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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來，域外對中國的稱謂甚多。然而，最為今天的中國人所熟悉者，莫過於英語中的China了。各種《英漢詞典》裡的解釋基本都是：China，中國；而各種《漢英詞典》裡的解釋大體都是：中國，China。

因為現在英語中的China指中國，而china指瓷器，於是坊間廣泛流行的說法是，稱呼中國的China，來源於稱呼瓷器的china。

又如所周知，在舊時代的日文中，常稱中國為支那。支那本為China的音譯，但及至近代以至現代，中國人卻十分厭惡日本使用支那稱呼中國。

然則中國的China緣起瓷器的china嗎？中國人並不反感英語中的China，那為什麼厭惡作為China音譯的日文中的支那呢？

1、瓷器果真是中國名稱來源？

英文的china既作中國解（China），又作瓷器解（china），所以有人說古代中國瓷器流傳西方，為歐洲等各國人民所欣賞與喜愛，故以瓷器代稱中國。

能夠集中反映瓷說的史料，如清末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翰林院編修徐琪所上《請廣磁務以開利源折》：

查中國貨物，以絲、茶為大宗。……然近來外洋所產絲、茶，亦頗精美，中國轉有滯銷之時。必籌其貨物為外洋所罕而利益足以敵之者，始操勝算。顧中國絲、茶而外，其餘百物，皆不及外洋之精，獨磁器一門，外洋雖竭力仿造，皆不能及。蓋出磁之土，西人名之曰高嶺土。講化學者，謂此土為火造化所成，近於熱變石，貴重與礦金相等。

沿海斥鹵之地無之，美洲全境不生此土，歐洲、日本雖有，而其制實出於中國。相傳前明時，曾以景德鎮磁工百二十人賜朝鮮，安置於松山，取土造磁，頗稱精美。後日本人得之，磁業大興。朝鮮之磁工有播越至呂宋者，西班牙人又得其指授，遂傳之於泰西。

英法繼興，號稱精絕。……然其質不能過薄，如脫胎之法，斷學不到，且色雖白而少光，熱過度而必裂，金彩雖麗。而繪畫筆意，亦不及中國之入細，是以外洋富家，非藏有中國細磁者，不足誇耀賓客。……土之所出以磁為真質，陶土為磁盈天下，萬國未有先於中國者。故印度以西，稱中國曰支那，支那者，磁器之謂也。

夫以亞美利駕南北二洲之大，而獨無此土，歐洲各國有之，而堅好又不如中國，良以出磁之地，非峻嶽名巒靈氣蟠鬱，不能有此。而清淑之氣，獨在中原，此正化機鼓盪，蓄此瑰奇，以成我國家利賴之大原者。

很明顯，這段史料中的“磁”就是“瓷”。連大臣上皇帝的奏摺都這麼說了，當然不會“有假”，況且，瓷器的china與中國的China，又確實是一個模子倒出來的，於是China來源於瓷器的說法，得以廣泛流行。

其實這種看似有理有據的瓷說，真是“瞎說”。

按英語中的“瓷器”一詞，本來寫作porcelain,“中國瓷器”則拼成China porcelain或者porcelain of China。到了17世紀，英語中才有了chinaware這個指稱“中國瓷器”的專用詞。再到後來，表示物品、器皿的ware在口語中被省略，只用china也可以習慣性地代表“中國瓷器”。

再經過進一步的演變，在書面語及口語中，china又不再被視為“中國瓷器”的專用詞，而是同時相容了原來的porcelain，於是，英語中便出現了china和porcelain兩個都可以解釋為“瓷器”的單詞。

據此，我們可以肯定，在西方是先有作為中國他稱的China，然後才有作為瓷器他稱的china，也就是說，瓷器的china來源於中國的China，中國的China是因，瓷器的china是果。

打個粗俗的比方，有些西方人喜歡品嚐北京烤鴨，於是在英語中，可以直接以Pekin也就是“北京”稱呼“烤鴨”，我們總不能說“北京”來源於“烤鴨”吧！

當然，中國的China與瓷器的china只有首字母大、小寫的區別，又客觀反映了歷史的真實一面：

首先，中國瓷器的出現時代最早，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已經出現了原始青瓷，早在近2000年前的漢代已經燒製出了成熟的青瓷；其次，中國不僅確實盛產瓷器，而且發展至漢唐年間，中國瓷器已經流傳國外，唐宋以降，中國輸出商品更以瓷器為大宗；再次，中國瓷器的精美確實名聞天下，它薄如紙、潤如玉、聲如磬、明如鏡，引得外國人驚歎不已。然則上述這些歷史的真實，終於使得域外在以China稱呼“中國”的同時，為了指明瓷器的主要來源地，或者為了表達一種特別的紀念，又以china稱呼“瓷器”。

