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9月的一天，于敏給正在首都北京的鄧稼先打了一個奇怪的電話：“我們幾個人打了一次獵，打下了一隻松鼠。”

鄧稼先聽完喜出望外：“你們是不是美美吃了一頓？”

于敏回答：“不，現在還不能把它煮熟，要留下製作標本。但我們又新奇的發現，它身體結構特別，需要做進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們人手不夠。”

鄧稼先馬上答應：“好，我立刻趕到你們那裡。”

這段耐人尋味的對話，旁人一定是聽得雲裡霧裡。

其實于敏是在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向鄧稼先彙報氫彈的秘密研究工作，意思是“氫彈的理論研究有了突破。”

圖｜氫彈元勳于敏

當於敏將整理出來的方案再一次向大家報告之時，所有同事們歡呼雀躍，高喊著：“老於請客。”雖然沒有“松鼠肉”吃，但從北京坐飛機匆匆趕來上海的鄧稼先和于敏請所有的同志們吃了一頓大螃蟹。

在“兩彈一星”的元勳功臣之中，著名科學家錢學森和鄧稼先我們都是非常熟悉的科學家，而於敏的故事卻很少有人知道。于敏，曾為新中國的氫彈事業隱姓埋名30年，他是我國的“國產土專家一號”，他幾乎是從一張白紙開始，在中國遭受重重封鎖的情況之下，填補了我國原子核理論的空白。

于敏，1926年8月16日出生在天津市寧河縣蘆臺鎮。他的父親是一名普通的小職員，母親也來自於普通的家庭。少年于敏聰慧而沉穩，他喜歡讀中國歷史和詩詞，崇拜的是諸葛亮的運籌帷幄、鞠躬盡瘁，敬佩的是岳飛的精忠報國、至死不已。這些英雄形象，一直影響著于敏的成長過程。

圖｜于敏一家合影

少年于敏是在抗戰和軍閥混戰的硝煙之中成長起來的，他一直有一個堅定的信念：在這片滿目瘡痍的土地之上，一定會有諸葛亮、岳飛這樣的蓋世英雄出現，他們會帶領著人民蕩寇平虜，重振河山。少年的他不會預料到，半個世紀之後，自己就成了這樣的蓋世英雄。

1944年，他考進了北大工學院，後轉到理學院物理系，師從我國著名的物理學家張宗燧教授和胡寧教授。兩位教授對於敏的評價很高，1951年，兩位教授將尚且還在唸研究生的于敏介紹給錢三強和彭桓武兩位科學家，于敏順利進入了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之中。

1950年，美朝戰爭爆發，美國因為手握核武器有恃無恐，甚至以此威脅中國。很多人不知道，在這場戰爭之中，美軍的統帥麥克阿瑟曾經建議用核武器來襲擊中國。于敏稱美國這種行為是“核訛詐”、“核威懾”，這可不是報紙上說著玩兒的。

那時候的于敏還沒有想到，他的命運已經因為這場戰爭而發生了轉變。

圖｜于敏童年和小夥伴

1961年1月的某一天，北京城剛剛下了一場大雪，正在忙碌的于敏被錢三強叫過去談話。簡單寒暄幾句話之後，錢三強開門見山：“我國現在要開始氫彈研究了，希望你來擔任科研小組的副組長，今天我就是來詢問一下你的意見！”

任務下達，于敏有點意外，甚至還有一點不解。因為當時于敏正在進行原子核基礎理論研究的工作，已經有了顯著的成績。

1955年，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場論方面的代表團訪華，後來斬獲諾貝爾物理學獎的代表團團長朝永振一郎對於敏的研究成果大為驚歎，回國之後立刻寫下文章發表，稱于敏是中國“國產土專家一號”。

圖｜于敏（左一）和同學們

他在自己的研究領域辛勤耕耘了10年，正處於隨時可能取得重要成果的關鍵時刻，如果這個時候開始氫彈方面的研究，就意味著他必須要放棄手上的階段性成果，拋棄一片光明的未來，轉向氫彈的研究，一切都要重新開始。氫彈的研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任務艱鉅，還需要嚴格的保密工作，研究者們必須隱姓埋名，多年無法和家屬取得聯絡。即便如此，于敏還是馬上表態：“我服從組織的安排。”

圖｜于敏

在個人利益和國家利益之間，于敏堅定選擇了國家利益。英姿勃發的于敏，就這樣挑起大梁，開始鍛造“國之重器”。

氫彈所有的研究工作必須從零開始，當時中國不僅僅要面對美國的壓制，中蘇的關係也已經破裂，如果中國不加緊時間研究出自己的“國之利器”，那麼美蘇霸權主義將永遠牽制著中國外交的一舉一動，原子彈和氫彈將永遠成為懸在頭頂上的烏雲。

圖｜于敏青年

當時我們國家的研究人員們能夠查閱到的國外資料是很少的，于敏清楚唯一的辦法就是靠自己努力。當時他們只有一臺每秒萬次的電子管計算機，而這臺計算機絕大部分時間是安排給原子彈研製計算的。這臺計算機效能非常不穩定，短暫的使用時間，一旦機器出現故障，結果出現問題，就要重新開始計算，唯一節約時間的辦法就是每過一段時間儲存一次資料，一旦機器出現了跳動，就把儲存在計算機磁鼓裡的前一條資料拿出來作為初始條件重新計算。

