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設計中心psD成立以來首個與時尚相關的展覽“侯賽因·卡拉揚：群島”正在舉行。
侯塞因·卡拉揚1970年生於塞普勒斯，後隨家人遷往英國倫敦。上世紀80年代末，正是英國藝術家團體“青年英國藝術家”（YBA）崛起之時，而卡拉揚選擇了另一條道路，遊走於服裝設計和藝術創作之間，以服裝為主要媒介，討論移民、身份、邊界等城市和文化議題，以此見出複雜世界中人的漫漫之旅。
從展廳入口開始，展覽“群島”就像是要人進入一場目的地不明的旅行。裝裱在透明相框裡的“航空郵件”逐漸開啟，最終呈現為一條裙子的形狀。在另一邊，拼貼的照片上浮現出一架飛機，機身上顯示“塞普勒斯航空”，“航空”（Airways）一詞中偏偏漏了字母“i”，而藝術家本人出現在飛機下方。旁邊的影片里正好播放到空曠的機場候機室，只是沒有任何關於地點的提示。
飛行是卡拉揚創作中的一個關鍵詞。對從小習慣於遷徙的卡拉揚來說，“飛機是現代工業革命的代表，是科技和速度的代名詞。同樣，乘坐飛機意味著自由和逃離一觸即發的危險，也意味著分離，同自己的家人和故鄉的告別。”在展覽“群島”上，透過那些與飛行有關的敘事，我們得以在一個經歷飛行限制的當下，進入“另一種現實”。
《渡所》（Place to Passage）是卡拉揚編導的影片，曾於2010年在伊斯坦布林現代美術館展出。一名“雌雄同體的女性乘客”創造了一個想象中的生活空間，在那裡，居住和移動、記憶和探索融為一體，都在一個未來式的吊艙中發生。吊艙從倫敦到伊斯坦布林，在亞歐邊界處的博斯普魯斯河停下，最終駛入地下停車場。卡拉揚將這視為“一個新旅程的終點和起點”。
移民、身份、邊界，這些都是卡拉揚試圖在作品中探討的議題。卡拉揚將衣服從功能、流行、時尚工業中解放出來，讓它們獲得了更為自由豐富的自我表述機能，衣服成為了他的媒介，而非最終的成品。“藝術家可能要透過很多物質或觀念的東西去表達自己的想法，但是衣服天天就貼在身上，它就像第二層肌膚，像是社會和我們自身之間的一個介面，”不久前，龔彥在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說道，“卡拉揚是一個不希望自己被歸類的人，但他始終覺得服裝是他一個很重要的表達手段，他最終還是想回到這樣一種限制當中去創作。”
跨學科無疑是卡拉揚的這些專案的特點，也是挑戰所在。“如果我有一個這樣的想法，我會把相關的人才集合起來……他們可能來自於程式設計、機械、工程的背景，他們會覺得我的專案非常有挑戰性，”卡拉揚說道，“因為大部分專案都是在嘗試一個全新的領域，所以過程中會有很多的試錯，但是我也喜歡這種挑戰。”
在卡拉揚看來，技術無疑是誘人的，“一個想法可以透過技術變得更好、變得更加豐富，或者當我沒有其他方式的時候，技術可能是實現想法的唯一方法。”另一方面，他將技術柔和地縫製到自己的敘事中，而反對進入一種人被技術所左右的未來。在2000年的《過去減去現在》（Before Minus Now）系列中，一條用玻璃纖維製成的遙控飛機裙在按下按鈕之後開始變換形態，模特彷彿與衣服融為一體，受到機械性的控制。在2007年的《一百一十一》（One Hundred and Eleven）中，他又探索了形變的概念，創造一系列手工打造的機械裙裝，隨著零部件的移動，服裝造型實現了從一個時代到另一個時代的切換。卡拉揚用技術來演繹歷史的變遷，並反思速度和機械主義對於人類社會的影響。
後現代的創造者
卡拉揚擁有多民族的身份背景，從不同的文化中汲取著能量，以自己的方式糅合成新的敘事。人們因此稱他歸類於後現代的設計師：相較於主張人類社會是呈線性發展的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認為社會是複雜多變的，沒有一種固定的形態，流動和多元才是社會的特質，權威和非權威、主流與非主流的結構等級被統統推翻。卡拉揚擁抱“超身份認同”（hyper-identities）的觀念，“這種跨越民族的視野正在許多國家的各個學科領域發揮作用，而這也成為了我的一個新的現實，我的作品正是在迴應這種現實。”
創作於2002年的《雙向變形》（Ambimorphous）正是這樣的一種迴應。在該系列的秀場上，卡拉揚首先安排了一位亞洲模特，她身著裝飾著華麗刺繡的土耳其東部傳統服裝。其他模特穿著帶有“民族”細節設計的服裝緊隨其後。而後，越來越接近於黑色的“西方”式半裙和褲裝逐漸替換並完全取代了最先出場的民族風格服裝。而在之後出場的一組服裝中，設計語言發生了逆轉，民族細節再次慢慢融入了全黑的廓形服裝。最後一件出場的則呼應了開場的民族風格服裝。“這些衣服代表了所謂的‘雙相變形’，即所有形式都可以朝著兩個不同的方向漸變……”卡拉揚解釋道。
今天，這種“雙向變形”在藝術界也得到了佐證：歐洲中心主義的藝術史觀和殖民主義的視角廣受質疑，取而代之的是對於非洲、亞洲藝術的再發現。而在卡拉揚的《後殖民時代的身體》（Post-colonial Body）系列中，他對被西方勢力殖民的各民族舞蹈和運動進行了研究。這一系列融合了南美洲舞蹈流派的舞蹈和動作，以及日本慶祝季節性豐收的儀式，同時體現出一種在殖民主義支配之下，不得已的快樂和受壓迫的抗爭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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