2、支那名稱的來源

比較而言，17世紀中葉即已提出的秦國說，迄今為止，仍是證據最為充分、贊成者最多、在中外學術界最為流行的一種說法。

茲列舉法國伯希和、英國賈兒斯、中國岑仲勉與張星烺諸家的觀點如下，並稍作補充。

伯希和《交廣印度兩道考》之十《支那名稱之起源》略言：

當公元前2世紀以前，中國與印度已由西南緬甸一道發生貿易關係，秦國之名由此達於印度，印度之支那梵名疑始於此。迨至前2世紀及前1世紀月氏侵入大夏之時，印度人又於西北得聞中國之名。此後，或在紀元初1世紀時，印度與越南半島及南洋群島貿易頻繁，南海一帶遂習用支那梵名之稱。

諸航海者乃襲用此梵化之號，而且中國人也自承其國名曰支那，雖不再自稱其國為秦國，然此名亦足喚起其種族與其國家之觀念。由是觀之，支那一名發源於最初秦國之說，在音韻及地理方面皆得其解，而與歷史亦能相符，復由中國譯人採用，故僅有此說為可取也。

據張星烺《“支那”名號考》的引述，賈兒斯指出：

古代印度、波斯及其他亞洲諸國所用之Sin、Chin等，源出秦國。今China末尾之a，為葡萄牙人所加；a者，國土之義。

岑仲勉《外語稱中國的兩個名詞》以為：

非子封秦以後，秦國逐漸強大。“秦既當西道之衝，東周雖擁號天王，實同虛位，由是西方民族只知有秦，不知有周，此秦（Chin）之稱所由起也。”而”Chin之傳名於西方，或謂由南方馬來人所傳播。……餘按上古之中西交通，北陸視南方海道為密。……春秋時期，秦猶困守函關，楚霸南服計四五百載，如我國名稱系經馬來人西播，於勢應為楚而不應為秦”。

張星烺所撰《“支那”名號考》，則由秦國名稱向外傳佈的過程，證明支那原音確為秦字的對轉：

首先，秦建國於周平王時代，在公元前700餘年。至秦穆公時，秦已強大。穆公即位於公元前659年，在位39年，為春秋五霸之一。

秦穆公的勢力圈，或竟達於今喀什噶爾、帕米爾高原；而即便秦的勢力未及帕米爾高原，僅至安西敦煌附近，秦國威名由商販播至印度、中亞細亞，又有何難！西方諸國記載支那之名，以印度《政論》（Arthasastra）為最早。

《政論》作者商那閻（Chanakya），別名考鐵利亞（Kantiliya），是公元前320年至公元前315年間印度梅陀羅笈多王（King Candragupta）在位時的大臣；所著《政論》載有支那（Cina）之名，又記紀元前4世紀中國絲已販至印度。然則《政論》的成書，已後於秦穆公約350年，如此，則秦之名傳於印度，實為易事。

其次，秦之名可由四川境內的古巴蜀、雲南境內的古滇越而至印度。

蓋《政論》著成以前，秦已並有巴蜀。而據《史記》、《漢書》的記載，中原、巴蜀、滇越、印度之間，自古即有興盛的交通往來；

印度商賈或即在滇越國與蜀賈交易，更轉運邛竹杖、蜀布至大夏（Bactria）。秦國在先而甚長久，其名在商賈口中，已成習慣，不易改變。

再次，還是在秦穆公時，西北甘肅敦煌、祁連之間的月氏民族就臣屬於秦，在秦國範圍之內。

公元前3世紀以後，月氏因受匈奴的打擊而西徙，公元前165年抵龜茲國，後至伊犁河流域，擊敗烏孫而至熱海；分為大、小兩支（小月氏後與羌人混雜），大月氏敗塞種，取喀什噶爾，過大宛，擊大夏，公元前120年又滅希臘王朝及塞種沙頭梅格斯（Soter Megas）王國，稍後又征服迦溼彌羅（Kashmir）及印度。

後來漸衰，5世紀時為嚈噠（即白匈奴）所滅。據研究，佛教即由月氏人輸入中國。

當月氏從甘肅西徙時，“以為中國皇帝仍秦之後裔”，西方康居國（Sogdia）等稱中國為秦斯坦（Cynstn），必自月氏人得之；後世希臘人、羅馬人之秦國（Thin）或秦尼國（Sinae），或為月氏人所報知，亦或為印度人所轉達也。

另外，據《史記·大宛列傳》及《漢書·匈奴傳》、《漢書·西域傳》的記載，西域人及匈奴人在漢武帝時仍或稱中國人（漢人）為秦人

，《漢書》唐顏師古注曰：“謂中國人為秦人，習故言也。”

