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家大衛·克雷伯的作品《毫無意義的工作》的中文版終於面世。對於大部分讀者來說，克雷伯的作品充滿了洞見和一種另類的“深刻”：我們總希望工作賦予短暫的人生與意義，殊不知大部分工作在被設計之初就註定可有可無，並隨時可被取代。我們看似努力工作，其實無異於一場早就知道結局的自我感動。在克雷伯充滿憤怒的敘述中，資本主義的本質似乎昭然若揭：在自由市場的“做大蛋糕”的許諾下，所有人對生活和未來的期待被消磨殆盡，而勤奮、工作倫理和職業的許諾之下，是所有人自我價值的被消耗。

《毫無意義的工作》作者：大衛·格雷伯 譯者：呂宇珺 版本：中信出版社 2022年7月

然而，當我們把克雷伯的作品放在經濟學的顯微鏡下抽絲剝繭般觀察他的每一條論證與分析時就會發現，《毫無意義的工作》作為宣傳作品和批判資本主義的小冊子完全足夠。以專業、嚴肅的社會科學作品作為標準的話，克雷伯的憤怒與批判止於情緒的輸出，卻難以用更嚴肅的標準衡量。也許在某種程度上，克雷伯的憤怒和批判精確地擊中了資本主義和現代社會的病灶所在，但是如果這種批判只是包裹在反資本主義的話語之下，卻無法用更翔實的資料和調查樣本佐證，更無法以社會科學的方法與邏輯論證。那麼這種批評除了激情澎湃的情緒輸出之外，似乎無法承擔起人們對它的期待，更無法說明現實要向著克雷伯所展望的方向前進。

撰文｜韓明睿

已故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的《毫無意義的工作》，與他之前出版的《債：5000年債務史》及與人合著的遺作《萬物黎明》

（The Dawn of Everything）

一樣，是本讓人很難嚴肅看待的書。後兩者充斥著難以計數的訛謬。曾在克林頓政府財政部任職的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教授布拉德福德•德龍僅僅讀了《債》的其中一章就發現數十處事實問題，包括“美聯儲主席不受公共監督”這種令人噴飯的常識性錯誤。《萬物黎明》關於人類早期文明史的宏大敘事以及背後堆砌的繁多史料，用現在內容行業爛大街的一個說法來講，是要“徹底顛覆讀者認知”。但即便忽略書中的事實錯誤，來自考古、歷史等學科的多位學者也發現，該書涉及他們所研究的細分領域時，存在邏輯牽強混亂，曲解前人論述並攻擊稻草人，刻意挑選並剪裁出有利於書中觀點的材料而回避更多與其相悖的證據和文獻，幾乎未提供任何有意義的度量指標但仍就人類社會進步與否做出大膽斷言等嚴重謬誤。歷史學家大衛·貝爾評價說，兩位作者已經“危險地接近學術不端”。

相較於前後這兩本書，上述各種錯誤在《毫無意義的工作》中並不多見。這是因為本書雖長達三十多萬字，可以公開驗證的事實卻極少，主體由道聽途說的軼事和篇幅失控的思考構成。格雷伯提出，有一些毫無意義甚或極其有害的職業，從業者自己都找不出其存在的理由，只能假裝這份工作是完全合理的，才能硬著頭皮幹下去，並因此承受著虛偽和無目標感帶來的精神暴力。他稱這類工作為“狗屁工作”，並試圖就其存在給出解釋。

四成工作毫無意義？

如果本書只是如此一部探討奇異現象的理論著作，這麼做問題不大，說不定還會有點趣味。但格雷伯的野心不止於此。他覺得自己是在研究瀰漫在當代社會中的一種重大現象。他認為諮詢顧問、公關人士、企業律師、人力資源部門員工、大學行政管理人員等多種白領工作均可劃入此列，總數驚人。本書序言標題即為《40%的工作毫無意義》，並給出了這一龐大數字的來源。線上市場調查公司輿觀（YouGov）2015年面向英國網民開展了一項關於工作體驗的問卷調查。在參與調查的849人中，有一半人表示自己的工作對世界做出了有意義的貢獻，37%的人說自己的工作沒有這樣的貢獻，13%說不知道。之後荷蘭的一項調查中“有40%的人覺得自己的工作沒有什麼存在的理由”。格雷伯把37%這個數字作為全書的基石。他後來又拍腦袋假定，剩下63%並非毫無意義的工作之中還會有37%服務於無意義的工作，並將其稱作次級無意義工作。如此一來，總體無意義的工作就將超過一半。

大衛·克雷伯，美國著名人類學家、社會學家，“佔領華爾街”主要參與者，先後任耶魯大學副教授、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師承人類學家馬歇爾·薩林斯。出版有《債：5000年債務史》，受到《21世紀資本論》作者托馬斯·皮凱蒂的高度讚譽。

