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常說，

“因果輪迴，報應不爽”，這句話乍聽沒什麼，其實牽涉到了一個我們中西方共有的一個觀念，即因果報應觀念，在我國因果報應觀念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和豐富的思想內涵。

隨著儒、道、佛三教之間的相互滲透和融合，到了宋代以後，因果報應成為一種普遍的思想觀念深入到社會各階層中，基於報應觀念的勸善書、功過格成為道德教化的重要思想來源，三世報逐漸轉型為現世報。

明代，隨著經濟、政治、思想的變遷，善惡報應觀念表現出了儒家化的趨勢，其中的宗教成分也逐漸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對現世人生利益的關注，現世報觀念盛極一時。

第一節 儒家傳統報應說

在早期中國人意識深處，就存在著報應的信仰，簡而言之，就是相信上天或神能根據人的善惡行為以一種合理的方式給予迴應。報應思想也因此成為儒家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

早期儒思想的闡述

春秋時期人們就相信

“天祚明德”，“神福仁而禍淫”。這其實已經形成了報應觀念的基本含義：個人行為的善惡將帶來不同的結果，即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早期儒家經典《易》：“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提出了家族的積善報應說。

《詩經》中也反覆強調統治者應當能實現上天賦予之

“德性”，否則天將降之災禍。所有這些，都預示著一個全知全能的人格神的上天的存在，並能根據人（或家族）的善惡行為合理地給予懲罰或獎賞。由此可見，早期儒家經典中雖沒有對此進行系統的論述，但己經形成了報應思想的基本含義，即“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除以上早期經典文字的記載外，歷史上影響較大的還有儒家的天人感應說。天人感應思想不僅持續時間長，而且影響深入民眾。天人感應思想最初產生於西周初期，這時期的

“上天”可以根據人的善惡行為而降賞罰，比如由於文王敬德保民，使天帝感到喜悅，於是就命令文王伐殷，將殷的疆土授予文王統治。這裡所說的“天”，是具有賞善罰惡功能的人格神。

在早期儒家的典籍中論述天人關係的比較多，孟子主張

“天人合一”，荀子主張“天人相分”。漢代董仲舒在吸收前人天人感應思想的基礎上，利用當時流行的陰陽五行思想，對天人關係做了詳細論述，形成了自成體系的政治學說。在董仲舒看來，“天”作為最高主宰的存在，主宰著人類社會的，決定著人的吉凶禍福。

董仲舒將報應學說運用於自己的政治理論，認為天能根據皇帝的有德與否來決定他能否繼續統治，人君有過錯，上以災害警告他，如果不知道悔改，

“天”再加以警告，再不知改錯，貝上天就將降以“殃咎”。而天之所以能降之“殃咎”，則在於貫穿人於天的“氣”：“正則元氣和順，風雨時，景呈見；王不正，則上變天，賊氣並見”。個人行為育多感應上天，並能艦氣的變化，預知行為的影響。

二、宋儒對報應說的整合

宋代是我國曆史上新舊交替、承前啟後的新吋代，政治上中央集權的加強，思想上宋明理學的產生與完善，都不同程度地宣示著這個時代的特殊性。

唐宋以來，出現了自佛教傳入以來儒、道、佛三家思想融合貫通的趨勢，宋代儒學也因此具有濃厚的佛、道特徵，宋儒對傳統報應觀的解釋也大量採用佛、道二家的立場和觀點。

宋著名儒者真德秀認為，《感應篇》雖含是道教經典，但是已經包含了儒、佛、道的三教報應之說。南宋孝宗提出

“以佛修心，以道養生，以儒治世”，典型地反映了這時期的三教關係。但是，三教並不是平等的關係，而是以儒家的“治世”為主：“若夫融會釋老，使之歸之於儒宗，則以五戒出於聖仁義禮智信，三寶亦出於聖人溫良恭謙儉讓，是釋老皆在吾聖人度內，不可別而為三，一出於聖人大學之道也”。

宋代也是中國歷史上儒家思想向下層社會傳播的重要時期，其主要表現，即是針對下層民眾，推出了一種勸人為善的思想教化方式善書。勸善書的理論基礎，首先就早期儒家說的重新發掘、闡述。它用淺顯易懂的語言，彙編當朝和前人著作中有關怪異、因果、感應之類的故事，用人們習用的含有褒揚之意的

“善”、“德”等字眼插於書名，以寓勸善懲惡之意。

從某種意義上說，勸善書的出現其實就是儒家思想向下層傳播的結果，反映了宋儒宣揚、重建善惡思想的努力與企圖。

第二節 道教的承負說與佛教因果報應說

佛教與道教對報應觀上的論述比之儒家要豐富得多，成為中國傳統報應觀念的重要思想資源。

一、

道教的承負說

道教的承負說起源於道教經典《太平經》，裡面清晰地解說了道教報應說的含義：行善反遭其惡是因為繼承了先人之惡，而行惡反得善終，是因為先人積善積惡的結果。這在其他的道教經典中也有相似的敘述。較之儒家報應觀，道教的承負說較好地解釋了人間諸多不公平現象：是為善者反遭惡運，為惡者反得善終，而這些都是因為承負了先人積善或積惡的結果。

