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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進寄宿自習室的考研人:為圓校園夢,花錢“買”孤獨

這一排書桌的每個隔斷,都如同一個小小的蜂巢,裡面伏著一個辛勤的背影,彷彿忘記了午夜的鐘聲已經敲響。

這裡是一家位於成都郊區的寄宿自習室,裡面的學生超過500人。他們曾經是教師、會計、護士、往屆畢業生,為著同一個目標而住進這裡——全身心地衝刺2023年全國碩士研究生招生考試。如今,距離他們走向考場,已經不足20天時間。

根據教育部官方資料,2022年全國碩士研究生報名人數為457萬,創下歷史新高,增幅達到21%。新東方釋出的《2023考研年度報告》預計,2023年考研全國報名人數可能突破520萬,競爭變得更加激烈。

在來到這裡之前,有人經歷了考研的失敗,有人辭掉了穩定的工作,有人剛剛結婚成家,有人孤身來到陌生的城市。寄宿自習室,提供了一種下定決心之人所需要的簡單生活——一張單人床、一方書桌、一處遠離鬧市的空間。同時,它也營造出一種寶貴的歸屬感。這種歸屬感照亮了寂寞的時刻,也孕育著一種難以察覺的沉默。

已近午夜的自習室

守護孤獨

成都的寄宿自習室大多分佈在城市的邊界,周邊的風貌簡單粗曠,多數鄰著在建工地、未交付的樓房,或者工廠園區。夜幕降臨時,周遭的燈光零落而稀少。在某種程度上,來到這裡,意味著與過去的生活暫時疏離。

自從畢業後從學校搬進自習室,李玉的每一天都過得有規律而重複——早上8點來到自習室,晚上12點回寢室,中間近16個小時,用一本本教材和練習冊填充起來。一套一套地刷題,逐字逐句地去啃。腰痠背痛時,她會起身,捧著書走到籃球場上繼續背。

這一切,她在宜賓老家的父母並不知道。首次考研失敗後,二次備戰的辛苦和不確定性,讓李玉不忍心找父母分擔,她謊稱自己在成都上班,拒絕了父母在老家安排的工作。在自習室的開銷,全部來自於她大學時兼職攢下的錢。

“父母希望我走最順遂的路,害怕我品嚐失敗的痛苦,然而,這種愛卻成了代溝。”李玉曾想過,如果父母不那麼“心疼”她,自己會向他們坦誠:在青春的年紀裡,渴望為自己拼一場,哪怕以失敗告終,也是無怨無悔。

“沉重”的父母之愛,是不少學生離家備考的原因。來自南充的顏黎去年考研惜敗後,經過仔細的覆盤和規劃,迅速開啟了新一輪的備考。然而畢業之後回到家中,輕鬆愉悅的氛圍、母親無微不至的照料、豐富的週末娛樂活動,讓她被一種溫馨的無力感包裹,難以嚴格執行學習計劃。

母親幾乎每隔一小時就要進書房送開水、送水果、送點心,顏黎總忍不住嗔怪。後來,顏黎專門搬到家裡另一套閒置房,結果母親每天專程開車來給她做飯。對“不被打擾”的追尋,讓她選擇了成都的一所寄宿自習室。

終日只需面對一方書桌,她終於感到踏實。“可能家長很難理解,考研真的需要一些孤獨。只有沒有退路的時候,意志才會更加堅定。”

在自習室學習

孤獨,是這個群體一直守護的東西。一些同學解除安裝了手機中的社交軟體,中斷了和從前同學的聯絡。升學或工作的同齡人按部就班的人生,難免會帶來落差之感。在食堂裡,常常是一人一桌吃飯,把餐盤一放就飛奔回書桌邊;回到寢室也少有閒談,每個人都默契地把持著社交的尺度。

兩塊書桌隔板圍出的一方天地,見證著學子們奮筆疾書或黯然出神的時刻;貼滿自習室後牆的便利貼,容納下單調時光裡內心的喃喃絮語。焦慮,或許是每個新來者的常態,而當考研近在咫尺時,時間,已經將別的感覺熬煉出來。

憑高學歷找到好工作,是李玉考研的最初目標。但她漸漸相信,考研是一條沒有歸途的路。“無論結果如何,當考研結束後,我都不會再回到原來的軌跡中。考研讓我堅信,只要每天充實地活著,有所收穫,就能去跨越未來生活中任何一種障礙。”

“買”一種集體的氛圍

寄宿自習室猶如長路中的一所驛站。它有禮有節地招待著過客,並不期待他們有所留戀;也為長途跋涉的人,提供了久違的歸屬。

畢業後,為了安靜地複習,羅冠邇曾經短租過學校旁的一套房屋。忙碌了一整天,她常常整夜無眠,“被一種寂靜的氛圍壓得喘不過氣”。

完全獨處的生活,讓她越來越不願社交。這種寂寞而又恐懼社交的矛盾心理,在羅冠邇搬進寄宿自習室後被沖淡。沒有學校、沒有工作的人們,在這裡重溫了一種集體的溫馨。每日同吃、同住、同室學習,“因為目標是一樣的,寂寞也是一樣的。”

來自河南的董源源今年讀大四,因為室友大多不考研,她感到缺失了一種學習氛圍。加之考研的目標院校位於四川,她便搬進了成都的一所寄宿自習室。從小到大聽從父母安排、按部就班生活的她,這是“第一次自己出來找地方,第一次做出重大的決定”。

28歲的李周明在自習室算是“大齡青年”。因為疲於應付複雜的人際關係,他在年初辭去工作了三年的崗位。他並未報名今年的研究生考試,而是打算在自習室“先重拾當年校園的感覺”,再慢慢規劃考研。於他而言,校園意味著單純的關係和有目標感的生活。有紀律、有壓力,最重要的是一顆向上的心。

