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之子王雱，在歷史上多以“精神病人”或“性險惡”的卑劣小人的形象出鏡；而縱觀他短暫的一生，我們又可以發現他其實是一位才華橫溢、卓爾不群的天才。那麼，“瘋子”還是“天才”，哪個才是真實的王雱？
王雱，字元澤，北宋名相王安石之子。出生於1044年，死於1076年，時年三十三，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道家學者，與王安禮、王安國並稱為“臨川三王”。
宋人筆記中有一則“王太祝生前嫁婦”之事，流傳頗廣，這個王太祝指的是王安石的兒子王雱，據說他患有“心疾”，也就是精神失常，搞得家庭不睦，不僅懷疑妻子龐氏不忠，還對自己的親生兒子疑神疑鬼，“以貌不類己，百計欲殺之”，結果弄得兒子被活活嚇死。龐氏只能一個人躲在小樓裡，終日以淚洗面。
王安石知道兒子“心疾”難治，便做主讓他們辦理離婚手續，因為龐氏無辜可憐，王安石怕她揹負被休的壞名聲，還親自挑選了一戶好人家，以嫁女的禮節隆重的將她嫁出去。
王闢之《澠水燕談錄》雲：“宋王荊公之次子名雱，為太常寺太祝，素有心疾，娶同郡龐氏女為妻。逾年生一子，雱以貌不類己，百計欲殺之，竟以悸死，又與妻日相鬥哄，荊公知其子失心，念其婦無罪，欲離異之，則恐其誤被惡聲；遂與擇婿而嫁之。”
此事還見諸於《東軒筆錄》、《墨客揮犀》、《孔平仲談苑》、《事實類苑》等宋人筆記。在這裡，我們看到的是一個精神失常的王雱。
“王太祝生前嫁婦”之事正史未見記載，故真偽難辨。有人因此稱讚王安石的美德，也有人對此抱懷疑態度。比如《東皋雜鈔》就說：“人即失心，亦無遽嫁其婦之理，荊公雖執拗，當不至是。”
關於王雱，歷史上的評價較低，北宋邵伯溫的《邵氏聞見錄》說：“雱字元澤，性險惡，凡荊公所為不近人情者皆旁所教。”《宋史》說他“為人慓悍陰刻，無所顧忌。”
《邵氏聞見錄》曾載王雱一事，後被《宋史》所錄：據說有次王安石和程顥在家商討新法，王雱赤著腳，披頭散髮，手裡拿著個婦人的冠帽走出來，矢口妄談，留下“梟韓琦、富弼之頭於市”的駭人之語。
邵氏全文記載如下：雱者字元澤，性險惡，凡荊公所為不近人情者皆雱所教。呂惠卿輩奴事之。荊公置條例司，初用程伯淳（程顥，世稱明道先生）為屬。泊淳賢士，一日盛夏，荊公與泊淳對語，雱者囚手跣足，手攜夫人冠以出，問荊公日：“所言何事？”荊公曰：“以新法數為人阻，與程君議。”雱萁踞以坐，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頭於市，則新法行矣。”荊公遽曰：“兒誤矣。”伯淳正色曰：“方與參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姑退。” 雱不樂去。伯淳自此與荊公不合。雱死，公罷相，嘗坐鐘山，恍憾見雱荷枷鈕如重囚者，公遂施所居牛山園宅為寺以薦其福。後公病瘡，良苦，嘗語其侄日：“亟焚吾所謂《日錄》者。”侄給公焚他書代之，公乃死。或雲又有所見也。“
《夢溪筆談》曾記載了一則王雱巧辨獐鹿的故事：王雱年幼時，有客人送了一個籠子，裡面裝著一隻鹿和一隻獐，問他： “何者是獐？何者為鹿？”小王雱其實不知道，想了想說： “獐邊者是鹿，鹿邊者是獐。”這個回答看似簡單，但對於一個幾歲的小孩子來說，可不容易，所以“客大奇之”。
另據《晁氏客語》記載：一次，王安石託人賣黃金，按“銖”零賣的黃金必定會少於原來的“兩”數。賣出的黃金錢數交到王安石手上時，王安石覺得黃金的兩數少了，於是起了疑心，非常的惱怒。這時，一旁的小王雱勸道：“錙銖而較之，至兩必差！父親，您這又何必！”王安石聽了王雱的話，頓覺心中寬慰，不再生氣了。
《宋史》說王雱“性敏甚，未冠，己著書數萬言”。據說他十三歲時，聞說西夏之事，曾嘆曰：“此可撫而有也。使西夏得之，則吾敵強而邊患博矣。”後來王安石支援王韶在熙河開邊，就是聽說了王雱的建議，可見王雱論事頗有見識。
年十三，得秦卒言洮、河事，嘆曰：“此可撫而有也。使西夏得之，則吾敵強而邊患博矣。”其後王韶開熙河，安石力主其議，蓋兆於此。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四六於《南華真經新傳二十卷》敘錄王雱此書甚詳，稱其“往往能得微旨”。