二、

佛教的三世報

佛教的傳入，極大地豐富了報應思想的內涵。佛教最初傳入中國時，對中國人造成最大震撼的是其因果報應學說，

“王公大人觀生死報應之際，莫不瞿然自知。”死亡對每個人來說都是嚴峻的考驗，佛教主張的因果報應說的三世論為人們尋求解脫提供了理論依據，因而迅速地俘獲了部分人心。

在原始佛教中，業報輪迴有兩層意思，一是業報，一是輪迴。具體來說，業報的差別分為五種或六種，稱為

“五道”或“六道”。“五道”是地獄、餓鬼、畜生、人、天，再加上阿修羅則為六道。前三道屬於惡道，級別低，後三道屬於善道，級別高。

作了惡業就會墮入地獄等惡道，作了善業就會享受善道，而且報應的界限分明，做了哪級的善業就會得到哪級的善報，作了哪級的惡業同樣會遭受哪級的惡報，而且是

“求避終難脫”的。

報應不僅界限分明，不能逃脫，而且作業的人的報應會像車輪那樣流轉不停，按照時間的先後，又可分為

“現世報”或“後世報”，也就是說，一個

人作

了“業”可以在當世受到報應，也可以在來世得到報應。

在佛教傳入中國的過程中，佛經的翻譯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而要達到真正理解，則需要置其於自身的文化環境。比如東晉，慧遠對

“業報輪迴”說進行了系統的闡述，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果報觀——三世報：在慧遠看來，

現報

是現世所做的行為，在現世中就召感果報，不待來生；生報是業力沒有達到現報的強大，但也不軟弱，今生所作的善惡業，來生即受善惡報；後報是業力軟弱，但未受報之前，業力不失，在往後的生死輪迴中都可能遭受報應。

綜上所述，各家的報應觀既有相同之處也有差異之處。儒家較為注重解析與

“

家

”

、

“

國

”

相關的內容；道教期望昇天成仙，佛

教主

張

極樂世界

、地獄之輪迴。儘管

各教的

關注的焦點不

同

，但早期儒、釋、道的報應思想無疑均為宋明以後報應說的重新解讀提供了理論依據。

第三節 世報到現世報：宋代的三教合一

宋代，隨著儒、道、佛三教之間的相互滲透、融合的加強，中國傳統的報念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報應觀念中的宗教成分逐漸淡化，善行逐漸被規定在儒家倫理規範之內，報償也以現世生活的幸福為主，從而開始了從三世報到現世報的轉型。

三教

合一

宋代的三教合一，是在儒、釋、道三教不斷的衝突、論爭與交流的過程中實現的。宋以前的三教融合實際上就

是三

教鼎立，立足本教，

融通

外教，從而充實本教，擴大影響力，尚處在兼而未融的狀態。入宋以後，三教在新的社會環境下出於生存發展的共同需要，開始了思想層面的融合過程，逐漸形成了以儒為主、佛道為輔的思想文化格局。

宋代的“三教合一”主要體現在強調儒、道、佛三者社會功能的一致上。

自佛教傳入以來，無論是儒家還是釋、道，他們都極力調和三教之間的矛盾，強調三教在治世功能上的合一。三教治世功能的統一，使得報應觀念中的宗教成分逐漸消退。這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佛教對儒家

“孝道”觀念的吸收。三教合一的主張使得“孝”的觀念在佛教倫理中佔據了重要的位置：二是僧人群體的儒學化，這是僧人主動接近儒學的結果，為僧人用儒學經典語言將佛門之學加以附會和闡釋鋪平了道路，也會儒家學者出入釋、老創造了條件。

從三世報到現世報的初步轉型

從三世報到現世報的轉型可視為佛教中國

化過程

中的一個片段，也可視為佛教報應說從

“

抽象

”

到

“

直觀

”

的轉變。

早在東晉時期，慧遠對佛應說的中國化改造，將

“

靈魂不滅

”

、

“

轉生

”

概念引入佛教說，靈魂成為

“

三世報

”

業力傳遞的載體也是很自然的事，它根本不需要像印度佛教那樣論證輪迴主體的存在與否。而將

“

現報

”

界定在可

“

眼對

”

的範圍，使得

“

現報

”

更加容易被世人接受。但

“

生報

”

和

“

後報

”

仍需透過邏輯推理的方法來認知，對於普通民眾來說，理解上還有一定的難度。

至宋代以後，隨著三教合一的發展，僧人出入儒學，用儒家經典語言闡釋報應說，極大地深化了對報應觀念的闡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