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凡勃倫提出“有閒階級”的時代相比，今天的社會和經濟似乎已經發生巨大的變化，當物質商品的製造成本降低，人們的消費選項表面看起來沒什麼不同時，昔日的炫耀性消費當真被大眾化所消解了嗎？

以美國消費經濟為研究方向的伊麗莎白·科裡德-霍爾基特（Elizabeth Currid-Halkett），在《微小的總和》一書中認為，在今天，物質已經不再是社會地位的明顯標誌，文化資本以及由此形成的社會與環境意識價值觀催生了一種更為隱秘的區隔。當一部分人透過知識的價值躋身新階層後，他們為使自身區別於傳統的中產有閒階層，往往選擇透過一系列共同的文化實踐和社會規範鞏固內部的身份認同，代之而起的這批以新文化精英為主體的“志向階級”正在重寫消費模式。

相較於此前的炫耀性消費，志向階級會透過更為微妙的行為和商品展現其社會地位，這些商品不一定都價值不菲，但卻暗示了資本的流向和解釋權的歸屬已然發生偏轉。這也是為什麼同樣是從農產品市場買來的番茄，對於部分人而言卻被賦予了額外的象徵意味。它看似是非炫耀的，卻早已加固了無形的壁壘。

甚至於當這些行為被標識為“自然而然”的選擇時，它就成了一種“道德選擇”，我們更容易忽略人們做決定時的社會經濟侷限性。當看似相近的產品營造出無差別的假象時，貧富差距背後真正的問題已經被掩蓋了。近兩年健身潮流的變化，以及隨之興起的網紅產品便是一個縮影。下文內容經出版社授權，摘編自《微小的總和》一書中的第四章，篇幅有限，內容較原文有較大程度刪減，標題為編者所加。

《微小的總和》，［美］ 伊麗莎白·科裡德-霍爾基特 著，尹楠 譯，理想國|海南出版社，2022年12月。

瑜伽健身走紅：

21世紀炫耀性休閒的代表

20世紀50年代，居住在倫敦的前芭蕾舞演員洛特·伯克（Lotte Berk）正為賬單發愁。在一位整骨醫生的幫助下（正幫助她治療跳芭蕾帶來的傷痛），她發明了一種在鍛鍊方法和結果上都與普拉提和瑜伽類似的健身法，而且其最終鍛鍊效果甚至比後兩者更佳。伯克健身法的重點在於核心穩定性訓練和細緻入微的塑身動作，訓練難度超乎尋常，她還給一些健身動作取了諸如“妓女”“法國廁所”這樣形象幽默的代稱，這或許是因為在訓練過程中要反覆活動骨盆。

後來，這位被形容為“有驚無險地逃脫納粹魔掌的生氣勃勃的德國猶太人”創辦了“曼徹斯特街工作室”，地點就在她的朋友維達·沙宣（Vidal Sassoon）位於倫敦西區的美髮店的地下室。房間裡鋪著地毯，通風良好，只是光線有點昏暗。在魅力四射的“搖擺倫敦”時代，這兩位好朋友的店各自吸引了一批忠實顧客。沙宣為女士們設計髮型，伯克則為包括瓊·柯林斯（Joan Collins）和芭芭拉·史翠珊（Barbra Streisand）在內的明星客戶塑身。《紐約觀察家報》（The New York Observer）曾發表評論稱這種健身方法“與眾不同，獨領風騷，能有效收縮並提高臀部，讓它不那麼平坦。在踏板操、動感單車、普拉提、跆搏健身操和紐約體育俱樂部或瑜伽中心遍佈大街小巷之前，伯克的健身法就已風靡一時”。

20世紀60年代，來自美國中西部的年輕女人莉迪婭·巴赫（Lydia Bach）出現在曼徹斯特街工作室，她為這種健身法的革命性效果和伯克的信徒數量之龐大感到欣喜若狂。她很快與伯克達成協議，帶著這種健身法遠渡重洋。1970年，巴赫在紐約上東區中心地帶第67街開設了洛特·伯克健身工作室，隨後又在漢普頓地區布里奇漢普頓社群黃油巷的一箇舊土豆倉庫開設了另一家工作室，這樣客戶們在夏季度假時仍然可以上課。美國盎格魯-撒克遜裔白人新教徒上層階級、明星和紐約社交名流對此趨之若鶩——正是被湯姆·沃爾夫稱為“社交X射線”的那些人（他本人也是巴赫的客戶）。巴赫自己曾說過：“我的一堂課曾經彙集了肯尼迪一家三代。”

