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元光五年 （公元前136年） 冬十月，河間王劉德朝見。漢武帝提了一些問題，劉德都依據儒家的思想，對答如流。漢武帝嘿然冷笑，對劉德說了這麼一句：“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

“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是儒家的一句經典臺詞，翻譯過來就是說：商湯王當年只有方圓七十里的地盤，可他大行仁政，最終奪取了夏朝的天下；周文王當初只有方圓百里的地盤，可他大行仁政，最終奪取了商朝的天下。儒家經常用這句臺詞來告誡君主們多行仁政，所謂“仁者無敵”，只要你實行仁政就會天下歸心，實力再差，天下也是你的。

但這句話從漢武帝嘴中說出來，就是另外一個意思了。“王其勉之”，意思是說河間王您老兄和商湯周文差不多，好好幹，最後天下都是你的。

（河間王劉德）

漢武帝說了這句話後，河間王啥反應呢？史書沒有記錄劉德當場的反應，我猜不外乎是“臉色蒼白，雙股戰慄，一身冷汗，差點尿了褲子”之類，但史書記載了劉德後來的反應，“王知其意，歸即縱酒聽樂，因以終。”翻譯過來就是說，劉德回到封地後，整天喝酒聽歌，搞各種娛樂活動，最後憂憤而死。

（題外：“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這句話用來告誡君主施行仁政不知道有沒有效果，但這句話用來幹壞事，效果特別好。據說，當年荀子投奔春申君，有人就用“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這句話來警告春申君要提防荀子，結果春申君就把荀子給趕走了。）

那河間王劉德到底是何許人也？漢武帝為何要用言語來擠兌他呢？

河間王劉德，漢武帝的同父異母的哥哥

劉德的出生年份已經難以考訂，有學者透過各種資料推測，劉德是漢景帝次子，為慄姬所生，出生年份應該在公元前176年-前175年。所以，劉德的另一個身份，是漢武帝劉徹同父異母的哥哥。

史籍記載，漢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立劉德為河間王。劉德這個人，喜好儒學，為人處世頗有仁者之風。劉向在《說苑》一書中，引用過劉德的話。劉德說自己信奉“堯道”，“有一民飢，則曰：此我飢之也。有一人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

（河間王劉德紀念園）

從這句話來看，劉德是一個關心民生疾苦、主張仁義治國的諸侯王。他的所作所為，也確實與當時列國諸侯醉生夢死、聲色犬馬的生活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在劉德統治時期，河間國經濟、文化等方面都處於全盛時期。不過，劉德在歷史上最出名的，還是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貢獻。

河間王對中國傳統文化有承上啟下的貢獻

劉德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貢獻，主要有三點：

第一個貢獻，復興儒家，形成了河間儒家學術中心。

《史記·五宗世家》記載，劉德“好儒學，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遊”。這句話簡單翻譯一下，就是劉德熱愛儒學，品德高尚，所以山東一帶的儒生們都聚集到他這兒了。

實際上，當時能形成河間儒家學術中心，先是具備了一定的歷史條件。

首先是機遇。漢惠帝四年 （公元前191年） ，政府明令廢除了秦朝流傳下來的“挾書令”（禁止私人藏書議書的法令）， 學術自由的跡象開始顯現。當時有幾個諸侯王，重拾先秦時期的養士遺風，比如淮南王劉安，就養了很多道家的學者，並寫出了《淮南子》一書。

其次是河間國接近儒學的中心。河間國所處的位置，是齊魯燕趙交匯之地，是戰國時儒學繁盛之地。而且，這個位置在秦漢戰爭時遠離主戰場，遭受的破壞相對較小。

最後，是儒家學者長期被壓制，渴望出世。西漢前期，尤其是景帝時，政府主要好黃老之術，政府官員大多修習黃老之學，儒家學者抱著出世之心，卻沒有出頭之日。

（河間王劉德的紀念園）

在這種歷史條件下，河間王劉德高舉振興儒學的大旗，振臂一呼，自然是應者雲集了。

而且，劉德對這些儒家學者，接待得還特別到位。他不但修了一個叫“日華宮”的賓館，給這些學者白吃白住，還開放了自己的藏書，給這些學者們研究（這個我們下文還會詳細說明）。白吃白喝白看書，還特別受尊重，你說這些學者能不來麼？所以才會有上文提到的“山東諸儒多從之遊”。

第二個貢獻，蒐集失散的古籍善本，編纂整理，保留了文化傳承的火種。

秦漢之際，儒家的典籍連遭厄運，先是秦朝的“焚書”， 把民間的儒家典籍燒得差不多了，後是項羽入咸陽火燒阿房宮，把官藏的儒家典籍也燒得差不多了。這兩把“火”讓當時很多古籍失傳，留下來的大多散落於民間。

劉德當了河間王后，主要工作就是蒐集這些散落於民間的儒家典籍（大概相當於現在的中華書局，專門整理古籍善本）。據說，他不畏勞苦，足跡踏遍魯燕趙魏，只要一聽說民間有善書者，就親自跑去重金購買，而且，買賣做得還特別公平，總是命手下人重抄一份留與賣書者。對於那些不願意賣的，劉德也不硬搶，而是好言求之，這對當時的統治者來說，是挺難做到的。

