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中後期以來，社會上出現了一種特殊的現象：大批士子（讀書人）往往被排擠在朝堂之外，可他們卻積極抱團，成群結黨，對當時的政策、人物、事件等大抒己見，試圖用這種輿論力量影響朝政走向。

這些上議朝政，下譏卿士的人，被統稱為黨人。而這種現象，也往往被賦予了時代特色，史稱“浮華交會”。

一、“浮華”、“交會”釋義

在“匹夫抗憤，處士橫議”、“激揚文字，互相題扶”的清議現象出現之前，“浮華”與“交會”還是兩個單獨存在的詞語。在此之前，“浮華”的意思多指不事經學、不通章句這種離經叛道之舉。

按《漢書·杜欽傳》記載：“以建始之初，深陳女戒。終如其言， 庶幾乎《關睢》之微觀。非夫浮華博習之徒所能規也。”

既然“浮華”與“博習”放在一起，便說明它的本義有學業不精的意思。又因為兩漢以來，儒家經學大行於世，故而不通經學、不修章句之人，多被其他儒士批為浮華之人。

一些人的文章，辭藻華麗，脫離其實際內涵，往往也會被批為浮華。比如史學家班固便曾評價過司馬相如，說他“但有浮華之辭， 不周於用”。再來看“交會”，其歷史淵源更加悠久。

春秋戰國時期，士大夫階層崛起。為了宣揚自己的學說，也為了增長知識、拓寬視野，不少士子往往會周遊各國，並與志同道合之人展開交友活動。

儒家創始人孔子，便曾周遊列國，還提出了“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的觀點。可見當時的士大夫階層，具有一定的流動性和遷徙性。久而久之，他們之間的交遊聚會，便形成了一個固定的傳統，並延續到後世。

在這個時候，“浮華”與“交遊”還沒有被統一。那麼他們如何被當成一個專有名詞，來描述東漢中後期以來的清議之風的呢？這還與當時的選官制度有關。兩漢選拔人才，以察舉製為主，徵辟製為輔。自儒家大行於世後，經學入仕漸漸成為了讀書人進入仕途的主要途徑。

可一般的蒙養教學，無法讓他們在經學、章句之上走得更遠；為此，年輕士子紛紛背井離鄉，來到文化更加發達的中心城市；或者，拜謁一些在儒學宗師，希望得到他們的指點。

這本是正常的求學活動。可惜，是人就會有私心。隨著遊學的不斷髮展，不同學派計程車子漸漸形成了不同的圈子。他們或以同窗關係、或以師生關係、又或以鄉黨關係，在遊學的過程中互相欣賞和吸引，進而逐漸抱團，形成了統一意志。

而在這個社交圈子中，德行高尚、名聲顯達、家世良好、學問出眾的人，往往會成為核心人物，受到其他人的爭相追捧。這批最早的“網紅”，不僅在圈子中擁有重要地位和話語權，還能透過人物品評的方式，讓圈內的後進子弟，在短時間內聞名一時。而這種現象，已經足以影響到地方乃至朝廷的意志。

地方長官察舉當地才子，需要對其才能進行一個綜合判定。如果此人受到當地名士的高評，那他在地方長官心目中的分量，便會加重。如果這個品評的名士，恰好是地方長官的朋黨、師友，又或許，正是地方長官本人。那麼毫無疑問，被給予好評的後進子弟，將不費吹灰之力得到地方長官手中寶貴的推薦資格。

這麼一來，交遊赴會的本質，便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它從單純的，開放性的學術活動，便成了閉合的，用人情、關係來維繫的隱晦交易。如郭林宗，學問通達，士子爭相而附之，在他從京都返回故鄉時，有“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前來相送；又如儒宗陳寔，為黨人頭目之一，在他去世之後，全國各地計程車子紛紛趕來為其送葬，形成了“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數百”驚人規模。

而這種關係，早已超越了一般的交遊關係，隱隱成了一種“君臣關係”。恩主是為君，故吏是臣，臣不得背君，需得終身相隨。由此可見，東漢後期的“交會”，已經沾染上了“浮華”的風氣。

二、浮華交會的主要表現形式

以前面提到的郭林宗、陳寔為例，他們在社會上擁有的巨大影響力和可怕人脈，是皇家無法忍受的。所以，東漢章帝、安帝在位時，紛紛下達詔令，囑咐各地州郡長官在選拔人才之時，“勿取浮華不實者”。

這裡提到的“浮華者”，便是指自身才學不夠，卻透過與名士的交遊、攀附，進而獲得一定虛名的浮華之人。只可惜，漢代推行察舉制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了。期間，無數世家豪族紛紛“響應”這個政策，並大力推動家族儒學化的程序。

