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花開無田

歷史上，能如大明王朝一般傳奇的王朝少之又少，開國太祖朱元璋，出身貧寒真正的農民出身，做過乞丐，幾十年的鬥爭，任用藍玉、徐達、常遇春、劉伯溫、李善長、胡惟庸等人，擊敗陳友諒，驅逐元朝於蒙古草原，成就了歷史上最後一個漢人王朝，其功卓絕，但又為了維護皇權，其孫子朱允炆能安穩上位，將名將功臣屠戮殆盡，藍玉案、胡惟庸案堪稱屠夫。可即便屠盡功勳，防了外人，卻對自己的子嗣未嘗防備，以至於燕王朱棣便有了可乘之機。

年輕的建文帝，在自己的三位大儒老師黃子澄、齊泰和方孝孺的指導下，開始削藩。可當面對燕王朱棣之時，身處應天（南京）的建文帝卻如他的老師一般婦人之仁，而朱棣自北京而南下，濟南遇阻，本是必死之局，卻在小舅子徐增壽等人的通風報信中知曉京城空虛，長驅直入，而建文帝直到其渡過長江才將其誅殺。可惜為時已晚，而朱棣也成為了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靖難成功的藩王。但是明成祖朱棣起家北京，在南京雖然也是貴為天子，但是面對建文遺臣景清等人的刺殺，也讓他對南京可謂是日漸害怕，心有餘悸，而更加堅定了他遷都的決定。

1420年，明成祖朱棣正式定都北京。但是與眾多朝代遷都不同的是，因為明太祖朱元璋的陵寢明孝陵安葬於南京（也就造成了南京的地位是同於北京的），更加之要加強對南方地區的控制，外加此時的經濟中心已經轉移，朱棣也就選擇了南京繼續作為陪都，正如丘濬說“用東南之財賦，統西北之戎馬，無敵於天下”。這也是他保留2都制的原因所在。

而朱棣也在南京保留了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同時繼續設定都察院、通政司、五軍都督府、翰林院、國子監等機構，事實上也就成為了一個政府2套班子的結構，而且此時的南京六部管轄範圍雖然很小，但是卻是當時最為富庶的南直隸地區，大致相當於今天的江蘇、安徽、上海地區，而且當時的南京戶部、兵部權利也重。

如是和平年代，這樣的設定可能會造成推諉扯皮，但要是戰爭年代，對於大明王朝而言可謂是多了一個選擇，遷都避難，東山再起。這也是朱棣為大明江山留下的一計。

1627年，明熹宗去世，而年僅18歲的崇禎帝繼位，而1629年李自成起義，1644年建立大順政權，並且如摧枯拉朽一般連克數城，直逼北京，也正是在同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城，而 崇禎帝卻出乎意料的選擇了在煤山自縊而死，年34歲。由此，對於當時的崇禎帝而言，也便有了眾多的聲音，為什麼不選擇朱棣遺留下來的計策南遷呢？而也就在崇禎帝自縊後，福王朱由崧監國南京，建立弘光政權。

那麼又是何種原因導致崇禎帝不用此計謀呢？事實上，從其臨死前的一句話就可以理解他的心情“朕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而作為崇禎帝臨死之言，這句話多少有一些悲憤之情，難免也讓人覺得有失偏頗。

眾多人說他是忘卻了，也有說是其對於形勢的錯誤判斷，低估了李自成農民軍的實力，而本人也是猶豫不決，更有甚者言語道“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明成祖朱棣立下的聖旨便是如此“外敵入侵，大明不稱臣，不和親，不納貢，天子守國門，君子死社稷。”

但事實上，歷史上因為避亂而遷的不勝列舉，唐玄宗李隆基為避安史之亂逃往蜀地，宋高宗趙構所謂的海上行都，元順帝逃亡，無不是例證，而根據《明史》記載，崇禎帝實則也有此意遷都，而且至少三次想遷都。只不過礙於其與群臣之間關係緊張“對待臣子反覆無常，刻薄寡恩”，最後也不了了之，成了這亡國之君。

當李自成大軍攻入山西之時，崇禎便已暗示戶部尚書，左都御史李邦華，翰林學士李明睿，少詹事項煜等人支援南遷，本大可以借坡下驢，就此南遷的，可是由於當時眾多的北方籍官員反對，更是直接拿出“遺棄國土，放棄北方”的由頭阻止。這也導致了朝會不了了之。

而等到李自成攻陷太原，再次朝會，對於李邦華提出的太子歸南組織抵抗，但面對農民軍的滔天局勢，事實上崇禎帝並不想堅守，也想南下，但是無奈大臣不允，便反對此計謀，而面對首輔陳演等的支援，兵科給事中卻站出來反對，而第二次也便失敗告終。

而當面對打到了家門口的李自成，崇禎帝無奈之下召集吳三桂勤王之時，兵科給事中又言語道：“奉太子往南，諸臣意欲何為？將欲為唐肅宗靈武故事乎？”這一句治正確的口號，又有誰還敢在說話？不得不說的就是，所謂的得失也在這三次的朝會之中彰顯的淋漓盡致，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士大夫階層的無恥也體現的淋漓盡致。

也正是由於與大臣之間的不和睦，崇禎帝又不能違背所謂的“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傳統，用我們現實中的話就是“人心散了，兄弟不好帶了，外加自己面子薄—我也想走但不好意思”也才導致了崇禎帝無法實現祖上朱棣留下的南京為都的計策，自己最後留得一個自縊的結局。

參考資料：《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