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多家媒體報道，8月12日，印度裔英美雙籍作家、《午夜之子》作者薩爾曼·魯西迪在美國紐約州西部城市布法羅發表演講時遇刺。活動當日，一名頭戴黑色面罩的持刀男子在演講正式開始前突然衝上講臺，毆打併刺傷了魯西迪，主持人也遭到襲擊。嫌疑人已被警方逮捕，魯西迪現已被轉運至附近醫院，正在緊急接受手術。
截至發稿，官方仍未公佈具體傷情。不過，魯西迪的經紀人告訴《紐約時報》，稱“情況並不樂觀”，魯西迪正在使用呼吸機，目前仍無法說話，“有可能失去一隻眼睛；胳膊的神經被割斷；肝臟遭刺傷”。
薩爾曼·魯西迪在美國紐約演講時遇刺，後被空運至醫院急救。（圖源：衛報）
紐約州當地警方隨後釋出公開宣告稱，嫌疑人已初步確定為來自美國新澤西州的24歲的哈迪·馬塔爾（Hadi Matar），他購買了當天的活動門票進入現場。經警方初步排查，此次案件為單獨行動，刺殺動機尚不明確。
現年75歲的魯西迪原定當日在距離布法羅約90分鐘車程的肖託誇研究所（The Chautauqua Institution）發表公開演講。據現場目擊者稱，襲擊發生在當地時間上午11時前後，主持人剛剛做完嘉賓簡介，一名男子就衝上了演講臺。“這次襲擊就發生在短短几秒間，”現場多名觀眾隨即上臺救助。
薩爾曼·魯西迪。
魯西迪出生於印度孟買的一個穆斯林家庭，1981年出版小說《午夜之子》，奪得當年的布克文學獎，獲得國際聲譽。1988年出版的《撒旦詩篇》陷入巨大爭議，許多穆斯林認為這部作品褻瀆神明，該書隨即在伊朗當地被禁。一年後，伊朗領導人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釋出追殺令，懸賞300萬美元擊殺魯西迪。在受到死亡威脅後，魯西迪化名約瑟夫·安東（名字源自約瑟夫·康拉德和安東·契訶夫）躲藏起來。2016年，魯西迪入籍美國，居住於紐約。
案發後，多位世界知名作家及其他領域知名人士公開發聲，對此事表示“震驚與恐懼”。英國作家伊恩·麥克尤恩稱此次事件“駭人聽聞”，“一直以來，薩爾曼·魯西迪鼓舞著世界各地受到迫害的作家及記者，他是一個熱情而慷慨的人，一個有著巨大才能和勇氣的人，他不會被嚇倒。”
另據非營利組織美國筆會（Pen America）執行長蘇珊妮·諾塞爾（Suzanne Nossel）稱：“就在襲擊發生前幾個小時，魯西迪剛剛在週五早上給我發了封電子郵件，幫助我為那些需要安全避難的烏克蘭作家提供必要的安置。”諾塞爾還補充說：“過往幾十年來，魯西迪一度因其個人言論而淪為攻擊的目標，但他卻從未有過退縮或動搖，他不遺餘力地幫助那些脆弱的、受到威脅的人。”
此外，J。K。羅琳、斯蒂芬·金、石黑一雄，以及《追風箏的人》作者卡勒徳·胡賽尼等人也紛紛發聲，表示密切關注事件進展，與魯西迪及其家人站在一起，“希望他沒事”。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前首相托尼·布萊爾等人也對此事感到“震驚”。
在最新召開的新聞釋出會上，此次演講的舉辦地肖託誇研究所的負責人邁克爾·希爾（Michael Hill）稱，後期將積極配合協助紐約州地方警察的調查。“幫助人們彌合世界上現存的那些極端的分裂……這是我們共同的目標。這場悲劇再次提醒我們，不要背離這一初心，我相信魯西迪先生一定也不希望看到局勢更加惡化。”
2016年初，薩爾曼·魯西迪曾向《新京報》發來郵件，致敬其作品《午夜之子》的中文譯者劉凱芳。在信中魯西迪表示，他一直十分關切歷史與個體之間的關係——到底是我們創造了歷史還是歷史創造了我們？在何種程度上我們能用我們自身的思想、選擇與行為去塑造我們所生活的時代，又在何種程度上被時代所鑄造以成為今天的我們？新京報記者也曾採訪魯西迪，今天，我們舊文重發，與讀者一同回顧魯西迪的創作感悟，也祈願大洋彼岸的他儘快脫險。（申璐）
