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自隋唐以來發生過比較多的變化，所以“進士”的難度也不一樣，甚至這一稱呼的“含金量”也不同。

唐朝的“進士”沒什麼大不了的，我們今天認為“中舉”、“中進士”這些成就比較高，實際上指的是明清時期。

唐朝的“進士”、“舉人”、“秀才”等稱呼很普遍

“秀才”其實就是漢代的“茂才”，直到唐朝科舉設定“秀才科”才確定了名稱，但後來不久，“秀才科”就被取消了，存在時間很短，參與“秀才科”考試的讀書人就被稱為“秀才”。

“舉人”其實本來也是察舉制下的一種稱呼，和“秀才”同樣的含義，由地方舉薦的人才去中央參加考試，所以就被稱為“舉人”，唐代用得不多。

這些稱呼在唐代也有，因為雖然有科舉制度，但國家招攬人才的手段一直還有“徵辟”，所以這一時期的“舉人”什麼的其實不太值錢。

“進士”的差異和明清時期有些大。

唐朝科舉設定了“進士科”，這是最受重視的人才選拔考試。其他的諸如“明經”、“明算”等等都比較容易，唯獨“進士”比較難，因為它考時務策。

所以，在唐代“進士及第”是一件很榮耀的事情，比如白居易、韓愈等等都是“進士及第”，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在唐代，“進士及第”的人就意味著仕途不可限量，而其他科考試沒有這樣的殊榮。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進士及第”和“進士”的稱呼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在唐代，凡是參加“進士科”考試的讀書人都被稱為“進士”，不管考沒考中，而“進士及第”之後才有了在翰林等機構學習的機會，畢業之後才會去做官。

所以說唐代“秀才”、“舉人”甚至“進士”等等並不是很值錢的稱呼，只不過是代表著讀書人中比較優秀的一部分而已。

而有唐一代真正能透過科舉進入仕途的寒門子弟其實並不多，大部分還是豪門氏族比較多，這也和當時的社會形勢以及受教育程度有關。

所以，在唐代“中舉”、“中進士”，也就那麼回事兒，不如後世的榮耀。

明清之後的“進士”、“舉人”地位就比較高了

明清之後，科舉改革比較劇烈，所以一些稱呼的含義也就不同了。“秀才”、“舉人”、“進士”成為了一種身份的代稱。

很多人認為“秀才”很容易，就像今天的大學本科，這是一種錯覺，實際上就是“秀才”這種讀書人起點的身份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據統計，考中秀才之前的讀書人被稱為“童生”，清代的數量在200到300萬之間，而能取得“秀才”身份的只有不到50萬人，清代人口數量在1億到4億之間。

這個資料很明顯了，“秀才”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兒，何況“舉人”、“進士”呢。

但是考中“秀才”也有很好的待遇，比如“見官不跪”，當然是低級別的官，實際上也見不到什麼大官；“受審不刑”；不服徭役，不交田稅。

待遇還是挺好的，如果是秀才當中的第一等（一共三等），朝廷還按月給米給錢，逢年過節有慰問，支援其繼續考試。

但是“秀才”還不具備當官的資格，只能做做“文書”、“訴訟”這樣的活計，算是臨時僱用的工種。

“秀才”都這樣了，“舉人”對於一個寒門子弟來說就更是登天一樣。

清朝秀才不足50萬人，而“舉人”不到15萬，這是300年來的總人數，平均一年不到1000人。

而“舉人”最大的好處就在於，考中之後有了做官的資格。

寒門子弟從此變成官宦人家。雖然官職比較低，也就是“縣長”一類的，但說不準就是家鄉地區的父母官。當然，他們還有上升的空間。

寒門子弟跳出了“士農工商”這四民的範疇，代表著官府，這在古代是非常高的社會地位了，“士農工商”的排名是在官宦人士之下的排名，所以叫“民”。

所以很好理解了，一旦某一地的“秀才”中了舉人，當地富商、鄰里等等人都來巴結，有恩施恩，有仇的趕緊化解，因為說不準人家就成了自己的父母官了。

而當地的官員也同樣要給予尊重，畢竟他們當年就是“舉人”，這位新考中的寒門子弟以後最少也是個同僚。

這回知道，為什麼范進中舉之後就發瘋了吧？

中了“舉人”其實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萬一又中了“進士”呢？那就意味著這是板上釘釘的中央大員。

考中“舉人”的學子無論是誰，都必須參加進士考試，這是強制性的規定，當然路費、學費等等都由官府報銷，即所謂的“公車”。

進士考試三年大概也就錄取300人左右，除去一些特殊時期開設的恩科之外，競爭非常激烈。

當然，考進士也不是像電視劇、小說裡面那樣，參加一次殿試就完事了的，它有層層考試，初試、複試、一面、二面等等，程式很複雜。

殿試才分三甲，一甲三名就是所謂的“狀元”、“榜眼”、“探花”，他們相當於被提前錄取了，除了這三個人之外的其他考中“進士”的學子要去參加朝試。

但無論怎麼說，如果寒門子弟能考中“進士”，那麼學習幾年政務，在外放歷練一番，之後肯定是會被召回中央任職的。

這才是鯉魚躍龍門！

如果說考中“舉人”是從普通百姓變成官宦人家，那麼考中了“進士”就有繼續造出一門士族出來。

寒門子弟透過科舉入仕，背後最大的靠山是誰

科舉制度產生之前，是等級森嚴的“九品中正制”，魏文帝曹丕所創，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作為主要的人才選拔制度。

這一制度是典型的“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所以門生故吏遍天下的氏族門閥也不太把所謂的天子放在眼中，說反就反了，最後還是天子妥協，比如出了書生王羲之的家族“王家”，王敦造反，最後還得是皇帝將其請來總攬朝政。

所以，當時的矛盾主要就是皇權和世家大族之間的矛盾。

皇權爭不過門閥的時候，像漢代就開始重用宦官，一起對抗氏族，但最終的結果就是這群教育程度低、頭腦簡單的宦官亂政，最終由“十常侍之亂”引爆了三國時代。

而這時候，皇權發現了寒族這一盟友，於是改革了選拔人才的制度，將寒族引進廟堂之爭，給世家門閥來了一個絕戶計。

雖然在最初的成果並不明顯，能考中科舉的基本都是世家子弟，但其中可操作的空間就比較小了。寒族積少成多，逐漸在廟堂上形成了一股不小的聲勢，最主要的是這些人所感恩的物件是皇權，而不是氏族。

貴族與寒族之間，在最初是前者鄙視後者，後者妒恨前者；同朝為官之後，是舊貴族和新貴族之間的利益衝突，所以是兩個天生的對頭。

皇權利用寒族還制衡貴族，又打破社會階級的固化，讓更多的人有進身的機會，形成了一股不可阻擋的大勢。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之前廟堂之上氏族林立，基本上總攬著王朝所有重要位置，但在科舉之後，氏族門閥迅速衰落，朝堂之上的鬥爭也從皇權和氏族變成了黨爭。

科舉實際上是維護了皇權的安全，也有利於下層社會更多的寒門子弟為國效力，對國家、社會的發展和穩定有很大作用。

所以歷來科舉都是嚴厲管控的，這不僅僅是代表著朝廷對於廣大寒門學子的公正態度，更是關聯到皇權穩定的重要事項，誰敢把黑手伸進科舉之中，那就是抄家滅族的慘禍。

如此看來，寒門子弟真正的靠山，實際上就是至高的皇權，有這樣一棵大樹，寒門子弟中舉之後的待遇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