《紐約觀察家報》曾表示，許多年來，這兩家工作室一直是“紐約上層階級秘而不宣的昂貴秘密”。只有富人才能在20世紀70年代花30美元上一次健身課（相當於2015年的183。87美元）。但是它的成功和追捧者的狂熱程度引得其他人紛紛效仿。而且這些鍛鍊確實有效。因為它針對具體肌群進行分離鍛鍊，練習者的身體確實看起來不一樣了——那種緊實效果是普通的跑步、網球或健身房運動所無法給予的。

電影《美食、祈禱與戀愛》（2010）劇照。

在短短十幾年的時間裡，類似健身法先是在紐約出現，隨後遍及全美主要大城市。伯爾·倫納德（Burr Leonard）和後來成為其丈夫的卡爾·迪爾（Carl Diehl）一起見過伯克，她還在洛特·伯克健身工作室學習過。1992年，兩人就在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尼治開辦了第一個扶手槓健身工作室。1999年，他們又在康涅狄格州的達裡恩、韋斯特·波特和新迦南開設了三個工作室。

在這些早期健身工作室的帶動下，各種不同的源於芭蕾的健身工作室開遍了全美——“流行體格”（洛杉磯、紐約和舊金山），“扶手槓健身”（在康涅狄格州開了幾家後，又在美國許多地方開設了分店），還有或許是最有名的“健身”（紐約、漢普頓地區——就在老洛特·伯克工作室原址和比弗利山莊）。每一家都強調不同的瑜伽、普拉提和芭蕾訓練，使用各種各樣的啞鈴和芭蕾扶手槓。

不論走到哪裡，這種源於芭蕾的健身課程都是21世紀炫耀性休閒的最佳代表。每家健身工作室的客戶當然有所區別，同一階層的人自然會選擇相同的炫耀性休閒方式和穿衣風格，但效果卻一樣：參加這些健身課程代表這些人有穩定的財務基礎和自由休閒時間。這種炫耀性休閒在很多層面上都發揮著作用。從嚴格的經濟角度來看，無論以哪種全球標準衡量，每個健身課程的課時費都很貴（一次課的課時費從10美元到40美元不等），而為了達到理想效果，一個人每週必須上2—4次課。即使每次課的費用並沒有變成183。87美元，但累計費用的增長也相當迅速。

露露樂檬健身褲：

新型炫耀性消費的象徵

參加這種源於芭蕾的健身課程還有更深刻的社會文化意義。由於炫耀性休閒體現了可自由支配時間的奢侈屬性，因此，1小時一次的健身課本身就代表了一個人有能力來上這種課，完善自己的形體。那些報名上週一上午11點課的人（或在某個工作日中途上課）正在向班裡的其他所有人展示自己的炫耀性休閒。這種行為本身就暗示了一個人工作的靈活性或收入的豐厚，或者兩者兼而有之，對一些人而言，更是展示了根本不用工作的奢侈背景。正如“流行體格”的創始人德里克威廉姆斯（Deric Williams）所言：“肯塔基州的單親媽媽就不能來上課……我們曾（在工作室）開展育兒服務，但後來放棄了，因為大多數來上課的人都有臨時保姆和住家保姆。”

其次，參加這些健身課程的人通常都會穿特殊的衣服運動和工作。詹妮弗·威廉姆斯（Jennifer Williams）以前是一名芭蕾舞演員，現在則是“流行體格”的聯合創始人，她曾回憶自己在“扶手槓健身”當教練的情形。一開始她就著穿普通的運動服，但到了21世紀初，當她在舊金山教授芭蕾健身課時注意到：“班上的所有女人都穿著印有相同商標的褲子。我意識到‘我必須也有那種褲子’。”這種褲子就是露露樂檬健身褲，是這家公司的標誌性產品，也是都市炫耀性消費的新物質化象徵。

