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之前，中國社會對女性還是比較寬容，或者說沒有誰刻意去強調貞節觀問題，也沒人認為這會成為一個問題。

中國社會有個有趣的現象，男人的“操守”比女人開始得早，戰國時期就出現了“士”這個階層，傳統計程車都要有操守，因為“士”是需要依靠貴族的舉薦而走上仕途的，而貴族取“士”的標準是要“修身”。

所謂“修身”就是愛名節，重義輕利，自尊（不食嗟來之食），嚮往立功、立德、立言，遵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這些都是男人的“貞節觀”，還有一種是“死士”，隨時準備為國家而死，比如荊軻。

男人的貞節觀和女人的不同的，但有一點相同，都是指向品行的，都是帶有脫離法律鉗制之外的道德傾向的。

很多理論家認為，在宋朝的時候，程朱理學的興起導致婦女地位下降，社會要求寡婦不再嫁，甚至有“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的說法。

但提倡婦女守節的程頤，他的侄子死後，其妻王氏改嫁，他不曾出面勸阻；他的外甥女死了丈夫，程頤怕她傷心過度，乾脆安排他再嫁。

也就是說宋朝雖然提倡婦女守節，並將“守節”與“存天理、去人慾”放在一塊宣傳，單實際上搭理他們的人不多，沒多少人將理學家的話放在心上。

所以“靖康之恥”才會發生，除了朱皇后自殺外，其餘貴婦、貴妃、公主包括皇帝的親孃都忍辱偷生，即使讓她們舉行“牽羊禮”，將她們上衣脫去，髮髻上插著白旗，寫著：俘虜的名字、身份，她們也無動於衷。

這些貴族女性直接淪為軍妓，金人士兵不分早晚侮辱她們，然而她們也絕無輕生念頭，都像那兩個沒用的皇帝一樣，像牲畜般活下去，生命力無比頑強。

這次事件之後，史學家、理學家才真正意識到問題是嚴重性，婦女的“守貞”才被作為全社會的道德規範被強行貫徹下去，而到了明清，對婦女的鉗制達到更加嚴重的程度，因為那些男人絕不希望“靖康之恥”再度發生，也不希望那些女人懦弱地選擇求生，而傷害到男性的尊嚴，說到底還是男權社會的自私。

宋朝女性還有離婚的權力，因丈夫相貌醜，或有不軌的行為，可以去官府請求批准離婚，“中分資產”，還能得到實惠和好處，這是宋朝以後的婦女所不敢想象的。

一個理論從提出到形成需要一個過程，貞節觀到明清時期，才開始盛行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