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者說】  

以“跨界”姿態對話北緯四十度

——讀陳福民的《北緯四十度》

作者：賀紹俊（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瀋陽師範大學特聘教授）

開研討會或朋友聚會，我很願意聽陳福民的發言，他常常有獨闢蹊徑的思路和意想不到的觀點。但他很少將自己的思想形成文字，他寧願享受述而不作的瀟灑自由。這兩年陸續在《收穫》上讀到他的隨筆，既讓我詫異，因為他很少有這麼密集的寫作頻率；也讓我深以為然，因為這不過是他長年深思熟慮的結果。最近，這批隨筆以“北緯四十度”為書名，結集在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了，我得以系統地閱讀這批隨筆，更加感到了它的分量和價值。

北緯40度示意圖 張治繪製

將這些隨筆放在一起來讀，就明白了這本來就是陳福民的一次有統一目標的學術旅行。他是圍繞北緯四十度這一特定的地理概念所進行的一次歷史回望。北緯四十度在世界地圖上是一條很神奇的地理帶，許多具有悠久歷史的城市都聚集在這一緯度上，如法國的波爾多、韓國的首爾、美國的舊金山、希臘的雅典。可以說，這裡是人類文明的薈萃地。

但顯然，陳福民不會為了這些城市的北緯四十度而寫一本消遣文化的書。他的目光停駐在中國版圖上的北緯四十度，在這裡橫臥著一條巍峨的長城。在這條地理線上修築長城最早可追溯到兩千多年前的先秦時代，古人憑藉長城來防禦來自北方的侵擾和搶奪。長城就是以這種特定的方式直接參與了數千年來南北雙方的摩擦和交流，它見證了中國古代多民族的文化融合和文明形態的成型過程。這大概是陳福民寫作這本書的最主要的動因。

如今，在北緯四十度的這條地理帶上，還留下很多長城的遺址。據我所知，陳福民經常駕駛著他的越野車，盤桓於北緯四十度的山路上，尋覓一處又一處長城的遺址。我猜想，當陳福民登上渺無人煙的山頂，觸控斑駁的長城石磚時，在他的眼裡，這些長城遺址已經幻化為一個歷盡滄桑的老人，他以這種方式與歷史對話。《北緯四十度》這本書何嘗不就是陳福民與歷史對話的實錄？

《北緯四十度》 陳福民 著 上海文藝出版社

關鍵是陳福民是如何去與歷史對話的。在這本書裡，陳福民透過一系列圍繞長城的相關人物和故事，努力去揭示歷史的內在邏輯。這些歷史上的人物和故事，人們並不陌生，一些相關的評價，似乎也成了定論。但陳福民敢於在這些不陌生的歷史和公認的定論上做文章，因為他在長年閱讀歷史的過程中不斷髮現其中的疑點，這些疑點便成為他的切入口，由此他一步步審慎地接近歷史的內在邏輯。從全書就可以看出，陳福民在講述歷史時的嚴謹，在論述分析時的公允，這是他在寫作中始終堅持的基本原則。自然，他首先要為長城這位歷史老人進行“辯誣”和正名。因為長城儘管作為人類最偉大的建築奇蹟之一而被國人引為驕傲，但在陳福民看來，對於長城的功用、價值和歷史意義，在普遍流行的共識中卻存在著許多不正確的認識，比如將長城看成是保守主義的產物，比如孟姜女民間故事中傳達的痛恨長城的情緒，等等，陳福民令人信服地批駁了這些觀點。他在講述趙武靈王首次在北緯四十度修築長城的舉動時，就認為這是“為中原定居民族贏得了更為穩定的生存環境”，其文明史的意義是“首次正面肯定了遊牧民族的騎兵文化優勢”，“堪稱文化交融的典範”。也正是立足於這一思想認知，陳福民在本書中的歷史關切主要側重於民族衝突和民族融合，以及文明形態的構成和變異。

