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蹟·笨小孩》（以下簡稱《奇蹟》）無疑是一部合格的現實主義題材“爽文”：有充滿風雨苦痛的“升級之路”，也有撥雲見日時的酣暢淋漓。

這篇名為《奇蹟》的“爽文”，巧妙圓融了現實主義題材和商業型別片要素，摹寫了新時代平民的詩篇。影片中既有底層群眾的情感結構，又有奮鬥躍遷的創業史詩。

作為導演文牧野繼《我不是藥神》後創作的第二部劇情長片，《奇蹟》秉承了一貫的現實主義創作特色。傳統現實主義敘事對再現細節真實、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特質尤為強調，而《奇蹟》的現實主義性則表現在“速度”的真實上。換言之，“奇蹟”之所以能夠發生，依靠的正是眾人追逐奇蹟的速度。

在《奇蹟》中，主人公景浩的個人敘事始終以加速狀態展開。和20世紀90年代以來農民進城的“機遇”話語與21世紀以來將“夢想”作為動力的創業型別電影不同，景浩由維修、翻新手機走向自主創造品牌的直接目的只是籌集妹妹高昂的手術費用。這也是文牧野的破題之要——創業，不是蓬勃穿透階級的野心，而是為了救命。手術費兩年籌集的時限不僅佐證了“時間就是金錢”這句口號，更直接宣判了“金錢就是生命”。

當生命與時間的增速處於同一地平時，也就不難理解影片中對“速度場景”的反覆呈現：當趙總告知景浩自己有要事在身，下次見面可以給他五分鐘時間說明自己的合作意向時，景浩立刻騎著摩托車向地鐵站飛馳而去。即是路遇兩次車禍，都只是匆匆拍打幹淨身體，重新跨上摩托車。另一次則是夜遇非法電子鍊金一夥人偷竊手機零件，景浩不惜一切代價追車而去，攀上車廂爭奪方向盤。零件追回了，但手指骨折卻讓他失去了“城市蜘蛛人”的收入來源，又陷入到了新一重的困境中。車禍場景的反覆再現雖有以煽情討巧觀眾的嫌疑，但確實印證了景浩的生活狀態：他必須在工具落後於他人的前提下，仍然在日常生活中時刻保持“加速”。畢竟，速度的落後意味著妹妹生命的流逝。

事實上，“速度”並非獨屬於底層群體或創業者的敘事，也是屬於整個深圳城市文化的敘事。作為一座“奇蹟之城”，深圳以自身的發展書寫了“深圳速度”的寓言。從對深圳國際貿易中心大廈“三天一層樓”建築速度的讚美，到如今“高流速”的發展建設，“深圳速度”的實現依靠正是展現在影片中的城市人口流動、出口產品生產和電信基礎建設。

無論是城市中的個體，還是個體生活的城市，“速度”展現之表裡都隱匿著金錢的故事。如果景浩簽署協議時斬釘截鐵的一句“我不要定金”，是窮途末路時的唯一選擇，在訂單達標後“這次有定金嗎”的疑問，則是吃盡苦頭後的留白。作為改革開放的試驗區，深圳繁榮向上的社會經濟力與其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對外來打工者宣傳的“深圳精神”密切相關：“拓荒”和“開拓”象徵著個體服從於集體的犧牲奉獻精神，而“適應競爭”“自信”“自主”則是市場經濟形成中自強不息的新精神。《奇蹟》中所展現的金錢觀，凝聚了個人與集體敘事的多義性：在景浩為補貼工廠東奔西走、兼職打工時，工人們包容理解了他發不出工資的窘迫現狀，似戰友又似親人般無償予以他援助。

在景浩的帶領下，“奇蹟小隊”在和時間的追擊戰中實現了真正的“奇蹟”：他們從混亂嘈雜的城中村走進寬敞明亮的寫字樓，從散亂的生產線工人搖身變為了好景通訊公司的初始創業者。在最後的場景裡，主角們西裝革履，一改舊日面貌。

有人認為這部分“人人功成名就”的展示過於冗餘，但我則認為正是這“更大更圓”收束造就了影片的“加速”成了一種寓言式的加速主義，如同布萊希特強調的“抹去一切痕跡”一樣，深圳與深圳的敘事在不斷顛覆前身中走向未來。景浩，以及現實中“景浩們”的故事與深圳“實幹興邦”的精神冥冥呼應：人們不再回望過去，而是不斷加速向前。在日復一日的流動生存中，那些有關故鄉的眷戀囁嚅已然消逝，追逐與追逐的焦慮成了唯一的聲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