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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音樂先聲，作者 | 慧慧，編輯 | 範志輝

10月31日，大波浪樂隊主唱李劍釋出一組最新試音照，除了主唱李劍和吉他手張一航，樂隊的貝斯手、鼓手都已經被替換。

過去兩個月，大波浪樂隊經歷了不少紛爭。

主唱李劍先是宣佈貝斯手邢星、鼓手李赫離隊，然後又與經紀人劉嘉慧就財務管理、隊員關係、感情問題展開隔空對罵，最終以李劍的一封道歉信，為這場風波畫下句點。

《樂隊的夏天》曾經讓人產生一些關於樂隊明星化與職業化的想象，當時拿到第二季第四名的李劍就曾在許多采訪中都透露出焦慮：“‘運氣’來了，我們能不能接住？”當時困擾李劍的宏觀問題是長遠發展，而更為迫切的焦慮是：當樂隊從livehouse走上網綜，演出邀請、媒體曝光、商務活動接踵而至，如何以職業化的面貌去應對？

“我們現在正儘量去找專業的人來幹專業的事。”那時李劍對媒體說。

兩年以後，大波浪樂隊的紛爭令人咋舌，失序的隊務管理，糟糕的財務狀況，似乎讓“專業的人來幹專業的事”成為了偽命題。大波浪的無序只是一種個例，還是普遍現象的極端體現？在這場樂隊保衛戰裡，職業化只是一種想象嗎？

前任對罵背後，大波浪的“第三次危機”

在成立的前八年，大波浪經歷過兩個艱難時刻：一個是剛開始組建大波浪時，一個是2018年邢星退隊。眼下，這場風波可能是大波浪樂隊的第三次危機。

8月9日凌晨，大波浪樂隊官博更新，說了這樣一段話：“一起迴歸到起點，大波浪樂隊需要休息，再完美的團隊也經不住不一樣的心。”半小時後，李劍轉發該微博，並表示“這兩年一起都變了，也許下一步是新的開始，也許是結束。溝通到最後無解的時候，除了漫長的等待，還有一個辦法就是——破釜沉舟！”

這條微博被媒體解讀為“大波浪解散”的訊號，但旋即被李劍否認，他說“休整團隊是為了迎接更好的未來”，還透露已經寫好了22首demo，樂隊馬上就會錄音。

風波並沒有因此而平息，傳言反而越來越多。

9月14日，李劍釋出微博，直言節目之後，樂隊的內部與外部都發生了截然不同的變化，針對過於強勢而與其他成員不合的質疑，李劍坦言“曾經是的”，“但是這兩年來我一直在無底線降低要求”，並承認“我可能缺少兩位樂隊成員”，確認了樂隊貝斯手邢星、鼓手李赫離隊的說法。

在確認兩名成員離隊之後，10月14日，李劍宣佈劉嘉慧不再擔任大波浪樂隊經紀人。當時李劍還祝福劉嘉慧未來事業蒸蒸日上，看上去是和平分開，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10月19日晚至20日凌晨，李劍在朋友圈連發兩條狀態，雖然沒有點名，但許多話都暗指合作了四年的經紀人劉嘉慧有問題。

當天下午六點，劉嘉慧在豆瓣發帖，李劍在微博發聲明，兩人的行動僅相隔一分鐘。

劉嘉慧指李劍對樂隊的財務處理不明晰，還貼出對話和流水，顯示李劍挪用公款近30萬買房，劉嘉慧還曝光了一組對話，顯示李劍吃藥自殺，因此缺席工作。

李劍則在宣告中承認兩人曾是情侶關係，指責經紀人劉嘉慧能力不濟，賬目混亂，給樂隊造成二十多萬的經濟損失，拖欠樂手勞務費，導致李劍自己去借了78萬元解決問題，還說劉嘉慧挪用公款5萬元用於私人消費，離職之後誇大自己對大波浪的作用，誘導其他樂隊與她簽約，最後還直指劉嘉慧有多個性伴侶。

此後，劉嘉慧又釋出三張與李劍的聊天截圖，對話中，李劍這樣說道：“現在最重要的是把價格提上去”，“如果一場一萬，三個人，僱傭，你算吧，啥樣的找不到”。由此可見，李劍是大波浪樂隊的老闆，其他樂手都是李劍僱傭而來的，而李劍不打算給他們更多的露出。對於未來的新樂手，李劍的態度是“就算加入樂隊，也不分比例”。

這組對話中，李劍對劉嘉慧說：“全換吧，我有信心，一個不留，明年。”