陳福民是一位文學批評家，他在這本書的寫作中同樣始終保持著鮮明的文學批評家的身份認同。作為一位文學批評家，陳福民一直堅持著自己的文學批評觀：將文學批評放置在文學整體框架中來思考。他說：“在文學史所賴以成立的各種要素中，文學批評繁巨的工作與發現是不可或缺的觀點與材料來源。一個優秀的文學史家同時也可能是一個優秀的批評家。”他的這段話非常辯證地闡釋了文學批評與文學史之間的密切關係。一方面，他指出了文學批評在文學史研究中的價值和獨特功效；另一方面，他也暗示一個優秀的批評家必須具備文學史的視野和知識後盾。這一回，他的文學批評是面對一個更宏大的文字，即在北緯四十度的狹長空間裡上演的一部關乎國族的歷史大戲。而在這部歷史大戲裡，一幕接一幕，都是那樣的精彩紛呈，每一個人物的表演又是那樣的扣人心絃。陳福民一定意識到，面對這樣一個宏大的文字，將更加考驗他的文學批評觀的有效性，他必須將他所批評的物件置於一個更為宏大的歷史整體中來考量。用他的話說，是“每一個具體的話題都牽涉到繁巨的歷史容量”，因此他自謂這次寫作有“如履薄冰”之感。但我得很信服地說，陳福民這一次的“文學批評”同樣非常精彩地證明了他的強調整體性思考的批評觀是有效的。他不拘泥於一事一物，不囿於成規定論，在分析論證中力圖透過全方位的、歷史性的綜合和比較，從而抓住事情的核心和本質。比如在對失敗將軍李廣的描述中，他犀利指出了以人道主義評價李廣的帶兵方式是一種空洞化的人道主義。空洞化是我對陳福民論述的概括，因為他認為，從史籍中關於李廣寬仁愛兵的描寫是不能得出李廣有人情味或有人道主義精神的，只有還原到歷史場景中，才能看到，李廣的所作所為，恰恰證明李廣儘管個人武藝高超，但他缺乏紀律約束，不是一個好將領，“從軍事角度說，這非但不是愛兵如子，相反，是助其速亡。”“他一生失敗的悲劇性，根源正在於此。”

陳福民在寫作這本書時，最困擾他的一個問題恰是文學批評問題。如何對待與處理文學寫作中的歷史題材？他認為，最為關鍵的是“需要一種正當的文學觀和歷史觀”。當然，在這本書中，他並沒有專門來討論什麼才是“正當的文學觀和歷史觀”。不過，仔細讀完《北緯四十度》這本書，就會發現，這本書的寫作本身，就是陳福民的一次對於“正當的文學觀和歷史觀”的成功實踐。我從他的字裡行間便得到了這樣的啟迪：應該怎樣去確立“正當的文學觀和歷史觀”。事實上，陳福民的這一觀點也是很有現實針對性的。在散文創作領域，歷史文化內容佔有相當大的比重。中國文化傳統歷來注重文史修養，文史這個詞語，其本義更多是指稱歷史知識，古人強調要從歷史中得到借鑑，要從歷史中學習智慧。歷史知識對於拓展當代散文創作空間起到了明顯的作用，一批以書寫歷史和追問歷史為主題的散文給人耳目一新之感，人們由此還創造了“歷史文化大散文”的新概念。但一些作家將歷史文化散文寫作當成了一種捷徑，到歷史書籍中找來一些材料便可以敷衍成篇。這也就造成了歷史文化散文的泛濫。這類散文的問題要麼是將歷史肢解化，即只是從歷史中攫取一些片段然後任意發揮，缺乏對歷史的整體觀照；要麼是過分追求文學性，使歷史本真的面目被虛構、抒情、辭藻所遮蔽。這些問題歸結起來，恰恰就是陳福民所說的有沒有“正當的文學觀和歷史觀”。也就是說，文學觀和歷史觀，都必須是“正當的”，而且二者缺一不可。顯然，這是一個難度很高的要求。當然，什麼才是“正當的”，也許我們可以對其進行多方面的闡釋，但從陳福民寫作《北緯四十度》的實際情況來看，至少，這種正當性必須是與歷史的內在邏輯相吻合的，也必須在文學上是言之有物的。北緯四十度在地理上呈現出很多神秘色彩，有人稱它是“地球的金項鍊”，要在文學上對北緯四十度進行想象和抒發，是太容易不過的事了。但陳福民恰恰在這方面是謹慎和收斂的，絲毫不在北緯四十度上做過度的文學聯想，只是將其作為一個地理概念，深挖其中蘊含的歷史內涵。我以為，這大概就是陳福民對“正當性”的一種考量。因為過度的文學聯想，完全有可能對歷史本身構成傷害。陳福民在寫作中尤其注意文學觀和歷史觀二者的協調統一，雖然不能說書中的每一篇作品都做得盡善盡美，但作者努力的痕跡卻是清晰可見的。說到底，陳福民的“正當的文學觀和歷史觀”體現了一種整體意識、辯證意識和綜合意識，這是一位成熟文學批評家的智慧。

《光明日報》（ 2021年09月19日 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