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食堂的話題在各大平臺瘋狂發酵，恰好又出了個“試點社群配建食堂”的檔案，於是就有不少人四處打聽——咱以後是不是也能吃上大鍋飯了？

別自作多情，這玩意就不是給年輕人準備的。

近幾年老齡化和空巢老人問題不是很嚴重麼？所以各地都在著手製定應對的計劃，至少先讓老人都有個地方吃飯吧，於是一些試點開始陸續鋪開。

在上海，現在公開可查的長者食堂就有295家，福州更是多達430家，但這些食堂跟人民公社那時候差別太大，仔細看，

更像是新加坡的小販中心。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剛實現自治的新加坡還是挺髒亂差的，不僅有79％的人口住在貧民窟裡，街上還有賣藝的手藝人，和各種流動的小商小販小攤位，市容市貌基本沒法看。

不好看咋辦呢？

那就整改吧。於是在多年的鬥智鬥勇中，新加坡摸索出一條以疏代堵的治理方針，具體來說就是

先劃片讓小販辦證經營、再想辦法禁止露天擺攤。

加上當時新加坡又在四處修組屋，所以也能在房租方面開出不少優惠條件，於是，這種半官方性質的“食堂”就在社群裡面安下了家。

有人“管飯”是挺爽的，但其實普通人也基本沒有別的選擇。

因為在當時的新加坡，包括組屋在內的大部分普通住宅是沒有煙道的，做飯必須要裝油煙機，可裝油煙機又要申請牌照，一大堆流程走下來那是相當糟心。

一邊是嚴苛的限制，一邊是便利的選擇，於是大部分人最後的選擇都如出一轍，

新加坡也成了常年不做飯的國家，有人一年有300天都在吃食堂。

其實，這種“事無鉅細”的家長式管教，在新加坡非常常見，在李光耀時期，新加坡就出臺了一系列詳細、嚴苛、甚至有點荒誕的“市民規範”。

像禁止隨地吐痰、亂扔垃圾這些就不說了，最離譜的是“不能喂鴿子”。為啥這麼做呢？因為他們認為投食會引來鳥類聚集，而聚集的鳥類又會隨處排洩汙染屋頂和汽車。

從西方人的視角來看，這麼細緻的規定有點搞笑。

於是在1994年，搞笑諾貝爾獎的心理學獎就頒給了李光耀，

以此來表彰他在公眾行為學方面的“巨大貢獻”。

李光耀肯定不搭理這種事，在他看來，只有這樣的有點極端的、專制的管理方式才能帶著弱小的新加坡走向真正的繁榮。

作為一個在二戰後獨立的殖民地，新加坡的先天條件相當不給力。

面積小、沒資源不說，民族結構還挺複雜。當地有錢的基本都是華人華僑，可動員能力最強的又是本土的馬來人，在那個民族主義抬頭的年代，稍有不慎就容易擦出火花。

好不容易攆走了日本人、熬走了英國人，沒過幾年又在馬來本土勢力的威脅下，在1965年脫離了馬來西亞聯邦，成了一個孤懸海上的城邦孤島。

毫不誇張地說，這個時候的新加坡就站在一個十字路口上。

為了實現持續的發展，當時剛過40歲的李光耀頂著壓力，做出了幾個重要的選擇，比如確定了四種官方語言，

英語最受重視。

雖然當地有不少華人，還有很多歷史悠久的漢語節目，李光耀的這個決定當然引起了當地華人的不滿，可從當年的世界格局來說，這確實稱得上明智。

在搞定了語言和交流問題後，李光耀又

成立了建屋發展局，透過大建組屋、低價供給的方式解決了當地人的居住問題，社群食堂只是其中的副產品。

李光耀還制定了譭譽參半的

勞工政策。

在他看來，工人們的優渥地位不利於提高生產率，也不利於吸引外資，因此他們從1968年起，透過立法削弱工人權利、保障僱主解僱工人的自由，並拒絕設立最低工資。

至於這麼做的原因，他也並不想隱瞞：

“我們沒有原料可資剝削，只有勞力…他們要剝削就隨他們去吧，非常歡迎！我們沒有立場去煩惱那些理想高遠的理論，我們要生活， 這就是謀生的一種方法”。

在很多人看來，這說法很有問題，但資本不這麼看。

良好的基礎設施+訓練有素又不會搞事的勞動力，這就是不斷實現超額利潤的動力源泉，因此外資爭先恐後地來到新加坡。

在60-70年代，美國的電子產業就選中了新加坡。隨著德州儀器、惠普等公司的不斷加入，包括資金、知識和市場在內的生產要素也開始在當地紮根。