採寫丨柏琳 小滿
在《新京報》2015年年度好書致敬典禮上，我們致敬了一本三十五年前的小說：《午夜之子》。這本傳奇的書背後站著一位傳奇的作家：薩爾曼·魯西迪。這本書幾經周折終於在中國出版，然而在致敬禮的一週前，譯者劉凱芳卻溘然長逝了。
致敬禮當天，魯西迪發來郵件向本書中文譯者劉凱芳致敬，並表達他對斯人已逝的沉痛哀悼。同時，他也表達了對中譯本出版的感激，因為《午夜之子》，他在中國讀者的眼中，終於從一個傳聞中的人物，變成了一個活生生的創作者。
魯西迪答謝辭
感謝新京報授予我的小說《午夜之子》這一獎項，這也是我的作品第一次在中國得到認可。同時我也要感謝我的出版方，還有我的譯者、前不久不幸過世的劉凱芳，在這裡我想向他的家人致以感謝與慰問。
同時我很高興我的作品終於能跟中國的讀者見面了。《午夜之子》當之無愧是使大家瞭解這些作品的最佳引導。自它出版以來已過去35年了，但它卻永葆青春，一直在遇到更年輕一代的新讀者和來自世界上其他國家的新讀者。但願中國讀者能夠享受閱讀它的過程，當然還有我的其他幾部作品。
當一位作家的作品未能被翻譯成一種語言的時候，那麼他為人所知的就往往都是軼事與流言，而這些對於文學價值來說，卻是糟糕的指標。我不知道以前中國讀者對我會是怎樣的印象，但這本書的出版還有所獲得的這一獎項，也許能使我從一個充滿了傳聞的人物變成一位活生生的正在創作中的藝術家。
《午夜之子》的讀者們會發現，我一直都對歷史與個體之間的關係充滿著興趣。我最初的學科領域是歷史學，而這對塑造我的文學道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響。我關切著有關歷史的、同時也是文學的一個大問題：到底是我們創造了歷史還是歷史創造了我們？在何種程度上我們能用我們自身的思想、選擇與行為去塑造我們所生活的時代，又在何種程度上我們被時代所鑄造以成為今天的我們？我同時也疑慮著現代城市的本質，以及如何在紙頁上表現我們所生活的、多種文化相互交會、時而衝突的“故事中的人群”。我想知道在語言的樂聲中，它的律動與音符是否可以創造出同樣的意義，賦予作者和讀者。而我對這個譯本心懷感激，因為它像一個禮物那樣使我們能夠身臨其境地體驗別處的現實和另外的世界。
因此再次謝謝你們。這個獎項給我帶來了榮譽與欣喜。
魯西迪畫像 by Bhupen Khakhar
魯西迪專訪
“是歷史的囚徒還是歷史的主人？”
新京報：作為作者，你會為那些沒有讀過《午夜之子》的人怎樣介紹這本書？
魯西迪：
我會說，最初，這是一本有關童年的小說，吸收了我在孟買長大的許多記憶。但在某一瞬間我有了一個想法——故事中的那個孩子薩利姆應該與獨立的印度在同一時刻（1947年8月14日到15日之間的那個午夜）誕生——我本人的出生要比那一時刻早了恰好八週——同時我也意識到，這部小說的規模將顯著擴大，因為歷史湧了進來。如果薩利姆和印度可以被看做是一對雙胞胎，那麼我就需要同時講述他們二者的故事。
新京報：主角薩利姆可以被看作被時代所主宰的受害者嗎？
魯西迪：
這部小說是由一位無休止絮叨、不斷離題的敘述者所講述的故事，在這其中充滿了喜劇色彩。但我想這其中也有它的悲情和傷感，因為薩利姆相信他自己並不只是“歷史的囚徒”，在某種意義上，他同時也是它的主人，以致於一切發生的事情，乃至那些在民族舞臺上所發生的，都多少包含了“他的過錯”。一開始這個故事是喜劇性的，當然是因為那是一個荒唐的想法，雖然它充滿了寄希望成為時代主人而非受害者的英雄元素；但當故事不斷髮展，薩利姆反覆遭到歷史變化無常的重創，讀者會越來越清楚地看到，他的處境中有某種悲劇性的東西，就在他聲稱要成為各種事件的主宰者時，他卻越發成為了大環境的無助的受害者。
新京報：那麼你認為這是一部蘊含著悲劇性的喜劇小說嗎？
