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有好幾個大治的時期，比如西漢的“文景之治”，隋朝的“開皇之治”，唐朝的“貞觀之治”、“開元盛世”，明朝的“仁宣之治”，清朝的“康乾盛世”等等。

這裡面，要論名氣最大的恐怕要屬“貞觀之治”。

不過，如果真的把它們的成績單亮出來比一比就會發現，所謂“貞觀之治”有點徒有虛表，不光與前面的幾大盛世不是一個量級，甚至連東漢的“明章之治”都沒法比。

李世民就曾經說過：“比至末年，計天下儲積，得供五六十年。”意思是，隋朝糧倉的儲蓄足夠天下吃五六十年，而唐朝直到貞觀十五、十六年才徹底解決糧食危機問題。

這一個數字就表明，貞觀年間的國力與開皇年間差距太大。

那麼，貞觀之治真的是吹出來的肥皂泡嗎？當然不是，要不然哪來天可汗的稱號？又哪來“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的美譽？

我們先看一下，李世民的“貞觀之治”究竟是如何開創的。

一、落實均田制，鼓勵拓荒耕種

古代中國是農業社會，土地是命根子，每一個王朝的沒落都跟土地兼併有關。唐朝承襲了北朝以來的均田制，但這個制度執行起來氣很不容易，其難點有二：

其一，來自豪族集團的阻力。

要想真正實現均田，就必須從那些豪族手上奪回他們佔有的田地。唐朝的建立，與關隴貴族集團的支援密不可分，李家人坐天下，勢必與這些豪族分享成果。

比如長孫氏、獨孤氏、宇文氏、於氏、裴氏、韋氏，以及山東的崔氏、高氏、趙氏等等。再加上為李唐建立立下汗馬功勞的新貴族，也都需要冊封。

所以，所謂的均田制不可能完全做到，只能在一定範圍內加以遏制。

其二，來自土地與人口分佈的矛盾。

貞觀年間的均田制規定，每一個丁男可得土地一頃。這個制度也很難落實，因為人口分佈並不均勻，比如關中地區人口密度非常大，根本沒那麼多土地可供應。

這就形成了“窄鄉”（人口多、土地少的鄉）和“寬鄉”（人口少、土地多的鄉）的矛盾。

針對第一個難點，李世民一方面督促各地官員清查土地，沒收非法所得，另一方面將皇家佔有的宮、觀地產釋放出來，供應給缺地的農民。

針對窄鄉與寬鄉的矛盾，李世民出臺了多項配套政策，鼓勵窄鄉的農民遷居寬鄉。比如“分房就食”，遷徙的農民獲得基本生活的救助，相關官員“勸勉”有功的，令考功司記錄作為政績考核。

再比如，在新頒佈的《唐律》中還規定，在寬鄉多佔田、佔田不及時耕種都不會受到處罰。遷徙到一千里外的農民，免稅賦三年，五百里外的免稅賦兩年，三百里外的免稅賦一年。官員如果違反規定，判刑兩年。

二、輕徭薄賦，減輕農民負擔

李世民在位二十三年，先後十三次下達減免稅負的命令，其中一次是全國性的。從數字上來看，這個力度不算太大，但考慮到貞觀年間薄弱的經濟基礎，這已經是難能可貴了。

相對於“薄賦”，李世民的力度更多地作用在了“輕徭”和“勸耕”上。

隋王朝的滅亡，很的程度上要歸咎於隋煬帝對徭役的濫徵。大量的役工死於非命，既導致了人口的減損，又耽誤了農時，這對農業社會的傷害遠比戰爭本身還要可怕。

這在一點上，李世民首先做到了“克己”。

貞觀元年，他原本想建一座宮殿，材料都買好了，最後還是考慮到徵用徭役數量太大而放棄了。貞觀二年，大臣們提議修建一座臺閣，也被他否決了。

為了防止地方官員濫用民力，李世民就大型工事修建如何徵用徭役修訂了《營繕令》，規定工程動工前必須將徭役數量上報尚書省，得到同意後才允許開工。

同時規定，官員如果徵用徭役超過“十庸”（200個工）以“坐贓論”。

貞觀三年，李世民重拾廢棄了幾百年的籍田禮，他“親祭先農，躬御耒耜，藉於千畝之甸。”這件事轟動全國，以至於“觀者莫不駭躍”。

他不是做做樣子，還在皇家園林裡親自種了幾畝地。有一次他對大臣們說：“有時候我鋤草，才半畝就累得不行了。”