這種褲子非常討人喜歡（黑色的喇叭褲風格，材質是較厚氨綸混合物，超級吸汗）。而且，一個人也只有努力健身，穿上露露樂檬健身褲才好看，同時也需要具備一定的經濟實力才能買一條這種褲子。（每條褲子售價100美元，一個人如果每週健身多次，可能就不只需要一條褲子。）因此，身著這種健身褲的人輕而易舉地就充分展現了自己的炫耀性消費。每家健身工作室還會生產專屬系列服裝，包括T恤、緊身彈力褲和芭蕾健身課“必備”的標準防滑襪（襪底通常有防滑設計，圖案通常是工作室標誌或名稱，防止腳踩在扶手杆上或工作室的硬木地板上時打滑）。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如果一個人有錢又有閒，每週還去上幾次有氧芭蕾健身課，效果確實立竿見影。《紐約觀察家報》就曾直截了當地指出，參加這種特別健身課的女性的身材看起來的確與那些參加其他健身課的女性不一樣。因此，那些在“流行體格”“健身”“扶手槓健身”或其他任何有氧芭蕾健身班上過課的女性，哪怕只是在日常生活中喝杯咖啡，去食品雜貨店買東西，或出門用餐，就能自然而然地展示其炫耀性休閒成果。如果有人擔心這個世界沒有看出自己辛苦付出的炫耀性消費的成果，別忘了還有“健康自拍”—拍下自己健身後的照片並立即上傳到臉書、Instagram或自己的部落格上。

這種潮流也能透過其他型別的炫耀性休閒體現，很多志向階級成員透過衣服，隨身攜帶的飲用水，運動後飲用的綠色的鮮榨果汁，或者是高階健身工作室的會員或常客身份等物質手段，就能展示其身份地位。

社會學家詹妮弗·馬奎爾（Jennifer Maguire）在《健身消費》（Fit for Consumption）一書中以更廣闊的視角探討了利用空閒時間健身這一問題，將其視為創造生產力和實現個人發展的活動。馬奎爾認為，能夠分配適當的時間健身本身就是社會地位和奢侈的象徵，健身工作室和健身房不停地改頭換面，健身法也總是迅速升級換代。馬奎爾發現：“運動的未來正在經歷重塑。俱樂部將健身作為一種休閒生活方式進行推銷……健身俱樂部會員資格和體態成為整體生活方式中相互關聯的身份地位象徵。”“晝夜平分點”和“核心融合”這類健身機構一開始只專注於健身，後來也引入奢侈設施，提供相應的奢侈服務，因此，頻繁使用這些設施本身就體現了一定的社會地位。

《健身消費》英文版書封。

《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雜誌一篇文章指出，雖然2007年開始的經濟大衰退讓很多行業遭受重創，健身行業（健身房、俱樂部、健身課程等形式）仍然生機勃勃，並且實現了行業增長。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精英階層健身投入的增加造就了健身行業的健康成長。那些位於收入頂層20%的群體每週的健身時間是位於收入底層20%群體的6倍多。

正如該雜誌所言：“有目的地出汗正成為一個精英現象……‘繁榮’曾經是超重的同義詞，而現在健美（以及瘦）則成為身份地位的象徵。”社會學家哈維莫羅奇（Harvey Molotch）也曾評論道：“休閒的目標曾經是白淨無瑕、柔弱無力。而現在你需要一些財富來擁有肌肉。工人階級以前是唯一擁有肱二頭肌的人，只知道吃快餐可不會讓你擁有肱二頭肌。”

區隔：

消費什麼是“個人選擇”？

志向階級的這種休閒生產力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些志向階級成員永遠無法放鬆休息。即使是看電視——《廣告狂人》（Mad Men）、《絕命毒師》（Breaking Bad）、《權力的遊戲》（Game of Thrones）或HBO頻道的最新劇集—也是為了跟上時代文化思潮。如果一個人不利用空閒時間做些什麼讓自己看起來聰明、有文化，怎麼能在宴會上顯得見多識廣呢（以及智力超群）？

