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1019~1086）是宋代著名政治家、文學家、史學家，其編撰的《資治通鑑》是我國最大的編年體史書。元人胡三省評價“為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可謂至公至允之語。

司馬光字君實、號迂叟、諡文正，僅從“實”、“迂”、“正”三個字，就會對他的秉性人格有個大概的瞭解與認識了。“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作為史家，司馬光理應對歷史事件、人物毫無隱諱地秉筆直書。司馬遷《史記》有謗書之評，司馬光《資治通鑑》卻沒有，這是因為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使用了許多的春秋筆法。

如何忠實地記述評價唐太宗李世民的政治生平，是司馬光寫《資治通鑑》時無法迴避的問題。弒兄殺弟逼父的李世民給宋代史家留下了一個大難題。司馬光在《資治通鑑》裡是如何應對這些難題的呢？

做為史學家，司馬光在既尊重事實，追求客觀真實的同時還有遵循“為尊者諱”的著史原則。司馬遷著《史記》被處宮刑後，史家間就形成了默契——對於在歷史上做出了重大貢獻的人物，不但不能曝光他們的一些所謂汙點，還要多從正面記載和評價其歷史功績，自覺自願地維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倫理綱常。寫的雖然是死人，卻是給活人看的，飽讀史書的司馬光自然比任何人都明白其中厲害。

首先，李世民殺兄、屠弟、逼父退位的“玄武門事變”如何記載和解釋，就是司馬光無法迴避的事情。司馬光不敢公然指責唐太宗搶班奪權，也不能埋怨唐高祖昏庸無能。斟酌再三，他寫了一段饒有意味的文字：“立嫡以長，禮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隱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勢逼，必不相容。向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隱太子有泰伯之賢，太宗有子臧之節，則亂何自而生矣！”

既不是李世民的錯，也不是李淵的錯，那錯的只能是李建成這個倒黴鬼了。為了自圓其說，司馬光在祭出了“立嫡以長”禮法的同時又提出了“功”的標準：李淵立李建成為太子是出自傳統禮法，這沒有錯；李世民也獲得太子身份，則是因為勞苦功高。

表面上看，司馬光的解釋天衣無縫，但是他卻刻意迴避了李世民是透過什麼手段獲得太子之位的，不注重過程，只重結果，許多歷史著名人物都是這樣做事的，司馬光也不能免俗。

其實，在李淵和李世民之外找一個替罪羊來承擔“玄武門事變”的責任，是宋代史家的一致認識。司馬光率先將過錯歸咎於李建成，其他人只好另闢蹊徑，一番搜檢後，名臣杜如晦成了責任人，述其狀雲：“究其兄弟之爭，始由如晦與建成家人爭道有隙，稔成其禍。至於同氣被誅，高祖見逼，其事皆出於如晦。”

其次，李淵、李世民之間的父子關係如何處理，又令司馬光大感頭疼。李淵的兒子孫子被另一個兒子殘忍殺害，李淵會無動於衷嗎？這個問題，吃瓜群眾用腳趾頭都想得出來，但在司馬光看來，李淵李世民父子間絕不能發生衝突，這可是事涉君臣父子間的倫常大問題。所以，後人看到《資治通鑑》中的記載就變成了：事變發生後，李淵不但沒有表現出絲毫的悲憤，甚至立即當眾表態說，世民接班是我的夙願。

李二則伏在父親腳前痛哭流涕，好一幅父慈子孝的溫馨畫面。這樣的畫面，在時隔一百多年後，李隆基、李亨父子間又發生了一回。

尼瑪，不明真相的吃瓜群眾只能感慨歷史真的會重現！

明君李世民做的沒屁眼事情，事隔數百年後司馬光不得不替他粉飾。《資治通鑑》中故意出現一些看似錯亂的的編排，其實就是老實人動了心思。不知司馬光捻斷了多少根白鬍子，才完成了兼顧李世民“聖君”的形象和歷史的真實性的文字。

司馬君實在《進資治通鑑表》中告訴神宗：“……臣之精力，盡於此書”講得的確是實情，這種給皇帝擦乾淨屁股上屎的事情太勞神費力了。幸虧司馬光沒有寫趙宋一朝的歷史，否則老頭非得愁死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