王雱還工於詩詞。他的詩詞寫得清新自然，頗有父風，《全宋詞》、《江西詩徵》及《宋詩紀事》存詞2首、詩5首。劉克莊謂其詩不滿百，像“開遍杏花人不到，滿庭春雨綠如煙”（《絕句》），殊有“乃翁思致”（《後村詩話》續集卷四）。
王雱的詞作不多，但也有“相思只在，丁香枝上，豆蔻梢頭”（《眼兒媚》）、“恨被榆錢，買斷兩眉長鬥” （《倦尋芳》）之句，清新婉倩，人所不能及（《詞苑萃編》卷四引《古今詞話》）。
他還致力於道佛兩家思想的探索，並有不少新的創見。薛礪若《宋詞通論》：“王雱詞雖不多見，然較介甫蘊藉婉媚多矣。足見當年臨川王氏家學一斑。”（引自惠淇源《婉約詞》）。
從上，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才華橫溢、卓爾不群的天才，一位著述頗豐，思想、學術成就較高的、早熟的哲學家兼學者。王雱的學術廣泛涉及儒釋道三家，誠為荊公“新學”之重要輔翼，新學的重要理論工具《三經新義》就是在他主持下編寫的。
他的思想理論不僅在王安石新學一派中佔有重要地位，而且在整個北宋學術思想的發展中也是重要的一環。時人稱作“小聖人”，不是沒有原因的。
對於這個聰慧過人的兒子，王安石也是寄予厚望，所以王雱死後，王安石悲痛不已，作了《題雱祠堂》祭奠：“斯文實有寄，天豈偶生才？一日鳳鳥去，千年梁木摧。煙留衰草恨，風造暮林哀。豈謂登臨處，飄然獨往來？”
“鳳鳥”本是世人對孔子的尊稱，“千年梁木”則是孔子的自謂之詞，可見王安石對王雱的所視甚高。王雱從小崇拜王安石，曾稱讚王安石“光於仲尼”，王安石這裡把王雱也比作孔子，曾引起非議，《邵氏聞見錄》曾譏諷說：“父子相聖，可謂無忌憚者矣！”
而且，歷史上王雱也並非死於“心疾”，而是 “先病瘍，後病疽，不治而死。”據《宋史》載，熙寧九年，王雱曾指使人告發呂惠卿，結果落了把柄，最終“雱憤恚，疽發背死。”另據《宋會要輯稿》等史料載，王雱育有一兒一女，其妻在政和初卒於夫家，可見王雱生前家庭生活正常，應該不存在生前嫁婦的怪事。
王雱歷史上的形象之所以有這麼大的反差，原因其實說來也很簡單，一切皆因王安石變法。
王安石推行新法時，本來就遭到司馬光等保守派的強烈反對。宋神宗死後，新法被悉數廢除。宋徽宗時，蔡京假借新法之名禍國殃民，無所不為，致使新舊兩派勢成水火。後來，北宋為女真所滅，一些大臣把賬算到了王安石頭上，如楊時就說：“蔡京以繼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啟之。”
王安石在生前和身後就橫遭非議，而作為新法的重要參與者和構建新學的中堅人物，且又是王安石兒子的王雱，被攻擊、詆譭、誣衊也就在所難免了。反對新法的人誣衊王雱的個人品德，其實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主要還是為了詆譭王安石，攻擊熙寧新法。
《邵氏聞見錄》的作者邵伯溫是司馬光的死黨，所以他在此書中捕風捉影地記述一些有關王雱的不實之語也就不足為奇了。清人李紱（fú）稱“邵氏所錄最駭人聽睹者，莫甚於記王元澤論新政一事。”其目的是為了“使天下後世讀之者，惡元澤因並惡荊公。”
李紱在《穆堂初稿》中曾對此事進行揭偽考證，其中最有力的一條是程顥任職條例司的時間不在盛夏季節，而且當時王雱在江南任職，並不在京城，王雱回京之後，程顥已經離職外任一年多了，所以兩人根本不可能照面。
眾所周知，宋代以文臣治天下，對士大夫特別優容。宋太祖在立國之初，就曾立下誓約，戒子孫不得殺大臣及言事者。哲宗有“朕遵祖宗遺制，未嘗殺戮大臣”之語。程顥也說宋代“百年未嘗誅殺大臣”。連皇帝都不曾做的事，作為臣子的王雱又有何膽量敢在外人面前說“梟韓琦、富弼之頭於市”的狂言。而且韓、富當時德望正隆，年輩又在王安石之上，如果王雱當真狂到這種地步，就不至於被程顥“一言斥去”。
本來《邵氏聞見錄》對王雱的攻擊和誣衊之辭，原本不會對後世造成多大的影響。但是因為此事涉及程顥，所以朱熹在編輯《二程外事》時也把它輯錄與內，後來《續資治通鑑長編》和《宋史》記載王雱行事，同樣也徵採其說。所謂的王雱卑劣品德的記載因此被定格放大，擴散於後世。如清人蔡上翔在《王荊公年譜考略》所說：“於是作史者既以程朱大賢可信，遂使元澤千載奇冤，不可復解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