輿觀的調查中另外一些問題的結果其實沒那麼糟糕。覺得自己的工作完全沒有充實感

（not at all fulfilling）

的人只有10%；也只有8%的人在社交場合向別人介紹自己工作時會感覺尷尬。看來，缺少對世界有意義的貢獻，也可以是一份正當合理的工作。不管怎麼說，需要注意的是，輿觀是依靠網際網路，以速度而非準確性見長的市場調查公司，調查受訪者是主動註冊的線上使用者，他們填寫調查問卷並獲得最終可以兌換為少量現金的積分。另外這項調查的時間視窗只是兩個工作日。這些因素使得調查的抽樣代表性很成問題。明顯無法排除的一種可能性是：忙於讓世界變得更美好的工作者中，有時間有心思註冊輿觀並加入這項調查的，達不到在人群中的實際佔比；而工作無聊、閒得發慌的人們，則不成比例地積極參與。

格雷伯對數量的輕率態度不止於此。本書第五、六章用了一百多頁討論毫無意義的工作近年來的激增現象。題為《無意義的工作為什麼會激增》的第五章，第一段就宣稱，“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無意義的工作的總體數量，乃至那些被從事者認定毫無意義的工作崗位在全部崗位中的佔比，最近幾年都在急速上升。”讀者自然期待接下來看到理由有哪些，但這些理由並未出現。格雷伯自第二段就徑直開始討論“這一切都是怎麼發生的”，並在第六章中探討“為什麼社會對無意義工作的激增無動於衷”。這不免讓人思索，建立在一個毫無根據的斷言上，篇幅超過全書正文1/3的這兩章是否本身就毫無意義，以及本書編輯是否因為工作量過於巨大，沒能有始有終地認真履行審稿職責，儘管《致謝》中列出的編輯多達四位。

電影《摩登時代》

其實，這本厚書似乎整個就是一團巨大的錯誤。荷蘭兩位學者2019年發表的一份研究，使用了來自全球47個國家的十萬名工作者的代表性資料集，發現只有約8%的人認為自己的工作對社會無用，時間上也沒有明顯的變化趨勢。英國三位學者2021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使用了一個囊括歐盟28國兩萬餘人的調查資料集，同樣發現認為自己工作無用的人的百分比僅為個位數，並且這一比例在資料集涵蓋的三個時間點上逐漸減少，從2005年的7。8%降為2010年的5。5%，並進一步在2015年降至4。8%；從行業來看，法律、商務和行政人員自認工作無用的比例低於平均值，清潔、環衛、建築、製造、運輸和農業藍領工人的比例倒是在平均水平之上，有的達到了15%。格雷伯論證說，“工作從事者本身的主觀判斷幾乎就是我們可以獲得的對此的最好評估了”。如此看來，藍領工作的無價值濃度要明顯高於白領職業，與本書的判斷剛好相反。

為了“研究”毫無意義的工作，格雷伯透過推特和專用郵箱公開徵集到三百多份自稱無意義工作者的自述，加上他自己對一些無人反饋的行業

（如遊說業）

的直覺，認定很多職業為毫無價值的工作。但從前面經過同行評議的論文中可以看到，無意義的工作在各行各業中都只佔很小一部分，沒有哪種職業本身就該被貼上無價值工作的標籤。

電影《實習生》。

我們甚至可以說，即便某一行業裡大部分人的工作成果都沒什麼用，這個行當也未必就是不該存在。科幻作家西奧多·史特金在20世紀50年代迴應“90%的科幻小說都是垃圾”的批評時說，這話沒錯，但任何事物中的90%都是垃圾。這一說法後來被稱為史特金定律，哲學家丹尼爾·丹尼特將其列為七種批判性思維工具之一，重新介紹給當代讀者。他說：“無論你談論的是物理學、化學、進化心理學、社會學、醫學——隨便你說的是啥——搖滾樂、西部鄉村音樂，90%的東西都是垃圾。”考慮到很多學術領域中大部分論文幾乎或完全無人引用，大部分文藝作品無人問津等事實，這個表述應該說是話糙理不糙。但顯然不能因為此，就說這些學科和文藝體裁本身毫無價值，最好消亡。格雷伯收集到的幾百份或可笑或可惡的個案更是說明不了太多問題。就算這些缺少旁證，幾乎全部匿名，本質上屬於“網上有人這麼告訴我”的軼事無半分虛假或添油加醋，也沒有理由假定它們具有什麼代表性。就像我們不能因為格雷伯這幾本書，就認定人類學整個學科都已不可救藥地崩壞。