最後一次奮鬥

為創造一種集體的氛圍,寄宿自習室努力模仿著校園的設計。一間教室式佈置的房間裡,一排排帶有隔板的書桌一字排開,每張桌上都有一盞暖黃色的檯燈。自習室內有一位類似於班主任的督導老師,會監督學生每日打卡和規劃進度。

從自習室步行幾分鐘,就能到達宿舍樓。十幾平方米的房間裡,擺放著幾架雙層床,床下方配備有書桌和衣櫃。獨立衛浴間外,安放著洗漱臺和洗衣機。房型分為單人間、四人間、八人間等,可以根據不同的作息時間、生活習慣與室友“雙向選擇”。

自習室配套的宿舍內景

以6月為分界線,這裡的時間分為淡季和旺季。在淡季的月份中,一個床位的價格通常不過1000元,而旺季至少翻一倍,單人間可以達到5000元。不少學生在搬進來前,會提前組團實地考察一圈,對市內各大自習室的環境、價格、往年“上岸率”進行比較,以期選到最可心的一所。

年初從家中“出走”後,王悅寒一次性將房費交到了年底。

在農村長大的她,堅信讀書改變命運。而面對已經三戰的女兒,王悅寒的父母已經沒有多少信心,於是引導著她迴歸傳統的家庭長女角色——下地幹活、分擔家務、照顧弟妹。父母總說,做點家務就當放鬆了,不要學得太辛苦。她溫順地沉默著,從不忤逆父母之命,心卻像在文火上煎熬。一個聲音總是告訴她,“不可能!因為我知道我該怎麼活!”最終,王悅寒“逃離”家庭,用打零工賺的錢住進了寄宿自習室。

每月的房租、食品、水電等開銷,加在一起大約要3000元。隨著手裡的錢已經沒剩多少,她似乎理解了父母這三年裡逐漸黯淡的信心,有了一些“盡人事而知天命”的感覺。這一次,“應該是最後一次奮鬥。”

或許不是孤注一擲

很多時候,自習室負責人家君會覺得,這些年輕人之所以如此執著,並不是大環境的壓力,而是因為內心的純粹。

她的自習室位於高新西區,最初是一所培訓學校,隨著暑期來集訓的學生越來越多,學校在2019年開拓了寄宿業務,滿足不便來回奔波的學生們的住宿需求。

就在那一年前後,全國的付費自習室如雨後春筍般生長起來,率先出現在一線城市,一路火到了縣城。因為安靜、便利、設施完備,它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圖書館,成了考研、考公、考編的人們和上班族們經常光顧的地方。

幾乎是同時,成都更多寄宿制自習室也發展起來,在成都考研圈裡被頻繁提起的大約有10家,且基本都有300人以上的規模。由於多數學生已是“二戰”“三戰”,他們多半隻需要一處住所,一個課室,能安靜學習即可。這樣不高的要求,吸引著不少人轉行開起了自習室。一個自習室老闆對自己的定位是“二房東”,“把租來的地方裝修後再租給學生”。至於是否對自習室有感情,“只是生意而已”。

但家君不是這樣想的。她熟悉自習室裡的每一個學生。在教培行業浸潤數十年的她,似乎能夠讀懂他們的徘徊和執念。透過和學生們的交流,她發現這群年輕人身上有一種她儘可以理解、共情,但還未完全參透的力量。

一張貼滿便箋的書桌

一個學生在畢業的幾年後,一直在培訓機構擔任講師,“確實能夠賺錢”。當生活漸趨穩定,他越來越覺得自己只是一顆小小的螺絲釘——在一個小天地裡,不知疲倦地打轉,周而往復,無權決定自己可以定在哪裡。

也有一些學生,擁有一份穩定的職業,自己卻覺得頭頂的天空變得狹窄。“每天在崗位上走走過場,沒有實質性的工作和提升,就這樣不痛不癢地活著。”類似的學生,家君還遇見過許多。

有的時候,和人們對這個群體“孤注一擲”的聯想不同,這些學生曾經可以走向許多條路,那些人生也足以使人豔羨。而現在,他們都聚到了這一個路口,成為龐大的考研大軍中的一員。

見過他們在前行中,那些漫長的焦慮、迷茫,或者眼淚,家君越來越理解這些“不願意將就”的人們——考研是慎之又慎的選擇,只為了充分而廣闊地實現人生的價值。“比起穩定、安逸,他們追求的是一種能夠給內心帶來豐富感和沉澱感的生活。”

在崗位上,不做可有可無的工作;在人生中,不再無足輕重地活著。這是站在青春的歲月裡,對自己未來人生的設想和要求。或許,這才是許多考研人的執念所在。

家君有的時候會想起自己當年的樣子。大學畢業後,她的一些同學回到了老家發展,而她留在成都讀研究生。隔著十多年的歲月回望,其實人生並沒有展露出太多參差,“大家最終都有所成就,研究生也沒有什麼不同”。但她相信在這個自習室裡,所有人的努力都有著不被磨滅的意義:人生就是折騰的,不折騰的話,真的一點精神氣兒都沒有。

“折騰”,在考研人的字典裡,也有另外的表述。一個女生這樣總結在自習室裡和研友並肩奮戰的時光:雖然不知道被困在哪裡,但是我們都想要衝出去,去真正經歷生命的一切。無論是求之不得的痛苦或者天道酬勤的快樂,都必然要自己去追尋過。(李玉、王悅寒、家君為化名)

文/紅星新聞記者 杜玉全 實習記者 張芷旖 攝影報道

編輯/彭小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