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文明傳承歷史悠久，是一個擁有五千年曆史的文明古國，在我國曆史發展過程中，文化發展一直佔據著很高的地位，在很多時期，文人墨客的名氣甚至比朝堂上的官員還要大，比如譽滿天下的唐朝，有初唐四傑，王勃就是初唐四傑之一，但在王勃《滕王閣序》中所提到的都督閻公，很多人卻不知道這個人的全名；又比如，李白、杜牧這種在政治博弈中境遇很不好的人，在後世的歷史中卻異常的出名。

哪怕對唐朝的歷史不甚瞭解的人，恐怕也都知曉李白、杜甫等人的某些著名作品，這是我國古代文化歷史發展的一個特點；唐朝有自己的文化體系，像魏晉時期，或者後來的宋、元、明、甚至清朝都有著自身的文化發展特點和理念。

在這些朝代中，所湧現出來的文人墨客的數量也是相當大的，例如建安七子，竹林七賢，唐宋八大家，蘇門四學士，揚州八怪等等，他們讓浩如煙海的史書增添了另一種趣味，也讓華夏五千年文明史變得更加的輝煌燦爛，可以說，這是是整個華夏文明發展與傳承過程中不可缺少的。

但對於春秋戰國時代來講，這一個年代卻很少出現文人墨客，甚至哪怕是後來人也很少對那一時代進行對比描繪，像是其他的亂世，比如說三國時期有羅貫中的《三國演義》，五代十國，其實也有羅貫中所書寫的《殘唐五代演義》，只不過《殘唐五代演義》相比於《三國演義》的名氣低了一些，大多數人不知曉而已。

戰國時代為何缺少文人墨客？為何缺少小說創作？

關於春秋戰國卻少有演義小說進行書寫，我們能夠尋找到的也就只有《史記》、《戰國策》或者稍微類似於小說的《東周列國志》，而像《三國演義》這樣的真正的歷史演義小說卻沒有蹤跡可尋，那麼到底是什麼樣的原因導致了這種情況的發生呢？

本篇文章重點分析一下這個問題，看一看戰國時期為何很少出現文人墨客？在後續的歷史發展中，為何有很少人透過小說這種方式對這一時期進行描繪？

大爭時代需要政治軍事人才

第一個原因，戰國時期的社會性質和歷史發展潮流所決定的；戰國時代是一個天下大爭的時代，在那樣的年代裡以利益紛爭為主要的目標，能夠為國家謀取實際利益的人，能夠在政治和軍事上面做出巨大貢獻的人，是那一歷史時期最需要的人才。

屈原文化造詣高，但在政治上不懂斡旋

而像文人墨客這種在文化方面具有強大推動力的人，大部分都出現在和平時期，實際上文人墨客對於國家的建設作用並不大，就比如說戰國時代的屈原，他雖然在文化方面有著很高的造詣，是楚國曆史上最著名的愛國詩人。

但屈原不會政治上的斡旋，在楚國的朝堂上太過於鋒芒畢露，在提出變法改革的時候又沒有學會為自己尋找支撐，所以屈原很快就被靳尚所代替，緊接著就被楚國的各大貴族聯手趕回了老家，最後報國無門，抑鬱得投河自盡。

又或者像是五代十國時期的李煜，李煜在詩詞方面的造詣非常高，後來人甚至稱他為千古詞帝，但詩詞造詣的高深卻完全彌補不了治國能力的薄弱，最終南唐國破的時候李煜也是毫無辦法，成為趙氏王朝的階下囚。

所以，我們總說，時勢造英雄，一個時代的主流發展是怎樣的，就需要怎樣固定的人才，像戰國時代那種利益紛爭比較頻繁的年代裡，像是李白、李煜那種頗具詩詞才華，但政治、軍事能力不足的文人墨客存在感是比較低的。

戰國時代，有兩種人很吃香

其實在戰國時期比較吃香的大體就兩種人，一種是有著主流學說支援的變法改革家，或者說是諸子百家當中一大學派的代表人物，這一類人大體都是透過對自己學術的推廣來為自己謀取一席之地的。

法家，變法改革家受到青睞

像是在魏國進行變法的李悝，或者說在秦國進行變法的商鞅，這兩個人都是屬於法家的代表人物，他們都有著一套完整的變法體系，對於國家的發展也有自己的主張，可以說是法制的兩位大成者。他們透過變法來推行自己的主張，以提升國家實力為根本，使其富國強兵，打造強國之基，讓自己在一個時代裡能夠立足；李悝和商鞅這兩個人在推行了變法之後，都成為了炙手可熱的人物，他們在各自國家的發展以及地位是不可撼動的。