如何解釋工作的無意義？

無意義的工作不是系統性問題，令人欣慰。但可能還是有好奇的人想知道，為什麼有少數人幹上了毫無價值工作。格雷伯的那“一種理論”是“管理封建主義”。這一說法和書中不知何故未見引用的帕金森定律頗為相似，大意都是，在科層制內，中高層管理人員樂於增加下屬以擴充、彰顯權力。更多下屬會產生更多工作，可能是由於需要在更多人之間協調事務，也可能只是由於多出來的人力、工時需要填充。

忽略重複發明輪子之嫌，這一假說確實不無可能。具有經濟學思維的讀者會本能地想到一個迴應：放任帕金森定律發作而不加以約束的企業，人力成本會迅速膨脹，被市場淘汰。格雷伯草草否定了這條反駁，稱如今已經沒有真正的市場競爭，企業賺錢主要靠政治分肥。

電影《東京奏鳴曲》中失業的男主角。

從前文提到的兩篇學報論文來看，至少在白領行業，“帕金森定律受到市場紀律約束”的假說要比“帕金森定律使科層體系無休止膨脹”的理論更貼合真實世界的資料。當然，競爭是個過程。在任一個時點上，都會有低效企業在苟延殘喘，或還沒有意識到自身已浮腫不堪。經濟學中有“摩擦性失業”的概念。無論運作多麼良好的勞動力市場，都做不到失業率為零。失業者離開上一份工作後第二天就到新單位上班，在繁榮的經濟中都不可能是常態。同理，市場經濟下如果存在幾個百分點的“摩擦性工作”，也完全可能。

帕金森定律或許不是“摩擦性工作”的唯一成因。另一種顯而易見的可能是，看似無意義的工作所屬的組織確實管理水平不高。組織管理很難，真的，真的很難。人管理自我已然不是一件易事。一般來說，普通人保持健康只需按照權威的膳食指南均衡飲食，並保證足夠運動即可，現代社會中多數人都具備相應的條件。但生活經驗告訴我們，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這些，連“不要久坐”之類的簡單告誡也是如此。作為組織中的管理者，要有效管理下屬，比個人自我管理的難度還要高出幾個數量級。目標設定、事務分配、資訊溝通、 爭端處理、績效考核、薪資調整、人員獎懲、崗位調動，都是管理上的難題。並且，不同組織需要不同的管理方式。大學和律師事務所不一樣，製造業企業和航空公司不一樣，幾萬人規模的軟體巨頭和只有十幾人的初創團隊也不一樣。各種版本的膳食指南大同小異，但並沒有一本普適、開箱即用的管理手冊，讓各類組織的管理者們對照一份有二十個要點的清單一一打鉤做到便能萬事大吉。

電影《社交網路》

對於各種難題，管理者要麼制定規則，要麼自由裁量，要麼將這兩種方法混合。在複雜的大型組織中，要讓一整套規則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出現荒謬的邊緣案例，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讀者也許在更日常的情境中就已聽過這樣的抱怨：“我只是滑鼠壞了要換一個，幾十塊錢的東西而已，為什麼還要走個那麼正式的流程，經過五六個人，讓我們部門和你們IT部門的老總都簽字同意？”當然，牢騷歸牢騷，正常人都明白，假如不走流程就能從IT管理員那裡隨便拿個新滑鼠，公司的IT裝置管理會出比這大得多的問題。

本書第二章提到的一個案例很有意思。來信者說，她手下有位員工目前工作能力很差，但之前有長達25年的優秀績效評估記錄，與公司簽訂了長期勞動合同，所以很難開除，由於種種原因也沒法把他明升暗降，調到閒職崗位上。於是，只能重新招聘一位新人，承擔那位老員工的大部分實際工作。但由於原崗位仍由老員工佔據，招聘時就得編造出職責描述與其不同並且實際上不需要的一個新崗位，換句話說，就是無意義的崗位。問題是，沒有勞動者願意在積累了25年的出色履歷之後，僅僅因為現在的上司不滿意其工作表現，就遭遇中年失業的命運。這家公司現有的人事管理規定顯然照顧到了這一點，無論是因為重視員工忠誠度還是為了避免法律麻煩。這當然不完美，但修訂規則使得沒有設立無價值崗位的必要，同時避免任何新的不利影響（

例如35歲現象）

，並沒有那麼容易。

電影《惡老闆》。

對於一件完全合乎情理的特例，如果管理者開了例外，下個月可能就會有幾件稍稍不那麼合理的案例找上門，當事人的說辭當然是“上回張三的事情不是已經破例了嘛，這次我的問題畢竟也沒有嚴重到哪裡去，規矩是死的，人是活的……”規則的滑坡式鬆懈往往就是這麼出現的。