氫彈的研製需要大量複雜的計算，計算機條件有限，于敏只能帶著全體成員，一人拿著一把計算尺人工計算。他們廢寢忘食地工作，一算就是十幾個小時，有的時候大家都下班了，于敏還在忙碌著。

在上海研究的近百個日日夜夜之中，于敏形成了一套基本完整的氫彈理論方案。氫彈的原理一經突破，所有人都歡欣鼓舞，立刻進入了試驗準備工作之中。

1966年12月，氫彈原理試驗取得圓滿成功。從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到第一顆氫彈研製成功，美國用時75個月，蘇聯用時48個月，英國55個月，法國是102個月，而中國只用了32個月，堪稱奇蹟！全世界都知道，氫彈只有兩種構型，T-U構型和“于敏構型”，美國、蘇聯、英國和法國都是用的前者，只有我國用的是“于敏構型”。

彭桓武院士生前曾經回憶，當時于敏研究氫彈只能靠自己，沒有老師帶他入門，國內當時也沒有人熟悉原子核理論，所以于敏的工作是開創性的。

當人們將這份光榮歸功於于敏，稱于敏為“氫彈之父”時，于敏拒絕了。他認為核武器的研製是大科學系統，需要的是多種學科和多方面的力量齊心合力才能取得成功。于敏幽默地說：“我只是起了一定的作用，氫彈又不能有好幾個‘父親’。”而當年曾經和他並肩作戰的何祚庥院士則認為，于敏是中國氫彈構造的主要發明者，他曾經用了一個非常形象的比喻，如果說研究氫彈的小組是一支11人的足球隊，于敏就是教練和中鋒。

圖｜1984年于敏與鄧稼先（左）在核試驗基地

于敏完成了歷史和時代交給他的使命之後，本來想要回去做基礎研究。80年代後，彭桓武、鄧稼先等骨幹相繼離開了九院。于敏知道，他不能走。國家有了核武器，但效能還需要不斷提高，曾經帶領著同志們攻破難關、從無到有的精英人物一個個離開，總要有一個人承擔起開發第二代核武器的重擔。

1980年，他被任命為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長兼核武器理論研究所所長，全面負責研究工作，在80年代，他帶領的研究小組成功研製出了第二代核武器。

和所有參與“兩彈一星”的科學家們一樣，于敏在加入氫彈原理研究之後，必須隱姓埋名，不能告訴家人。從此之後，于敏這位“國產專家一號”再也沒有公開發表過論文，不能像其他科學工作者一樣著書立說，他的名字和所研究的事業成了國家的機密。這一雪藏就是30年，一直到1988年國家決定為于敏解密，妻子孫玉芹才知道丈夫這麼多年來到底在做什麼。這30年，孫玉芹根本不清楚他的工作，只知道他在上班，解密當天，孫玉芹感慨：“沒想到老於是搞這麼高階的秘密工作。”

圖｜于敏、孫玉芹夫婦

經歷了幾十年的風風雨雨，于敏心中依舊記得他第一次來到這荒無人煙的大漠之上時，大聲吟誦著：“不破樓蘭終不還！”

為此，于敏曾經數次和死神擦肩而過。

我國核武器研製基地在青海高原，于敏曾經8次上高原，6次進入戈壁灘。他高原反應強烈，到了西北高原之後，他根本無法正常飲食。早上吃一兩主食，午餐和晚餐也只能吃一、二兩米飯。即便吃下去，也經常吐出來。因為身體不適，他常常失眠，工作繁重的他體力消耗很大。從辦公室到宿舍，不到一百米的距離，他走一次要停下來休息好幾次。

圖｜于敏院士（中）

即便如此，為了能夠掌握到完整準確的試驗測試結果，在試驗之前，于敏還是在半夜頂著零下30多度的低溫，爬到了高達102米的鐵塔頂端。和他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在說，于敏是在用生命製造氫彈。

1969年，因為不斷奔走於北京和大西北之間，精神壓力過大、積勞成疾的于敏患上嚴重的胃病，同事們眼看著他人日漸消瘦。第一次在地下進行核試驗，于敏已經虛弱得走路都很困難，每次上樓梯的時候，都需要用手提著推腿才能邁上去；做熱核試驗，同事們興致勃勃將他拉到小山崗去看火球，于敏突然全身冷汗，臉色蒼白，突然休克昏迷。

于敏健康狀況每況日下，到了1971年，組織實在不忍，商討破例讓于敏的妻子留在他身邊照顧他。一天深夜，于敏正在鑽研之時突然感覺到身體不適，頭昏眼花，他用最後一點力氣叫醒了妻子，孫玉芹一醒來，他已經癱倒在地。孫玉芹趕緊通知醫生，經過搶救之後，于敏才化險為夷。于敏在醫院待不住，身體還沒有恢復好，就又投入了工作之中。