藉助跨國資本的幫助，整個70年代，新加坡出口工業的外資年增長率高達10％—20％；而在1973年，新加坡的經濟年平均增長更是達到了12。5％。

除了在製造業領域“禮賢下士”，新加坡也早早給自己定下了成為

“東南亞金融中心”的目標。

為此他們在專業監管的前提下，於1968年放開了外匯管制，給資金的自由流動提供便利。

很多國家一放開就亂，但新加坡最讓人稱奇的，

是在金融迅猛增長時保持的強大“自控力”。

這離不開人才，

從70年代末開始，新加坡就開始有計劃地實施人才培育計劃。

透過給每年最優秀的一批學生頒發獎學金，並保送他們去英美加接受教育，讓這群年輕人成為新加坡的新一批企業家。

另一方面，新加坡還向日德法荷發出邀約，在當地成立培訓中心、讓本地工人接受專業的訓練。藉此提升工人素質，以便在未來給外商投資建廠投資的決定加個重量級砝碼。

在做好了監管、人才方面的準備後，他們還在80年代引入了半導體、精密機械、光學器械等高附加值產業，讓發達的金融反過來促進製造業的發展。

相比之下，

同時期與之類似的香港卻在各方勢力的推波助瀾下，漸漸走上了地產+金融的空心化之路，這不得不讓人感嘆“李氏嚴管”的高瞻遠矚。

等到上世紀90年代，李光耀還加入了JP摩根國際諮詢委員會。

在見識到了美國銀行業的專業化運作後，備受刺激的新加坡也開始了針對性的金融業改革，最終在付出一定代價後，擠上了全球化的高速金融列車，成了全球資本和富豪眼中的伊甸園。

就目前而言，新加坡已經隱隱成了東八區的經濟扛把子。

這不僅得益於馬六甲海峽的航運優勢，也同當局事無鉅細的家長式管理息息相關：

建組屋是居有定所，搞小販中心是衣食無憂，管工人、放金融是招商引資，說白了就是讓人工作工作再工作。

所以人們認為新加坡是一個奇妙的混合體，一方面他們在經濟方面極度開放，以彈丸之地能在航運、能源、金融方面佔據一席之地，殊為不易，另一方面他們是

對居民管制最嚴苛、最專制的國家。

論據之一就是在這麼國際化、現代化的城市中，竟然至今還保留著封建時代的古老刑罰——

鞭刑。

鞭刑不僅對藤條的規格有詳細的規定，還要求對行刑者進行特訓，以便他們能在三步“助跑”以後，用盡全身的力氣將掄圓的鞭子摔到犯人的屁股上。

更絕的是，受刑者還要在刑場外面排隊，在各種慘烈哀嚎中忐忑等待，直到被扒光衣服綁到架子上，這才能在聽到藤條破空的聲音以後、真切地感受到肉體上的皮開肉綻。

千萬別以為這能在短期內能有所改觀，因為類似的思路是一以貫之的。

李光耀曾做過一個比喻：“情況跟狗一樣，若小狗從小就以適當方式培訓，就會知道要到外面撒尿大便；但新加坡不是這種社會。我們曾經努力訓練一些成年狗，但他們還是會可以在電梯裡小便。”

言下之意很清楚了。

除了各種嚴苛的規定之外，更讓人印象深刻的是新加坡教育模式中隱藏的精英主義底色。

上世紀八十年代，李光耀曾就婚嫁、教育等話題發表過一些爭議言論。

比如：“新加坡的男性大學畢業生若要他們的一下代有所作為，就不應該愚昧地堅持選擇教育程度和天資較低的女性為妻”。

再比如透過援引美國學者的研究結果，以此來佐證精英群體提高生育率的重要性：“一個人性格習性的塑造，近80％是先天遺傳的，大約20％則取決於後天的栽培”。

用大白話來翻譯，就是“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總之就是更務實版本的血統論，精英生下來就是精英，所以精英們要多生娃。

因此從小學三年級開始，新加坡就開始搞全國性的分流，透過考試把學生分成三六九等，此後每年再進行一次分班。

以至於經歷了殘酷的分流後，階層固化的種子也在心裡早早種下。

但不論外界有何爭議，新加坡就這麼獨特的存活下來，而且越過越好，他的模式也被很多國家所關注：

領導者的意志能有強力的灌輸，國有資本成為國家經濟的壓艙石，其他經濟領域又高度市場化，極具靈活性。

最重要的是，雖然國家小了點，但這種模式一步步把新加坡帶入發達國家的行列，想學習的人，不會少的。

本文源自大貓財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