中亞細亞各地在漢初皆屬匈奴，而自匈奴驅月氏後，由於匈奴的遮隔，春秋戰國以來秦與西方極為繁盛的交通遂告斷絕。

然則自此以後，即使漢武帝重開交通以後，中國西方和北方的邊族或鄰國往往就稱中國人為秦人；由《法顯傳》還可以知道，秦人的稱呼直到東晉時還在沿用。

3、東西方兩個“大秦”

最後，張星烺言東西兩“大秦”相對，也“誠歷史上千古未有之趣事”。

就東大秦言，唐釋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二有“摩訶脂那國”，玄奘《大唐西域記》卷五有“摩訶至那國”，《新唐書·天竺國傳》有“摩訶震旦國”，此皆梵文Mahachinasthana之譯音。

Maha大也，sthana猶言國境，故Mahachinasthana之全譯，即大至那國、大秦國，所指即當時的中國，此為印度人對中國的尊稱。

在中國正史上也有大秦之名，初見於《後漢書·西域傳》：“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又《魏書·大秦傳》近同：“其人端正長大，衣服車旗，擬儀中國，故外域謂之大秦。”

此大秦，學者以為即羅馬帝國（395年以後指東羅馬帝國，又稱拜占庭帝國）。蓋印度人或受印度文明影響之人，既以東方的中國為大秦，又以“有類中國”、“擬儀中國”的西方羅馬為大秦。

關於“大秦”，岑仲勉《外語稱中國的兩個名詞》也嘗論其起因雲：

“然秦迤東尚有神州大陸，比秦大十數倍，西方之人，未必毫無聞知，當時列國分立，無所統一，彼於是依秦之稱而混名曰‘大秦’（Machin），如我國之稱大月氏及小月氏，大宛及小宛。……費杜西（Ferdusi）著《波斯王史詩》，雖為時頗後，其中固保有若干之上古傳說，詩中常秦與大秦並提，非無因也。及夫海道大通，西亞人至廣州者審其地為古‘大秦’之一部，故呼曰大秦，寢假或且成為廣州專有之號，此又大秦用諸我國南方之轉移的原因也。”

岑氏蓋以為，梵文Mahachinasthana及其他拼法的Machin、Masin、Mahachina等大秦（也譯作摩秦、馬秦）、大支那，起源也甚早，乃至與Cina同時或稍晚。Ma者孕義（大也），chin者譯音（秦也）。

秦的名稱“Chin”很恰當地成為中國在西方文字中的名稱“China”的來源。

綜上，Cina、Chin、China、支那一系的諸稱謂，來源於秦而代指各時期的中國，言之有理，持之有故，證據確鑿，應可視作定論。

只是必須強調指出的是：Cina、Chin、China、支那起源的秦，是指先秦時的秦國，而非統一六國後的秦朝。

當然，這個系列的稱謂在域外之所以能夠沿用下來，除了名稱本身的延滯性外，更重要的原因還在於秦朝的統一。

秦朝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疆域遼闊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權的、空前強大的統一國家，開創了中國歷史的嶄新局面。儘管秦朝享國不永，在短期內即行覆亡，但它畢竟為此後中國兩千餘年的歷代皇朝奠定了胚基；而且其影響還超越了它本身的時空範圍，深深地作用於整個世界歷史——這又致使“秦”在域外，

繼續被視為中國大一統皇朝的代表，從而產生了China、支那一類的稱謂，並且一直沿用至今。

4、為何中國人反感被稱為“支那”？

當歷史演進到近現代以來，日本人喜歡用支那稱呼中國（起先依China讀音為チヤイナ，後讀シナ，即xina），而在中國人看來，“支那”一名的音義絕對不好，於是引發出中日之間一場充滿火藥味的國號之爭。

本來，古代日本稱中國為Morokoshi（モロコシ）、Kara（カラ），稍後一些又稱Toh（タゥ），這都是日本人對漢字“唐”的讀音；有時也稱中國為漢土。

漢、唐的稱呼，自然來源於中國具有代表性的國號。進入18世紀之後，日本開始稱中國為支那或簡稱支國。

所以不稱唐或漢土以及中國，而改稱支那或支國，據說原因或理由很多：

一則，支那是印度梵文Cina的音譯，漢譯本來就可以作支那，古代日本又是佛教國家；二則，近代以來，日本深受西方文化的影響，支那是西方語言China的音譯，China又在西方沿用已久；三則，中國自古以來朝代多變，作為歷史通稱與地理名詞來說，除了用支那稱中國外，沒有其他更加合適的名詞可用，況且日本也有一帶地方稱“中國”，如果用“中國”這個名詞，就容易混淆；四則，日本某些政要以為：“皇室之尊嚴，非但在國內當絕對保持，即在國外，亦無二致。今中國妄自尊大，僭稱中華，而我亦以中華呼之。瀆吾尊嚴，莫此為甚，亟應改稱支那以正其名”，而迄至現代，某些日本學者還認為：“中國這個詞的背景在於蔑視外國，把外國視為夷狄戎蠻，自高自大。……日本應予以拒否。”