電視劇《權力的遊戲》劇照。

卡爾·塔羅·格林菲爾德（Karl Taro Greenfield）曾在《紐約時報》上寫道：“隨時都要掌握足夠多的資訊，以免暴露文化上的不足，是我們現在持續面臨的壓力。我們並不是真的要直接使用這些看上去對我們很重要的海量資訊，而是隻需要知道其存在——並且對其有一定看法，能夠參與與之相關的談話即可。我們越來越傾向於偽裝成知識淵博……當一個同事在雞尾酒會或聚會喝酒時提到一部電影或一本書，我們明明沒看過或讀過，甚至連相關評論都沒看過，卻還是會意地點點頭，這並不能稱為說謊。因為話題發起者本人很有可能只是在重複其在社交媒體動態或新聞推送中看到的辛辣評論。”

當志向階級高效利用有限的休閒時間的時候，他們忽略了以這種方式消磨時間是多麼奢侈的一件事。他們忙於證明和強調其利用時間的方式是如此獨一無二，使其從根本上與其他人區別開來。經濟學家羅伯特·弗蘭克就指出：“正如他們希望從投資和慈善事業中獲得回報一樣，富人現在希望從休閒時間獲得回報。”因此，其中一部分時間也會用來評判那些不花時間做這些事的人：給孩子喝配方奶而不是母乳？簡直是毒害兒童！花時間看低俗情景喜劇的文盲？真可恥！換句話說，部分現代炫耀性休閒可以看作是針對不參與這些活動的人所表現出的一種文化和道德優越感，同時也體現了進行這些炫耀性休閒活動者的一種假設思維，那就是不參與這些活動一直是個人選擇的結果。

然而事實遠沒有這麼簡單。這些行為似乎如此自然，很多志向階級成員認為所有人都應該這麼做，受過良好教育的精英及其社交群體將其視為社會規範。母乳餵養和順產是“直覺”或“本能”選擇，大家都應該如此。即使它們令人疲憊不堪，感覺像在工作，也是一種奢侈的享受，這一點毫無疑問。但從這些行為給人的直觀感受來看，它們對於中下階級而言並不是顯而易見或輕鬆的選擇。

在這個問題上，有必要提及20世紀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貝爾在1976年出版了《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指出，社會利用資本主義及其職業道德所提供的經濟優勢，在我們的社會行為和文化風格中創造新的感受力和巨大自由。那些曾經轉向體現新教徒工作價值體系所提倡的節衣縮食的生活方式的人（想想威廉·懷特的《組織人》），現在正在擁抱先鋒派（它還存在嗎？）和波希米亞主義這類文化行為新形式。我們的經濟生產力給我們提供了享受文化自由或成為“文化雜食動物”的機會，後者是社會學家對新精英社會這一特殊精神支柱的形象比喻。我們仍然具有旺盛的生產力，這一特質定義了志向階級，也決定了其如何獲得相應的身份地位。但能體現生產力所創造的成功的外在身份地位象徵卻隱藏在隨之而來的生活方式和消費選擇中。

《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美］ 丹尼爾·貝爾 著，趙一凡、蒲隆、任曉晉 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年。

貝爾在這方面的巨大貢獻在於，指出了整個社會在文化上已有所改變，因此，不再過分追求物質享受的生活方式（甚至波希米亞主義）已經成為更高經濟地位的象徵。或如大衛·布魯克斯所言，布波族竭盡全力將消費選擇變成神聖的道德決定（淨水器、私教冥想課、哺乳顧問和石材打造的禪修風格浴室）。這些消費看上去像是出於本能所做出的選擇，或是對更自然的生活方式的迴歸，但實際上卻體現了我們在資本的幫助下獲得選擇這種生活的自由。“正念”冥想可以看作是對前數字時代的一種道德迴歸，透露出反資本主義的情緒，但卻需要花時間和金錢去學習和練習。銅製炊具位元氟龍（Teflon）炊具更環保（由於使用了自然元素製造，當然也更接近自然），但前者一套要花費1500美元，後者則只需50美元。我們或許可以再次借用歷史學家弗蘭克·特倫特曼的話：“道德深深地融入了我們物質生活的肌理中。”