蘇秦，張儀等縱橫家受到重用

此外，還有一些縱橫家，他們透過遊說君主來推行自身的政治主張，比如說蘇秦，他就是透過遊說山東六國的國君建立合縱的聯盟關係，來穩固自身地位的，到山東六國確立了蘇秦的合縱主張，蘇秦也就正式地成為了可配六國相印的六國宰相。

再比如說張儀，其透過遊說秦惠文王確立了連橫政策的地位，而因為連橫政策的實施，也確立了他在秦國發展歷史上的地位；又比如說范雎是透過有遊說昭襄王來推廣自己的遠交近攻政策，透過這一學說成功的成為了那一時期秦國的文臣之首，扭轉了自己前期落魄不得志的境況。

這些人本身就有著一定的學派歸屬，無論是法家也好還是縱橫家也好，他們本身代表的其實就是一種主流的治國政策，透過對這種政策的推廣從而達到一種為國家謀取實際利益的狀態，這種人在戰國時代是每個國家都在積極尋求的。

他們雖然不能為國家征戰四方，但他們卻可以進行非常徹底的邦交斡旋，執手黑白，推動時局發展，同時為自己的國家尋找到一條比較合適的發展道路，從根本上改善國家的處境，尤其是在魏國和秦國相繼完成變法而變得強盛之後，變法的熱潮在中原地區興起，而這一類對變法有著特殊觀點以及強大推動作用的人選就成為了各個國家競相追逐的物件。

戰國時期，軍事家扭轉乾坤，帶動時代節奏

再一種是在軍事能力上特別突出的人，就現在比較流行的遊戲用語來講，這種人就是用來帶節奏的；比如說魏國的吳起，他徹底地打開了戰國時代的大門，他的南征北戰徹底地扶起了一個剛剛成立的魏國，他一手打造的魏武卒是戰國軍事史上一次奇蹟。

再比如戰國中後期的白起，他對於楚國的壓制，對於韓國的蠶食以及對於趙國的打壓，對秦國來講是有著相當大的好處的，直接讓秦國結束了戰國中期實力均衡發展的局面，讓整個戰國時代推出到了秦國一家獨大的年代。在白起的時代過去之後，秦國實際上已經成為了整個戰國時期最為強盛的國家，換句話來講就是它的統一已經是一種必然了，由此可見，戰國時代的軍事家能夠起到扭轉乾坤的作用。

所以說，戰國時代需要有著變法嗅覺的改革家，來為國家尋找一種穩定而有力的發展形式；需要在軍事實力上具有特殊天賦的人，為國家南征北戰開疆拓土，從而使自己的國家實力與其它國家拉開發展的差距，為最終的統一事業做貢獻；而這兩種人的作用是文人墨客所不具備的。

戰國時代錯綜複雜的紛爭，不適合演義小說的創作

其次，戰國時代太過於紛亂，參與爭端的國家數量太多，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又是錯綜複雜，所以不太適合進行演義小說的書寫；袁鵬飛先生在百家講壇上曾經說過，三國時期雖然也是古代歷史上的一大亂世，但三國時期是亂而不雜的。

三國時代，亂而不雜，戰爭緊湊

三足鼎立之後呈現出來的發展狀態和歷史潮流是非常明顯的，就是魏蜀吳的爭鬥，以吳國和蜀國聯合抗曹為明線，同時以蜀國和吳國之間的暗中爭鬥為一條暗線，對整個時代進行了一種演義類小說的描繪。在《三國演義》當中帶動故事情節的大部分都是戰爭，像是官渡之戰、赤壁之戰、夷陵之戰等等，這些戰爭所帶來的影響是巨大的，同時戰爭的節奏是比較緊湊的，畢竟整個三國時代，歷經的時間並不長，公元220年到公元280年一共60年的時間。

事實上，在整個《三國演義》當中最為重要的人物並不多，除了三國的君主就是幾個謀臣和武將之間的爭鬥，而這幾個謀臣和武將大多處在同一個時代，三國時期其實是對一代人的刻畫。所以三國時代雖然亂，但是並不雜，作者可以透過對戰爭的描寫和對主要人物的刻畫來進行一種統籌兼顧。

春秋戰國跨度太過久遠，涉及人物雜亂無章

但整個春秋戰國時代卻紛爭了幾百年之久的，春秋戰國時代是幾代人之間的共同爭鬥，它的時間跨度太過久遠，涉及的人物太過於雜亂無章，不同的時期有不同時期的發展特點，不同時期也有不同時期的主流思想。同時在每個時期登上歷史舞臺的主流學說也不相同，推行主流學說的主要政治家也是大相徑庭，這就對作者的要求太過高深。因此，戰國時代因為它的雜亂無章而很難進行歷史演義方面的描繪。