考近現代的日本使用支那以稱中國的時間，實藤惠秀在《對中國的稱謂——中日關係史中的微妙問題》文中曾有形象的比喻：

18世紀初期播種，19世紀初期生根，19世紀中後期出土，19世紀末長葉，20世紀初中葉枝繁葉茂，20世紀中葉後葉落知秋，20世紀60年代後漸漸衰老以至死亡。而在上述250多年的時間裡，1713年、1895年、1946年、1969年可以說是四個重要的年份。

1713年：新井白石所編世界地理書《採覽異言》，根據China的讀音，用片假名チイナ表示中國，並附以“支那”兩個小號字，從此，日本地圖上多改“漢土”為“支那”以表示中國；1895年：即中日甲午戰爭的次年，由於對中國戰爭的勝利，日本對中國的態度由敬畏轉為輕蔑，對中國的稱呼也普遍地由Morokoshi、Kara變成支那；1946年：同盟國中的中國代表團對二戰的敗者日本下達命令，不許再用支那稱呼中國；1969年：該年出版的《角川國語辭典》支那的註解是“中國之舊稱”。

至於中國人對日本使用支那以稱中國的嫌惡感，萌生並普及於大正（1912年——1926年）時代，又隨著日本對中國的侵略與凌辱而日益加強。

本來，按照唐宋學者的前述解釋，支那並無什麼貶義，甚至可以認為是個美名，故為中國帝王所樂聞。

而直到清末，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也不討厭支那，他們寧可用支那而不願用清國。留學生對日本人稱他們為Chankoro（チヤンコロ，清國奴）大為反感，因為在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影響下，他們中的不少人認為，清國意味著異族統治中國，所以嫌惡清這個稱號。

如1902年章太炎、馮自由等人曾在東京發起“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1905年黃興等人創辦的雜誌名為《二十世紀之支那》，梁啟超也曾用筆名“支那少年”。

在當時，支那（China）是否定“清國”的、具有革命意義的名詞，又是追求文明應世者喜用的時髦的新名詞。

但到日本大正時代及其以後，情況卻發生了質的變化，親有體驗的實藤惠秀說：“民國時代的留日學生憎厭日本人開口支那、閉口支那的程度，已達到忍無可忍的地步。”如郭沫若感到日本人說支那人，“比歐洲人稱猶太人還要下作”；夏衍覺得“真比針刺還難受”；郁達夫在其《自傳》中回憶道：

支那或支那人的這一個名詞，在東鄰的日本民族，尤其是妙齡少女的口裡被說出的時候，聽取者的腦裡心裡，會起怎麼樣的一種被侮辱，絕望，悲憤，隱痛的混合作用，是沒有到過日本的中國同胞，絕對地想象不出來的。

另外，中國政府方面對於“支那”稱謂的態度也很明確。

如1930年5月6日，中華民國中央政治會議作出決議：

中國政府中央政治會議鑑於日本政府及其人民以“支那”一詞稱呼中國，而日本政府致中國政府的正式公文，亦稱中國為“大支那共和國”，認為“支那”一詞意義極不明顯，與現在之中國毫無關係，故敦促外交部須從速要求日本政府，今後稱呼“中國”，英文須寫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中文須寫大中華民國。倘若日方公文使用“支那”之類的文字，中國外交部可斷然拒絕接受。

由於這樣態度強硬的嚴正決議，從1930年11月開始，日本政府的對華公文大多改“支那”、“支那國”、“支那共和國”等為“中華民國”。

但在日本其他公私檔案以及日本社會上，仍然普遍沿用著“支那”稱謂。

為什麼中國人、中華民國政府都深惡痛絕日本的“支那”稱謂呢？甚至親日的汪偽政權也不接受“支那”稱謂？

“問題的癥結在於日本人使用Shina這名詞時帶著的心理和態度”，即輕侮的心理、藐視的態度，使得支那“不知不覺地帶上了使人討厭的氣味”，“引起中國人的憤怒和反感”。如郭沫若在其自傳體小說《行路難》中，就提及日本人說“支”字的時候，“故意要把鼻頭皺起來”，而說“那”字的時候，“要把鼻音拉作一個長頓”，這是典型的鄙睨神情。

當然在特有興趣於文字的音形義、特別注重名稱字號的中國人看來，“支那”也確實可以理解出許多不好的意思。

針對日本之頑固地稱我為“支那”，中國也曾有人把日本Japan音譯為“假扮”，以示針鋒相對的譏諷。

“中國”與“日本”的國號之爭，爭吵到最後，竟然成了“支那”與“假扮”！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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