他還要求官員們必須下到地裡接觸農民，嚴厲打擊遊手好閒之徒。

為了不耽誤農時，李世民還將國家大型典儀的時間，一律挪到農閒時。

三、招撫流亡，鼓勵生育增加人口

人口是一個社會發達程度的重要標誌，隋末戰亂，導致人口銳減，唐朝建立時全國僅剩下200萬戶。按每戶4口計算，頂多也就800萬人。

這其中，逃亡於北地，以及被突厥、党項、薛延陀等虜獲的漢民達幾百萬人。

貞觀三年、四年、二十一年，李世民透過談判和贖買的辦法，先後解救回二百萬人口。

為了增減人口，貞觀元年李世民頒佈“勸勉民間嫁娶詔”，規定男子二十，女子十五為法定婚嫁年齡；鰥夫、寡婦不在服喪期的都可以自由婚嫁；生男孩一人，獎勵粟一石。

同時，將鰥寡數量、人口增減等作為官員的考核指標。

詔書中還有一條有趣的規定：資送。婚配男女中，難免有雙方貧富差距比較大的情況。為了促成婚姻，詔書責令當地官員，給貧困一方提供資助。

這相當於由官方幫女方置辦嫁妝，或者給男方提供彩禮。

李世民還兩次釋放宮女，第一次達三千人，第二次數量不詳。這些宮女回到民間，對人口的繁衍起到了推動作用。

四、興修水利，促進農民發展

貞觀年間是一個水旱頻發的時期，貞觀十一年的落水氾濫，一夜沖走了六百戶居民的財產。

根據《唐六典》記載，貞觀年間，工部增設了水部郎中和員外郎，京師增設都水監，將水利和水運分列管理，並頒佈《水部式》作為管理法典。

貞觀十八年，太常卿韋挺就因為沒有事先視察河道，導致六百艘糧船不能行船，被“械送洛陽”。

揚州大都督長史李襲譽引雷陂水、築勾城塘，灌溉良田八百頃。滄州刺史薛大鼎疏通無棣河、長蘆河、漳河、衡河，解除了滄州夏澇之苦和農田灌溉之利。

這些水利工程的興修對農業生產的促進起到了巨大的推動意義。

貞觀初年，剛剛走出戰亂不久的大唐還處於民生凋敝狀態，直到貞觀四年關中豐收，從洛陽到泰山一帶依舊是“人煙斷絕，雞犬不聞”。

貞觀六年、七年連續豐收，山東地區才逐漸恢復了生機。

貞觀十三年至十六年，連續四年的豐收，才讓大唐帝國糧價大跌，人們終於依稀可見大唐盛世的到來。

這一路走下來，李世民可謂殫精極慮，戰戰兢兢。

當然，以上僅是從民生、經濟，這個最重要的角度分析了“貞觀之治”的舉措，它與開皇之治相比，究竟有多大差距呢？

實事求是講，差距很大，我們僅從人口和賦稅兩個指標做一個粗淺的比較。

隋文帝即位之初天下人口有713萬戶，3101萬人，到隋煬帝即位時，人口發展到891萬戶，4602萬人，分別增長了25%和48%。

李世民即位之初天下人口數量約為300萬戶，高宗李治即位時，人口增長到380萬戶，增長了27%。人口數量不詳，按每戶4人計算，貞觀末期人口約為1520萬人。

隋朝的田租為每丁戶3石，外加義倉收儲0。7石（等同於田租），隋廷全國每年的糧食收入達3300萬石。

貞觀時期的田租為每丁戶2石，義倉收儲以自願方式，不強制，具體數字不詳，每年的合計田租收入約為600-800萬石。

庸和調的徵收比例相同，不做比較。

從以上數字可以看出，貞觀之治的成果與開皇之治相比，確實相差懸殊，完全不是一個數量級。

事實上，開皇之治時，全國的耕地面積達到了19。4億畝，創下帝制時期的巔峰，後人再也沒有超出過；而唐朝直到開元時期才達到14。3億畝。

這麼一看，貞觀之治是不是真的就是假大空呢？我個人不這麼看。

首先，一個王朝的政績不光要看絕對值，還要看增長率，要比較起點。

隋文帝的隋朝是篡奪北周的江山而建立，整個北方地區雖然也處於戰爭狀態，但從烈度上看，已經遠不如東魏和西魏時期，基本的農業生產可以正常開展，人口數量也在猛增。

而唐朝建立之初可謂一片凋零，隋末的戰亂遍及全國各地，從隋煬帝大業九年至唐朝武德四年，整整十年戰亂，使人口數量減少了約80%，國家的經濟基礎已經被徹底摧毀了。

很顯然，貞觀之治的起點太低了，將它和開皇之治放在一個頻道上對比就顯得很不公平。

有人說，貞觀之治吃了開皇之治的老本，光存糧就讓唐朝吃了五六十年。這話一點不靠譜，什麼樣的糧食能儲存五六十年不變質？

根據史書記載，隋唐時期的糧食儲備有明確的時間規定：乾燥地區粟9年，米5年，潮溼地區粟5年，米3年。

按隋朝的人口計算，即便當時的幾大倉都裝滿了，也不夠全國人吃三年。所以，李世民的話只是個虛擬說辭，大意是說，假如能把那些年虛耗的積攢起來，夠我們用五六十年。

其次，貞觀之治的外部條件遠不如隋朝，李世民在位期間戰爭不斷。

開皇年間最大的一場戰爭就是滅陳之戰，除此而外雖然跟匈奴有些許摩擦，但從烈度上講，與貞觀年間遠遠無法相提並論。

您可能詫異，李淵在位期間不是已經統一全國了嗎？戰爭何來？

來自於北部和西部邊境，突厥、吐谷渾、薛延陀、吐蕃、高昌回鶻，以及高句麗的騷擾和入侵。

貞觀三年、四年滅東突厥，貞觀八年滅吐谷渾，貞觀十二年抗擊吐蕃，貞觀十三年徵高昌，貞觀十五年徵薛延陀，貞觀十九年徵高句麗、再徵薛延陀，貞觀二十年徵西域，貞觀二十二年還跟天竺小摩擦了一下。

這些戰爭動輒十幾萬、二十幾萬大軍，短則數月，長則數年，耗費了大量的人力和財力。

因此貞觀之治是在負重前行，完全沒有開皇之治的“瀟灑”。同時請別忘了，貞觀之治還為後來的“開元盛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我個人認為，貞觀之治的成績單雖然不算亮眼，但能做到這一步已實屬不易，你們怎麼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