戰國時代涉及到意識形態和制度性質的轉變

再次，戰國時代不僅是國與國之間的紛爭，它所涉及的更是一種意識形態和國家性質的轉變，這一點是戰國時代的主流，是整個華夏曆史上影響力最大的事件；文明意識形態、國家基礎政治制度和社會性質之間的博弈，如果要進行描繪，那麼就必須在各大國家的紛爭當中，將這種主流體現出來，否則對於整個春秋戰國時代的描繪只能說是涉及到了皮毛，故事也很難吸引到讀者。

三國時代跨度短，不涉及國家性質轉變和文明發展的定型

但三國時代或者說五代十國卻不一樣，它的歷史跨度短，這其中只是一代人的故事，是君主為了自己勢力的發展壯大而進行的各種博弈，那只是涉及自身實力的大小，對於整個文明的影響並沒有那麼大，也不涉及到國家性質的轉變，不涉及到文明發展的定型。

所以，作者只需要將那一歷史時期的明爭暗鬥表現出來即可，往更高深一點來講可以體現出一種主流歷史的發展轉變，也就是像《三國演義》開篇所說的那種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情狀。

但絕對涉及不到文明和文化的發展歷程，更涉及不到國家的基礎形態和政治制度方面，所以描繪起來也就相對來說比較簡單；因此在進行歷史小說的構架時，能夠有更好的選擇，便不會去涉及春秋戰國時代的題材。

討論

知名作品背後深刻含義，反映社會現實或諷刺陰暗面

古代的一些知名作品都有著深刻的含義，不單純的只是一種文化作品，更多的是用來反映一種社會現實，或者去諷刺某些社會的陰暗面；比如說《紅樓夢》就是曹雪芹一家的興衰的實錄，展現了一種貴族之間的複雜關係，剖析了曹雪芹所生活的那個時代的社會現實。

《西遊記》更是如此，透過西遊道路上的一些妖魔鬼怪的橫行，以及這些妖魔鬼怪背後的神佛，來表明現實生活中官場的黑暗，表明一種艱難的社會生活環境。而《三國演義》在展現那個時代的歷史狀態之外，它還代表著羅貫中對於三國時代的一種看法。

畢竟讀過《三國演義》的人都知道羅貫中是秉承親劉貶曹的態度去書寫的，在三國當中的一些描繪並不符合現實情況。魯迅先生就曾經評價說，整個《三國演義》其實是“狀劉備之仁近乎假，狀諸葛之智近乎妖”，所以它們都不單純的是文學作品，在這些古代名著的背後都有需要人們去發掘的深刻意義。

戰國時代個體以國家為主，其他時代個體以人為主

而我國古代歷史上的文人墨客，也有著一個比較鮮明的特點，那就是在中央集權君主專制的影響之下，這些擅長文字的人們，很少有德智的情況出現，哪怕是像李白這樣的天之驕子在政治朝堂上也是不平的。所以，他們的很多作品都是為了來展示自身的一種懷才不遇，諷刺一種不正的社會風氣。

而相對來講，這點在戰國時代被掩蓋的很好，因為戰國時代的最大特點是諸侯國之間的爭霸，它的主流其實是一種社會性質和制度的爭鋒，可以說戰國時期的個體是國家，但其他時代的個體是人，所以一些細枝末節的社會情狀就很難被人們發掘出來，對於絕大多數想要去展露一種社會現實的作品來講並不適用。

所以，哪怕後來人有涉及到春秋戰國的作品出現，大多數也都是立足於那一時代的國家發展上，這種作品大部分都用來勸諫，比如說賈誼的《過秦論》，比如說蘇洵的《六國論》，再比如說柳宗元的《封建論》，這些都是立足在國家的角度上，進行一種社會層面和制度層面的分析，很難說是應用到一種演義小說或者文化發展的方面。

後記

從以上敘述中，我們可以看到，春秋戰國時代，文人墨客比較少，那是因為在那一歷史時期並沒有適合文人墨客的發展環境，畢竟文人墨客很少能夠直接為國家謀取利益，所以在改革家和軍事家面前還需要讓位。

而有關於後世人，很少有描繪春秋戰國時代的文學作品這一方面，那是因為春秋戰國時期本身就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時代，對於文學作品的作者有著更高的要求，很難去書寫，同時，春秋戰國時代是以國家為單位的文明變革和制度的爭鋒，對於後世比較喜歡諷刺社會現實的文人墨客來講並不適用。

參考文獻：《六國論》、《戰國策》、《資治通鑑》、《漢書》、《左傳》、《史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