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出生的浙江義烏人吳晗，其人就後世評價而言，可說是著名的“兩截人”：

前半生，矜矜業業於書堆，講道著書，是學術圈勵志的典範；而後，學而優則仕，入朝為官，不僅身敗名裂，闔家慘死，還留下了一個欺師、滅祖、媚勢、篡史的惡名，至今讓人不齒。

1949年前後，是中國歷史的轉折點，也是吳晗個人命運徹底“反轉”的時間焦距所在。在那一年前後，他“覺今是而昨非”，差不多就是告別了學術，也揮手訣別了往日的師友們。

他的前恩師胡適，當日毅然登機南下前，還大興感嘆，“吳晗可惜，走錯了路”，吳聽聞頗不以為然，公然說這位過去的老師腦子進水了。可僅僅20年後，吳晗就跟著妻子死於非命，死前頭髮都被拔光。

再10年後，他的愛女吳小彥也跟著自殺，才22歲。吳晗的人格問題，吳晗的命運悲劇，實是中國知識分子集體缺鈣導致後遺症的集中反饋。

>平實地說，吳晗這人，並非不學無術。他其實很早就在學術圈成名，在學術上頗有成就，尤其精深於明史。

你查閱下他20歲時寫下的《西漢的經濟狀況》一文，看看他中年之際談皇權與紳權的那些議論等等，即可明白，他資質之好，為人之聰慧、識見之敏銳，確實是不可多得之人才。

他自學寫下《胡應麟年譜》這般文獻紮實的著作時，也才20歲呀！胡適看到這本書稿，會欣喜若狂，著意栽培，收歸門下，不是沒有道理的。當時學界，整體都很看好他，顧頡剛就直接認為，假若吳晗可以心無旁騖地在學術之路上穩步前行，必將會成為明史研究領域的一代宗師。

最可惜，這樣的人，出身太貧苦，“改變命運”的渴求也太急切了，在時代鉅變面前，一切就都顯得太無特操了。為了榮華富貴，欺師、滅祖、媚勢、篡史，樣樣都來，君子劍陡然翻身成為小人之尤。時事既翻雲覆雨， 與時俱進的他，也就自然跟著面目前非起來：

批判一手提攜他恩師胡適，說“胡適之做過我的老師，沒給過我什麼，我之有些知識，主要是靠自學”；老友沈從文落難，在博物館掃地，見到吳晗，想著照舊握手，直接視而不見；章羅問題上，他可以為了自己的前途，拿出1948年秋秘藏的老友私信，汙衊構陷，給予這些前好友們以最沉重的打擊。落井下石的種種舉動，真的太多了。

更別說，像挖皇陵、拆北京城牆、為了對映史學不惜篡史等等行為，那是更讓後人一想起，就感憤憤不已的了。

>更可哀復可憐的是，吳晗都這麼慘絕人寰了，因為其人之不堪，歷史風捲殘雲過後，還是沒人會去同情他。

有一則文苑掌故說，1990年代，學術圈大佬們開會，有人說起吳晗全家的慘狀，一向不問世事的錢鍾書，忽然對著鄰座的費孝通說：“你記得嗎？吳晗在1957年時期整起別人來，不也一般地無情得很嗎？”

平實地說，要說吳晗多壞，肯定不至於。他人格上的主要問題，類似郭鼎堂，在於急功近利、投機及勢利。而最大的失誤，在於沒有自知之明走仕途吧。做官，他趨之若鶩，可真的不擅長。

你說，歷史上的讀書人，跟風搞政治的，有幾個能有好下場的呢？讀吳晗的一些文章，想起他這個人，我想敬佩他的聰明，也常感慨，都說讀史使人明智，可從他後半生荒唐行事來看，他家書櫃上的那些史書，真的都白讀了呀！

從這一點看來，吳晗雖有文丑之嫌，卻又是需要被我們永遠銘記的。儘管那個不好的年代早已遠走，可一個經典的反面人物，比起任何典範人傑，都更有警示意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