魯西迪：
我想說，這本小說的模式主要還是喜劇的，儘管常常是黑色的喜劇。而我試圖在書中呈現的語言，則是來自印度街頭談話中的口頭語和俚語。它就像口頭文學那樣，也發源於古老的口語傳統。總之，它是一例家族傳奇、一部喜劇性的史詩，也是一本因為它的成功而改變了作者一生的書。
魯西迪畫像 by Tom Phillips
“這不再是後殖民或後現代的時刻，
而是值得我們視之為當下而出發的時刻”
新京報：你覺得這本書在東方和西方世界是否會得到不同的解讀？
魯西迪：
我可以很高興地說，這本小說最初出版時在印度和西方都受到了一致的好評。但西方批評界及讀者首先對它產生的迴應，是將它作為奇幻文學（the literature of the fantastic）的一部分，關注的是它與歐洲超現實主義、美國寓言派和拉丁美洲魔幻現實主義之間的關係；而印度讀者卻近乎是將它當作歷史讀物來閱讀的，迴應的都是這本書裡的“真實”元素，比如歷史事件，語言，地方，書中的世界以及在其中的人們的生活。然而隨著時間流逝，這兩種不同的閱讀多多少少統一了。我很高興看到人們依然能從閱讀這部作品中得到愉悅。
新京報：人們把你稱作“後殖民文學教父”，魔幻主義與印度歷史是你寫作中的兩個核心部分，那麼你能談談這兩個部分在《午夜之子》裡是怎樣扮演它們的角色的嗎？
魯西迪：
我並不知道我是什麼教父——不管是後現代、後殖民還是別的“後什麼”。那種認為我們的文學是作為結果而出現的，認為文學的意義存在於一種“後果”之中的批評理念，在我看來是相當次要的。的確，這種觀念在某種角度看來顯然有其正確性。我的生活在大英帝國的餘暉中展開，因而它是一種後殖民的生活；而現代主義文學起始於一個世紀以前，因而我們全都不可避免的是後現代主義者。
但這些標籤並不真那麼有用。在現代印度，大英帝國的過去，似乎已經遠去了，而不再那般折磨著人們的思想。或許我們已經從後殖民的時刻，過渡到了一個“後後殖民”的時刻，一個可能不作為任何事物的“前”與“後”，真的值得我們將之視為當下而出發的時刻。對於後現代主義來說也是如此。
魯西迪畫像 by Tom Phillips
“超現實主義是古老的體裁
也是對於我們現實觀的一種挑戰”
新京報：那麼你認為魔幻主義也是後現代主義的一部分嗎？
魯西迪：
更準確的說，超現實主義或者“魔幻”，它是最古老的故事、神話、寓言、民間傳說和童話的產物，那些古老的體裁，都是天然而不自覺地超現實主義的。這些故事釋放出永恆的生命力，深深地吸引著我們的耳朵，而我的“魔幻”正是從它們的傳統中湧現出來的。我想它只不過是文學的交響樂團中的一件樂器，有時我拿這件樂器演奏，有時則不。
同時，超現實主義對於我們的現實觀也是一種挑戰。它提示我們世界或許並非我們所想象的那樣——或許更陌生、更明亮、更黑暗、更豐富，總之是不同的。它使讀者得以進入其他的現實理念之中，並探尋它們是否與個人經驗相符。因此它是一種激進的、質詢的工具，動搖我們那些“正常的”世界觀併為我們的想象開啟大門，將我們領進新的世外桃源。
新京報：經過了三十多年，《午夜之子》依然是無法繞開的經典作品，在你看來，這本書的持久魅力究竟是什麼？
魯西迪：
這個對我來說其實挺不好說的。也許只是一本不錯的書？我尤其欣喜地看到這麼多當代讀者都是年輕人，他們大多沒有出生、成長於這本書剛剛出版的那個年代。這就是我們寫作的原因吧：它創造出某種歷久彌新的東西。我為《午夜之子》能經過時間的考驗而感到自豪，也希望它能繼續如此。
當然，它的主題中有許多普遍性的東西——歷史與個體之間的鬥爭，我們所謂家庭生活的悲歡離合，我們如今生活的方式……這些都伴隨著這個故事，從許許多多的其他故事中突圍而出。總的來說，書是因為激發起了讀者的情感，才獲得它長久的生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