久而久之，世家子弟便掌握了地方州郡上的選舉權。有了這個權力，他們便能假公濟私地推選家族或聯姻（聯盟）家族的後輩子弟進入仕途。儘管章帝、安帝強調“勿取浮華不實者”，但在整個浮華的背景之下，朝廷似乎已經喪失了選拔人才的機會。

當士族掌握了選拔人才的壟斷權，會怎樣？可以肯定的是，他們必然會攫取政治上的多半利益；而後利用權力，對經濟、文化乃至軍事領域進行蠶食計劃。於是，豪族開始吞併百姓土地，增加家族資本，進而豢養賓客、部曲，訓練出獨屬於家族的私兵。

豪族的壯大，受損的自然是百姓和國家。平民的土地被侵佔之後，他們要麼進入世家之中，成為他們的部曲；要麼便流亡他鄉，靠著運氣再尋找一塊地進行開墾。從這角度來看，便不難理解桓、靈二帝為何會如此重新宦官了。

據《資治通鑑》記載：“中常侍侯覽上縑五千匹，帝賜爵關內侯，又託以與議誅冀，進封高鄉侯；又封小黃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為鄉侯。自是權勢專歸宦官矣。五侯尤貪縱，傾動內外。”

桓、靈二帝為了打壓士族集團，不惜扶植起宦官，並利用他們發起了兩次黨錮之變，殺傷譭譽了無數清流名士。然而，桓、靈二帝又是作為不大的帝王。他們為人懦弱，只懂得放而不會收，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打壓了士族浮華交會之風，但也讓宦官專權誤國，導致朝堂上下一片烏煙瘴氣。

宦官專權之後，大肆提拔親信，士族賴以生存的政治環境被剝奪，更有三萬多太學生入仕無望。夾雜著對國家興衰的擔憂和對自身前途的渺茫，這些士族和太學生開始紛紛抗議。

據《通典》記載：“是時閹宦秉政，姻黨遍天下，故士君子羞為儕偶。太學諸生三萬餘人……更相褒重，危言高論，橫議得失，朝廷政刑必品裁之。公卿皆畏，迎門倒屣，折節自下。議者鹹以為文儒復興。”

可以看到，這些士族和太學生雖然遊離在政權之外，但卻積極地針砭時弊，對待朝廷的各項政策給予各種評價；同時，他們也不遺餘力蒐集、揭露宦官集團的罪證，試圖將這一毒瘤除掉，換河山一片太平。

這便是浮華交會的主要表現形式之一：它主要脫胎於東漢時期的清議之風，在東漢後期以後轉變為清談，試圖透過“匹夫抗憤，處士橫議”的輿論力量，來迫使朝廷改變這一現狀。

可見，這些士族雖然遠離朝堂，但儒家宣揚的“濟世之觀”，依舊深刻影響著他們的言行。當清議、清談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政治活動後，士族這個群體中，又出現了渴望發出自己聲音的人。

為了揚名，不少名士之間紛紛“激揚文字，互相題扶”，以此提升自己的名氣，從而增加自己在清議活動的分量。孔融與禰衡、楊修便經常在一起交遊，然後互相吹捧、大肆唱和。禰衡大讚孔融為“仲尼不死”，孔融則回贊禰衡為“顏回復生”。

他們並非個例，而是大多清流名士的真實寫照。當時，這些人雖然遭到朝廷的打壓和排擠，卻始終熱衷於現實政治，並將自己與宦官相比。為了顯示自己的才能，他們往往高談論闊，發表對朝政不當的種種看法。然後，與他人互相唱和、互相吹捧、互相標榜，將輿論推向高潮。

朝政豈容妄議？浮華交會的現象雖然愈演愈烈，但也引起了漢靈帝的厭惡。在他的授意之下，第二次黨錮之禍被宦官一手推動。清流中的知名人物，如“三君”、“八俊”、“八廚”、“八顧”等，皆遭到了朝堂的嚴酷鎮壓。就連劉表這樣的漢室宗親，也難免遭受牽連。

如此一來，士族對於漢室的忠誠之心大大減弱。而為了謀求政治上的目標，這些士族在亂世將起之際，積極參與到各地軍閥中的謀劃之中，成了推動軍閥混戰的“積極”力量。而為了增加他們在軍閥中的砝碼，互相題扶的風氣更甚於從前。

袁紹徵辟不就，坐地起價；曹操為得一句“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的評語，不惜脅迫許邵；諸葛亮對待龐德公畢恭畢敬，被後者贊為“臥龍”，自此聞名於荊州上層圈子。所以，董卓才會對袁紹示好，劉備才會三顧茅廬請出諸葛亮。在這種亂世背景之下，這些士族的浮華交會，反而能讓他們身價倍增，因此，這種方式也興盛於一時。

參考文獻：《漢書》、《後漢書》、《三國志》、《通典》、《資治通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