對此一種常見的解決方案是給規則打補丁。如果選擇這條路，管理者就踏上了另一種滑坡。一套原本簡單的規則，打上十年補丁，也會演變為繁文縟節，並需要配套的編寫、培訓、執行和監察人員。這已經是社會學家們一百多年來的老生常談。除了影響效率，消耗人力，其中還隱藏著一種危險：某個應對少見情況的補丁，多年後因為人員更替不再有人記得其作用，卻對後來者行事構成了障礙。這時可能會有人主張快刀斬亂麻，廢除這些看上去沒什麼意義的規定。清理陳舊規定有時是正確的選擇，有時不是。英國作家、哲學家切斯特頓

（G。 K。 Chesterton）

就此提出過一個後人稱之為“切斯特頓柵欄”

（Chesterton’s Fence）

的原則。他在一本著作中請讀者想象一條路上豎立著柵欄。有的人看到柵欄妨礙通行，就急於拆除。而更有頭腦的人雖然也想改善現狀，但會勸誡前者，先搞明白柵欄在此的用處再說。當然，從理論上來說，當初設立柵欄的理由可能是愚蠢的，或是明智的，但只適用於早先那個時代，不過也說不定是用於防範時至今日仍會出現的負面情形。關鍵是，不做調查研究，就無法知道是哪一種情況，也就可能取消有用的規定而造成糟糕的意外後果。

書中提到的另一種無意義工作來源，是應政府監管要求而生的合規

（regulatory compliance）

崗位。相關的註釋裡提供了一個不出意料地沒有代表性但刺激眼球的數字：2014年一則新聞報道說，花旗集團擬在當年內將從事合規工作的崗位增至三萬人，約佔員工總數的13%。而根據2022年11月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

（NBER）

的一篇工作論文的估計，全美企業每年的合規工時約為30億小時，假如按全職員工的工作時間折算，相當於一百多萬人，差不多是全國就業人口的1%。這其中有多少做的是純屬形式主義的文牘工作，真的不好說。但除了極端的自由放任主義者，應該沒有人會覺得，把這1%的崗位不分青紅皂白統統解散，會是個好主意。

可以給本書補充的又一種猜想是，很多無意義的工作是公司釋放美德訊號

（virtue signaling）

所需。經濟學家弗裡德曼主張公司的社會責任就是在遵守規則的前提下追求利潤的觀點，被越來越多的人否定。ESG

（環境、社會與治理）

投資則熱得發燙。幾乎沒有哪個大企業不就ESG發表宣告，表態過關。上市公司或出於上市地監管要求，或出於自願，紛紛在年報中增加ESG內容，有的還單獨釋出ESG年度報告。但就如產業組織經濟學乃至常識所表明的那樣，多目標比單一目標要難辦得多，實踐起來容易顧此失彼。2019年，181家美國大公司的執行長在商業圓桌會議

（Business Roundtable）

上籤署《公司宗旨宣言書》，承諾為包括客戶、員工、供應商和所在社群在內的所有利益相關者提供價值。後來就有批評稱，聯署的公司中有的並未真正兌現承諾。放出豪言後發現自己被人批評口惠而實不至，或者公司運作一切照舊但又到了該展示ESG成績的時候，該怎麼辦？當然是讓幾個無價值的工作者攢一份充斥著沒什麼實際意義的文字和資料以及主色調為綠色的圖片的垃圾報告了。

短片《inside》

近年來社交網路上每隔一陣就會掀起對某個社會問題“喚醒意識”的熱點話題。甚至有好事者會盯著看哪家品牌沒有就此發聲。很多大公司受此裹挾，不得不用自家的社交賬號跟進發言。美國喜劇演員博·伯翰

（Bo Burnham）

2021年的特輯《隔離在家》

（Inside）

中的一段短劇對這種現象有辛辣的諷刺。他扮演一位品牌顧問，教大公司如何在這樣的浪潮中站穩腳跟，維護品牌形象：“我問與我合作的品牌的一個問題是：你要不要站在歷史的正確一邊？問題不是你賣什麼東西，或提供什麼服務，而是你代表

（stand for）

什麼！告訴你們的客戶，摩根大通反對種族主義；問題不再是‘你想買小麥薄餅

（食品品牌 Wheat Thins）

嗎’，現在的問題是，‘你願意支援小麥薄餅，與萊姆病作鬥爭嗎？’”這些被迫為之的表態，加上一些商業論壇上與此有關的清談，自然也是如假包換的垃圾。

給定社會對美德訊號愈發旺盛的需求，這類話語和背後的無意義的工作今後恐怕只會更多。話說回來，也正是因為格雷伯當初一篇題為《談談“毫無意義的工作”現象》的文章在社交網路上被多次轉發，他才收集到了那些個案例，並由此成書。如今本書被引進國內，又在書評社群和播客界引發了一波認真而熱烈的討論，彷彿書中內容都是千真萬確的事實。我們只能希望，“工作的意義”不要成為新的美德訊號，給這個世界貢獻更多的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