圖｜于敏（右二）同著名核專家鄧稼先（右三）、陳能寬（左二）、胡仁宇（右一）等在核實驗基地合影

1973年，于敏從綿陽返回北京，在列車上就開始便血，剛剛到了北京又昏厥過去。于敏都沒進家門，就又被送到了醫院之中。

那些年，于敏的身體狀況是孫玉芹最為擔憂的事情。她不知丈夫到底在做什麼工作，但讓他連生死都置之度外的理想，作為妻子，怎麼可能不支援？

為了支援于敏，孫玉芹提前退休。每天她拉著小車去超市買菜，在鄰居好友心中，她總是笑眯眯的，很秀氣，也很精神。她用全部的精力保證於敏的事業，只想讓于敏沒有後顧之憂。

圖｜20世紀90年代初于敏與夫人孫玉芹

央視曾經採訪過於敏，于敏提到他去亡故妻子的思念，孫玉芹因為心臟病先於敏而去，成為他的心頭的一根刺。在於敏的記憶之中，孫玉芹是非常喜歡旅遊的，但是為了照顧于敏的身體，她捨不得離開于敏，時間全部都花在於敏的身上。對妻子，于敏將所有的感情都凝聚在一句詩之中：“報答平生未展眉。”

注：“惟將終夜常開眼，報答平生未展眉”出自唐·元稹的《遣悲懷三首·其三》。可以理解為：只能睜著雙眼整夜把你思念，來報答你平生不得伸展的雙眉。

“國產土專家”于敏，如果說一生之中還有什麼遺憾的事情，除了沒有好好陪伴妻子和家人，就是沒有機會出國留學。當時國內頂尖的專家王淦昌、鄧稼先和朱光亞等都曾經在國外留學，于敏卻從來沒有踏出國門。

其實在1962年于敏曾有出國的機會，丹麥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A·玻爾曾經訪問北京，于敏擔任他的翻譯。兩人曾經探討過學術問題，玻爾讚歎于敏是一名“出類拔萃的人”，親自誠摯邀請他去哥本哈根，于敏拒絕了。

圖｜1992年11月在中物院發展戰略研究研討會上，左起：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亞、于敏

于敏晚年回憶說：“如果我生在現在，重新上大學，我當然會選擇留學。”的確，“土專家”是對於敏“白手起家”的肯定，但在他看來，科學必須要有開放交流的態度，和足夠廣闊的視野。留學是科學交流的最好方式，但留學後必須回國給國家做點事兒，他說：“不要到老了才回來，落葉歸根只能起點肥料作用，應該開花結果的時候回來。”

就是因為這樣的態度，于敏帶的唯一的博士研究生藍可在即將畢業的時候，于敏沒有將他留在身邊，而是鼓勵他出國留學，只是一再強調，要求藍可將來歸來獻身祖國。

圖｜于敏家中的書桌

在於敏和同事們不顧生死接受研製氫彈的重任之時起，就一直遭受著非議，有的人始終不能理解，為什麼中國一定要研製氫彈，他們認為于敏在研製殺人武器，是一種不人道的事業。對此，于敏只說了這樣一段非常樸素的話：

“中國5000年的歷史都是受外族的侵略，中華民族從來就是非常堅強同時又非常愛好和平。我打心眼裡贊成核武器最好都徹底銷燬、完全禁止，但是在50年代，核大國幾次威脅要使用核武器來打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必須打破核壟斷。”

在祖國的核武器事業之中，于敏是先行者之一，和老一輩的科學家們完全靠著自己的智慧和毅力走出了自主創新的道路，為後來者引路。于敏在耄耋之年寫下一首詩：“身為一葉無輕重，眾志成城鎮賊酋，喜看中華振興日，百家爭鳴競風流。”生前，93歲高齡的于敏依舊是單位的“重要顧問”，每當遇到重大或者難解的問題之時，後生們想到的還是要請“於老爺子”出山。

圖｜于敏家中照片

在於老去世後，有記者曾經拍下幾張于敏家中的照片，於老睡覺的床鋪還是幾十年前的老舊樣式，用的也是當年的“國民床單”。床邊有一副書法作品“國之干城”，是於老對自己一生最好的總結。

這位大物理家，內心其實是浪漫而高雅的，他一直深愛著中國古典詩詞。于敏的得意門生藍可說，每次他只要說一句李白或者杜甫的詩，于敏就能接下去直接背完，還會和藍可分析這首詩的特點。在陪孫子玩兒的時候，于敏也在教他們唸詩，第一首詩，還是當年讓少年的他一腔熱血的《滿江紅》。

圖｜于敏晚年

的確，古詩詞，讓中國人好好說話、好好做人，而搞氫彈，是為了讓別國好好說話。50年代的青年學者們，因為曾經經歷了近代中國外地入侵的苦痛，他們更加明白一個獨立、富強的祖國的可貴之處。

如果我們國家沒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可能實現真正的獨立。而這些為國家安定，人民安樂而隱姓埋名的人們，將自己的力量融入到了強國的事業之中。以沉默的人生，完成驚天的事業。這就是于敏，在核武器事業上不斷開拓創新，為國謀策，鞠躬盡瘁，從未忘記過少年時的“一片丹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