大多數給批評找出路的“醫批”文章的原因。
喪失起碼的思想誠意，批評的原動力就不再是激情推動下的審美判斷，也不再是人道主義引領下的啟蒙衝動，它就很容易墮落成一項依託專業術語的學術操練。學術操練必然講究增長點，迫於“沒有哪個角落是沒有翻曬過”的危機感，20世紀80年代非但沒有成為重新啟蒙的邏輯起點，反而彷彿成了掩埋文學“史料”的一個歷史大坑。曾經因為名噪一時的“新啟蒙”之故，起初一段時間，我非常喜歡閱讀“重返80年代”的一系列研究成果。的確，研究者對先鋒的“80年代”、現代或後現代的“80年代”背後另一鮮為人知的“史料”的打撈，讓讀者眼前為之一亮，原來文學的“80年代”不單是文學史通常記述的那幾種面孔，還有許多不為人知的文學生產故事、逸聞和蹉跎歲月。這其中當然也包括對當時文學主角、編輯、當事人的故事化呈現，這進一步趣味化了“堅硬如水”的80年代。諸多條件和元素加到一起，迅速使文學研究的“80年代”，成為了相對獨立的故事，也變相引領人們重新體驗了一番文學研究的異樣風格。事實證明，故事化文學研究，自我帶入法和自我經驗改寫法批評，幾乎成了今天年輕研究者爭相效仿的成功範例。
然而，當我一直跟蹤閱讀到他們重讀路遙等重要作家時，方才明白，部分所謂的“重返”其實只是研究者用於高校課堂教學與指導學生研究實驗的一種知識訓練。那裡面透過嫁接時髦元素的方式，遮蔽並刪除了啟蒙維度。路遙及其小說在一些新晉研究者眼裡，顯然成了他們訓練考古、爬梳文獻、勾兌理論、帶入自我的學術場，至於路遙及其小說深沉的現實主義，甚至批判的現實主義精神和獨屬於80年代的“新啟蒙”氣質，早不知被拋到哪裡去了。但即便如此，冥冥當中，一些重要文學理論評論刊物也便相繼有了把當代文學研究歷史化、經典化，甚至史料化、故事化的欄目，加之新晉研究隊伍與日俱增，以文學知識“考古”為名、以文學者自我經驗“考古”為名的研究開始鋪天蓋地，極端者居然把熱點作家的起居嗜好、墨跡未乾的新作品都當作了重大專案來攻關，並試圖加以過度的經典化。時風使然，今天翻開諸多研究刊物，差不多超過一半以上篇章，皆為“新”賦形的細碎“知識”，或者進行“審美”考據。啟蒙的意識都沒了，更何談現代性？
由此便可知，今天我們的文學研究及文學研究市場是多麼需要傳奇和故事了。這裡面有思想嗎？有價值預期嗎？站在研究者的角度，肯定有。然而，所謂思想和價值，從來不是自我確認、自我標榜的自明性存在，更不是把自己幻化成聖、幻化成神，噗，吹一口，說“要有光”，於是就“有了光”。文學研究的思想和價值是再世俗不過的社會普遍訴求和對普遍表情的形象凝聚。
那麼，問題來了。大家所詬病的文學批評，到底缺什麼呢？以我之淺見，最大的缺陷是因思想誠意的喪失而導致的自我聖化，以及由此連帶而生的“知識崇拜”。看起來，一個指涉自我，一個關係他者，其實兩面一體，本質上都造成了對啟蒙的繞道和瓦解，這是當下文學批評之所以底部顯得非常不穩，總感覺虛躁、陳腐、速朽的根本原因所在。很難想象思想根基不知往哪兒扎的一門學科，即便打撈再多的原始材料，能支撐走多遠？
這些年來，有越來越多的學者表達了對變異了的“專業主義”文學研究的思考，認為當文學研究褪變為小圈子內的“室內遊戲”時，就要拒絕那種過於精緻、細緻的專業趣味，需要“越界作業”，才能擁抱公共生活。學者徐賁在近期出版的《與時俱進的啟蒙》一書中寫到，由於研究資訊的滯後，雖然國外從21世紀初就已經有許多對啟蒙的積極認識，但國內卻直到今天仍然沒能消除“後學”理論帶來的針對啟蒙運動的懷疑主義、虛無主義和犬儒主義。他認為今天的啟蒙針對的不是傳統，而是傳統中普遍存在的不良或惡劣習慣。所以，他又重新界定了啟蒙的定義，認為今天不能把啟蒙簡單地理解為有識之士的思想對普通人民發生“影響”，而是讓人從不知道到知道；即使不同意、不贊成，那也叫啟蒙，而不是從不同意到同意。啟蒙要達到的目的或最終要影響的是，自由的人“願意”怎麼做，而不是規定他們“應該”怎麼做。
上面粗略勾勒的自1980年代直到當下的文學研究流程，除了對研究物件的態度，其中當然也埋伏著研究主體的形象。先是啟蒙，致力於文明與愚昧的衝突研究；繼而把“根”剖斷，開始“尋”根並藉著多元化方法給文字賦予異質文化色彩；再是推進異質化上臺階，發掘獨特的中國經驗。時下的一些文學批評者，幻想擁有的是振臂高呼、應者雲集的魄力，在實踐中卻不免時常墮入崇拜小知識、小趣味、小經驗、小隱私、小得即滿的局面。因整體上缺乏對當下社會現實及文學中被想象構造的社會現實的基本啟蒙梳理，當下社會現實和當下文學構造中的社會現實也就一道都成了謎一樣的存在、霧一般的難以把握。如此情境，除了不斷鼓盪繁殖“知識”以外，我們恐怕很難對文學批評和文學研究產生太多的期待。
我曾對2006至2010年國家社科規劃辦立項的“中國文學”當代文學部分選題進行過社會學分析，得出的結論是，那時候就已經暴露出“文學研究”向民俗、純審美、純趣味，而不是向思想聚焦的趨勢了（《我們的“文學研究”將被引向何處？》，2011）；也對理論評論刊物欄目“主持人化”的問題進行過考察，認為批評終端平臺的那種省事，難以拯救批評於“門閥化”和“寡頭化”（《文學期刊“主持人化”與當代文學批評》，2020）……對於作者而言，每表達完一種看法，真實想法是讓該現象很快過去，甚至立即消失於無影。不幸的是，我所關注的，不但沒過去，反而愈加劇烈。
有這樣一批學者和批評家，他們是各類課題專案主持人或申請者，他們共享著同一個學術評價機制，是同一臺學術機器上的螺絲釘。職業晉升之故、世俗利害權衡之故，他們只能投身並熱愛如此執行的學術機制，擠進去就是成功，否則，遲早被甩出去。我不能在真空中胡亂指責匍匐在如此獨木橋上的同行大軍，但我也不能毫無底線地隱瞞我的態度。
面對每年幾百項立項課題和各大報刊發表的無以計數的論文，我只想說，在規定範圍內，我們還可以有掙脫自我小經驗、小視野、小意識的自由，而不是一味沉迷，乃至真誠地、感激涕零地賣命於各種並不具有太多意義的那些選題。
這些選題也許有助於教學趣味的提升和教案結構的改善，它們作為研究物件，當然也有助於刊物作品的流通與傳播，但倘若真以“當代中國文學”及其思想來衡量，我總覺得把它們當作畢生所追求的價值預期來看待，含金量不是那麼足。當然，我也深知，想要掙脫出這樣的迴圈，需要有足夠的耐心和遠離功利的心態，甚至需要超越眾人的才力。但我想，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提倡文學批評、文學研究中的最低限度的“思想誠意”，就顯得更加有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