史籍記載，很多人聽到了劉德的賢名後，都不遠千里，帶著先祖的舊書來投奔劉德（嗯，當然也有人可能純粹為了賣書賣個好價錢）。史籍記載，“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河間“故得書多，與漢朝等”，一個河間王的書，和朝廷裡藏書一樣多了。

河間王得到這些典籍後，並沒有束之高閣，藏起來不管，而是“藏以致用”。

首先，他對所得之書進行整理研究，將其“聚殘補缺，較實取正”，便於圖書的傳播發展。有史料證明，現在所稱的《周禮》，當時叫《周官》，就由河間王帶人補充過。

其次，堅持流通開放，藏以致用。在古代，官府藏書大多以藏為主，不對外開放。而劉德不同，他敞開門戶，和手下的學者們一起研究，達到了資源共享的目的。

第三個貢獻，承上啟下，極大促進了《詩經》和《左傳》的傳播。

劉德除了禮遇儒生、蒐集古籍之外，還專門設立了《毛氏詩》和《左氏春秋》的博士。

《毛氏詩》說起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但一說《詩經》，大家就都知道了。兩漢時期，《詩經》學比較繁盛，一共有魯、齊、韓三家官立詩學。後來，劉德立善於說《詩》的毛公為博士，形成了《毛詩》一系。當時，魯、齊、韓三家似乎更受青睞，可隨著歷史的發展，這三家詩學漸漸式微，而《毛氏詩》卻發揚光大，並最終成為了現在流行於世的《詩經》。這充分說明，對於中國傳統文化，劉德是獨具慧眼的。

（毛氏詩）

《左傳》在漢代稱《左氏春秋》，劉德立《左氏春秋》博士，使這部經典以王國官學的地位得以繼續傳授，並流傳後世，現在《左傳》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文獻典籍。

所以，在《詩經》和《左傳》的傳播上，劉德承前啟後的功勞不可磨滅。清朝學者戴震對此大加讚賞，說劉德目光遠大，很有見地，“當景帝、武帝之間，六藝初出，群言未定，獻王乃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識固卓卓。”

漢武帝為何逼死劉德？政治鬥爭的需要

上面我們說了，河間王劉德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那這樣一個人，漢武帝為何要用言語擠兌他，最終讓他憂憤而死呢？

主要原因大概有兩點。

第一點，學術之爭，思想文化的大一統的需要。

河間王崇尚儒學，漢武帝也崇尚儒學，但兩人崇尚的儒學，本質上卻有很大的差別。

漢武帝崇尚的儒學，已經被後人奉為“儒宗”的董仲舒修改過，和傳統儒學有很大差別。董仲舒一系的儒學，學術特點是“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是一種吸收了陰陽家、法家等多學派思想形成的一種新儒家思想體系，簡而言之，就是“外儒內法”。這種儒學體系，是專為漢武帝想要的專制制度背書的，所以張湯，趙禹等以文飾法者，才能在政府中身居要職。

（董仲舒）

而劉德的儒學，是圍繞著周禮而建構的，以傳統的儒家仁義為核心，其思想核心是和中央政府格格不入的。

思想上的大一統，不允許有兩個學術中心，所以河間儒學必然會遭到打擊。具體打擊手法上，漢武帝選擇了“擒賊先擒王”。這一手極為有效，劉德死後，河間儒家學術集團也就煙消雲散了。

第二點，劉德聲望較高，遭到了漢武帝的忌恨。

上面我們說過，劉德喜好儒學，品德高尚，所以很多儒生都歸附於他，因此形成了很高的聲望。雖然他本人並無與中央對抗的野心（七國之亂時，河間王堅定地戰在了中央政府一邊），他的舉動也完全源自於對學術的愛好，但聚他身邊聚集了一些有活力，有想法的人，就足以讓皇帝感到不安了。實際上，中國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皇帝會喜歡奮發向上的諸侯王，相反，越是沉溺於聲色犬馬，越是不得民心，皇帝對你才會越放心。這也是專制體制的一大特色。所以，漢武帝對劉德聲望日高的事實，自然不能坐視不理。

劉德死了，但後人對他的敬仰卻不絕於史籍。比如司馬光就對劉德推崇備至，在《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河間獻王贊》中，司馬光認為劉德沒當皇帝，乃“四海不幸”；朱熹也很欣賞劉德，他在《朱子語類》中說，假如河間王當了皇帝，用董仲舒為丞相，汲黯為丞相，那麼漢朝的禮樂一定會興盛起來（朱熹可能沒注意到河間王劉德崇尚的儒家和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有本質的不同），這些讚美或許有誇張之處，但確實反映了劉德在中國文化傳承中承上啟下的歷史地位。

劉德死後，諡號“獻王”，“聰明睿知曰獻”，據說，現在河北獻縣這個名稱的由來，就是為了紀念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