走向反面的新型炫耀性休閒：

當道德判斷融入消費選擇

我們做出這些能夠顯示身份地位的決定，究竟是反映了我們渴望向全世界炫耀的心情，還是折射出我們希望被他人接納的人類基本訴求，實在難以分辨清楚。我們不會同情那些透過購買愛馬仕鉑金包來努力獲得認同感的女性，而那些選擇母乳餵養，家庭分娩，花更多時間陪伴孩子，為了健康更加勤奮鍛鍊的女性看起來似乎更真實、更深刻，或者說她們至少是在追求更美好的意義——可恰恰是相同的社會經濟階級屬性和文化資本積累賦予了後者做出看似完全不同的選擇的能力。

因此，美國新型炫耀性休閒同時具備一個明顯的反作用力——它製造的社會分層和不平等甚至超過了任何形式設計師手袋製造的同類效果。而在進行炫耀性休閒的時候，如果某人沒有選擇做某事，我們會將其看成是某種道德選擇。我們忽略了人們做決定時的社會經濟侷限性（或者對志向階級中的富有成員來說應該是社會經濟賦予的自由選擇權）。為什麼那個人會超重或這個人的文化意識如此薄弱？或許是因為他們的工作是按小時結算工資，因此沒有錢購買昂貴的新鮮水果，也沒有“能創造生產力的休閒時間”去上晚間普拉提課或閱讀《紐約客》。

在志向階級家長看來，加糖飲料和多力多滋（Doritos）就是兒童世界的香菸。社會學家凱特琳·丹尼爾（Caitlin Daniel）最近的一項研究表明，低收入家長並非沒有意識到孩子吃蔬菜和“健康食品”的好處，只是他們無力負擔孩子拒絕吃這些食物或將其扔到地上所造成的浪費。如果不考慮肥胖因素，在大多數孩子眼中，炸雞塊和薯條才是美食，所以，通常要嘗試吃8-12次西藍花、三文魚或其他更有利於健康的食物，孩子才有可能適當地吃一些這類食物。因此，每當一個貧困媽媽用微薄的工資買回來的抱子甘藍最後被扔在了地上，她不僅浪費了不能浪費的錢，還失去了給孩子買真正需要的東西的機會。

丹尼爾對此評論道：“貧困家長不僅要計算購買食物的花銷，還必須考慮如果沒人吃該怎麼辦。”丹尼爾還針對富有家庭進行了研究。當其中一個媽媽被問到如何看待因為孩子的拒絕而導致的食物和金錢的浪費時，她答道：“坦白說，我從沒想過這個問題。”當這樣一個志向階級媽媽看到另一個媽媽給孩子買麥當勞開心樂園餐當午餐時會大吃一驚，並且堅信自己給孩子準備的烤雞和彩虹色蔬菜便當才是安心之選。儘管這個志向階級媽媽為孩子提供健康食物完全是出於善意，可是她忘記了另一個媽媽幾乎從來就沒有做出這種選擇的機會。

電影《克萊默夫婦》（1979）劇照。

看看志向階級育兒所面臨的巨大挑戰：精英私立幼兒園。一年的學費從10000美元到40000美元不等，甚至在孩子出生前就要想辦法擠進候選名單。45歲的老爸們要在下午5點前下班去接孩子（只能在孩子睡覺後工作到凌晨）。一些爸爸們屬於廣義範圍的“創意階層”，因此靈活的工作時間允許他們與孩子一起吃午餐。全職媽媽中不乏畢業於常春藤盟校的研究生，她們則忙於趁孩子上學的時候採購有機蔬菜，規劃出遊行程和孩子上音樂課的時間。

這些家長都專注於社會學家拉魯所說的協作培養，大部分空閒時間都在思考如何讓孩子的人生更美好。然而，她們中的很多人在做決定的時候通常會下意識地評判那些做出不同決定的人，完全忽視了每個決定最終取決於一位母親是否享有經濟和社會自由，以及這種自由幾乎已經被其在資本主義社會所處的社會地位完全剝奪。

並不是所有炫耀性休閒都與身份地位相關，也並不是所有采取母乳餵養的強勢媽媽都看不起其他媽媽。很多志向階級成員積極健身、精細育兒和努力獲取文化知識的初衷其實都很美好。但圍繞著21世紀炫耀性休閒神話的關鍵在於佔統治地位的社會階層，他們才有足夠的時間和知識參與其中。

本文內容節選自《微小的總和》一書。

原文作者/［美］伊麗莎白·科裡德-霍爾基特

摘編/申璐

編輯/羅東

導語部分校對/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