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讀完《水滸傳》的讀者，看完《水滸傳》電視劇的觀眾，心裡總是惋惜不已。梁山108將，兵強馬壯，自己單幹不行，為什麼要招安？

數百年來，無數讀者都想不通，作者為什麼要安排這麼個結局。

包括彈幕大神、鍵盤俠金聖嘆先生都認為：水滸裡的好漢們，不應該招安，更不能被剿滅，而是應該快活地嘯聚山林，替天行道。他認為應該是這種結局，於是他點評的《水滸傳》以梁山好漢排座次結尾。

數百年來，無數人對宋江的招安行為進行過解讀，給出了很多理由。

例如，鮑鵬山老師在《百家講壇》品讀《水滸傳》時，給出了他的理解：

首先，梁山沒有政治資本。他們沒有堅強的組織，不具備發動群眾的能力，不代表農民階層的利益，連“均田地、開糧倉、廢徭役”之類的口號都沒有，更何談政治主張和政治目標，因此起義不可能取得成功。

其次，梁山沒有道德資本。眾位好漢的出身，大多是流氓、罪犯、攔路搶劫的、殺人越貨的、朝廷戰敗的降將，這些人經不起道德的檢驗。梁山發家靠打家劫舍，發展壯大靠招降納叛，是不道德的積累。

最後，梁山缺少文化能力。梁山好漢大多數都是文盲，不會宣傳更拿不出像樣的制度；宋江、吳用都屬於團隊的頂級知識分子，在政治上做一個反對派，都很勉強。

因此，他得出結論：梁山不可能管理一個國家，宋江不可能做皇帝。

隨著越來越多的朝廷降將、地方豪強、地主名流加入梁山，眾好漢有了更高的追求：好漢們有了自我實現的需求，不可能一輩子做強盜。事業若無發展，梁山若無目標，躲在一窪之水，坐吃山空，必然走向滅亡。

於是，只剩下了招安一條路。

鮑老師的觀點雖有一定道理，但是細一分析，其實也有站不住腳的地方。

歷史上，陳勝吳廣，張角張寶，翟讓李密，王仙芝黃巢……這些人起義，他們一開始也沒有政治資本、道德資本。這些人有的是罪犯，有的是神棍，有的是朝廷的叛徒，談不上道德有多高尚，文化水平有多高明。和《水滸傳》中的宋江比起來，他們也沒有強到哪裡去。就連宋江自己也是這麼覺得的，因此在潯陽樓上寫下“敢笑黃巢不丈夫。”

而從宋江這句詩，我們可以看出，他是想要比黃巢做得更大、更強的。那為什麼他又會“莫名其妙”地選擇招安，而後心甘情願地受蔡京、高俅、童貫、楊戩“四賊”的驅使，沒有一丁點除暴安良、替天行道的意思，反而捨命替朝廷征戰遼國、征討方臘，兄弟們傷亡殆盡，最後自己也被朝廷賜毒酒，全夥統統覆滅呢？

一群血性方剛的英雄好漢，進入體制內，轉瞬就奴性大爆發，在奸臣“以寇制寇，以賊滅賊”的計策裡，充當炮灰，一次又一次，居然沒有一個好漢跳出來反對。他們每一次“領任務”，都是大喜，很樂意接受貪官汙吏們的支配與迫害。這與他們上梁山之前的鮮明個性，天差地別，簡直太不可思議了。

因此，關於《水滸傳》一書的主旨，也讓人十分迷茫。它既不是反抗封建壓迫，又不是行俠仗義，更不是俠之大者，為國為民。

於是，鮑鵬山老師說，《水滸傳》的主旨是“安身立命”，宋江要帶著兄弟們找一個適合生存的歸宿。

而在當時皇帝昏庸、“四賊”秉政、吏治腐敗的社會中，黑暗腐朽的朝廷顯然不是一個好的去處。“安身立命”最好的地方就是水泊梁山。

基於這麼多的矛盾、悖論，所以“招安”這個答案，只能從作者施耐庵身上去找尋。

施耐庵生活在元末明初，做過三年元朝的官，因為受不了元朝森嚴的等級制度，以及上司達魯花赤的欺凌，憤而辭官，隱居鄉里，專心寫書。

當時的社會里，蒙古人統治漢人。習慣於農耕生活的漢人，就像是綿陽一樣，被遊牧民族壓迫，餓殍千里，民不聊生。

施耐庵預感到大亂將至，於是拿起筆來，呼籲人們起身反抗；哪怕是激起漢人心裡那已經被程朱理學、封建禮教幾乎消磨殆盡的那一丁點的血性和反抗意識。

因此，《水滸傳》原著裡，有很多地方渲染暴力，讚美陽剛、野蠻、血性。施耐庵想要黎民以梁山好漢的暴力、血性、尚武，代替趙宋以來柔弱無骨、恪守綱常、扭捏奴性的現狀。

書中的武松、林沖、李逵……一個個敢跳起來殺人的，就是好漢，哪怕是柔弱書生宋江，殺閻婆惜也是狠辣歹毒，眼睛都不眨一下。

梁啟超曾說：“施耐庵之著《水滸傳》，因外族闖入中原，痛切陸沉之禍，以雄大筆，作壯偉文，鼓吹武德，提振俠風，以為排外之起點。”

這一點從《水滸傳》的原名《江湖豪客傳》就可以看出。施耐庵是尚俠的，他期望喚醒民眾以牙還牙，以暴制暴。實際上，他本人還參加了元末農民起義，做過張士誠的幕僚。

相傳，當時有人看了《江湖豪客傳》的書稿，就預言：“足以亡元矣。”可見原書的煽動性。

朱元璋統一天下，建立明朝之後，社會逐漸安定。時代變了，《江湖豪客傳》的問題也就來了。

自古治世都是“俠以武犯禁”。相傳朱元璋看了《江湖豪客傳》的抄本後，很生氣，不和諧的內容讓他大為惱火，當即下詔：“此倡亂之書也。此人胸中定有逆謀，不除之，貽患”。於是下令逮捕了施耐庵，將他關進天牢一年之久。

後經多方周旋，施耐庵免於一死，於洪武三年出獄。回鄉途中，不幸染病而亡。

施耐庵死後，其弟子羅貫中不甘心老師一輩子的心血，淪為“禁書”，湮沒在歷史塵埃中，因此他將施耐庵的遺作加以整理、增刪成書。故後人曰：“《水滸傳》是施耐庵本，羅貫中編次。”

羅貫中在《江湖豪客傳》原稿上生硬地植入了與原文風格大相徑庭的幾十回，對原稿中的“反動”文字進行了刪減，再冠以“忠義”的主題，並更換了名字，改作《水滸傳》，才使著作得以出版。雖然破壞了原作，但是書終歸是保留了下來。否則，便沒了今天的《水滸傳》。

因此，《水滸傳》後半部分的招安、忠義部分，其實是被當局“和諧”了的結果。

中國古典名著的通病就是“半部精彩”，其原因也就在此，因為名著的後半部分，往往說的是封建專制社會里最現實、最敏感、最為統治階級忌諱的東西，為了出版，只能閹割、修改。

這裡面有著太多的心酸和無奈。

因此許多人讀罷《水滸傳》，瞭解到施耐庵本人一生的經歷後，難免心生感慨：宋江在宋江的江湖裡，身不由己；施耐庵在施耐庵的江湖裡，也是身不由已；而我們在我們的江湖裡，又何嘗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