在雙方几輪的你來我往之外，離隊的邢星和李赫沒有公開發聲。

10月21日，劉嘉慧釋出律師函，指包括微博使用者“李劍-李老子”在內的網路使用者針對劉嘉慧進行了持續的捏造事實、侮辱誹謗、攻擊謾罵，侵犯了劉嘉慧女士的名譽權，要求相關使用者立即刪除和停止傳播所有不實資訊，保留追究法律責任的權利。

10月26日，李劍在微博釋出《致歉宣告》，稱“由於我個人的神經敏感、情緒控制不穩定、處事不冷靜，導致整件事發生和演變到如今的局面。”

10月31日，李劍釋出一組大波浪樂隊為演出試音的照片，網友留言“介紹介紹新成員吧，除了你和一航都認不到了”，李劍沒有回覆，至今也沒有正式向外界介紹新的成員。

前任對罵背後，大波浪的“第三次危機”

“在我看來，這事兒一定會發生，只是去年發生、今年發生、還是明年發生（的區別），所以我根本不奇怪。”音樂圈資深經理人遲斌說。

家庭作坊式經營，本身在演藝圈就比較常見。一些出道早的藝人，幾乎都是父母在擔任經紀人。但遲斌發現，在他們之間也有不同選擇：“歐陽娜娜家裡有影視圈的，但家裡人沒涉足。還有王菲也沒有直接管竇靖童，而是把她籤給了跟自己同一個經紀人陳家瑛，這些家人都是圈裡人，為什麼會做這樣的選擇？因為他們知道經紀人的重要性和專業性。”

需要注意的是，這裡所說的“經紀人”是國內對經紀人和經理人兩個角色的統稱，而在國外的經紀模式裡，兩者承擔著不同的責任：

家庭作坊、寡頭當道，大波浪不是特例

在霓霧娛樂創始人徐凱鵬看來，樂隊核心成員可能並沒有把劉嘉慧當經紀人，而是助理。

從個體的角度分析，徐凱鵬認為李劍需要一個在自己身邊的人，百分之百地向著自己。而從樂隊整體來說，徐凱鵬覺得，“玩樂隊的人，本身就不想受拘束。”

但這種自由倚賴雙方關係，一旦關係破裂，自由也會瓦解，比如與母親決裂的張韶涵，以及這次因分手而對罵的李劍與劉嘉慧。另一個廣為人知的案例是，刺蝟樂隊的主唱趙子健與鼓手石璐早年組隊之後成為戀人，後來分手了，此後的許多年裡，兩人常常爆發矛盾，前不久，石璐現任男友還與趙子健在微博互嗆，讓人一度擔心刺蝟樂隊無法正常執行。

“但這個事不是中國特產。”遲斌說。著名瑞典樂隊ABBA本身是由兩對夫妻組成，後來，吉他手比約恩·奧瓦爾斯和主唱之一的阿涅莎·法爾茨科格離婚了，比約恩·奧瓦爾斯為此黯然神傷，寫下了一首《The Winner Takes It All》，這首歌被交給了阿涅莎獨唱，成為了演唱會的必備金曲。於是，人們每次都見證著這樣一個奇怪的狀況——兩人在臺上講述著愛情故事，所有人為此感動，但大家都知道兩人已經離婚了。

在有多位成員的樂隊裡，家庭式經營往往又意味著權力的集中。在大波浪的結構裡，李劍顯然是把控著樂隊核心權力的人。

據遲斌觀察，目前樂隊主要有兩類權力結構：

家庭作坊、寡頭當道，大波浪不是特例

，一個人說了算，這種往往生存的時間更長，比如英國酷玩樂隊，大部分人只認識主唱克里斯·馬汀，但不影響它在世界樂壇的地位；

經紀人主要是運用自己在市場上的資源，幫助藝人在自己職業規劃中去匹配更好的資源和專案，進行商務上的談判；而經理人更多的是管理一個藝人的各種事務，大至規劃藝人的職業發展，小至訂機票酒店。

，比如披頭士樂隊的約翰·列儂和保羅·麥卡特尼，又如平克·弗洛伊德的貝斯手羅格·沃特斯與吉他手大衛·吉爾摩，他們可以碰撞出非常偉大的作品，但是一山容不了二虎，最後很容易分開。

至於成員地位均等的樂隊，遲斌認為那幾乎很難成為常態：“因為我們首先可能要承認一個假設，就是藝術創作本身它就是專制型的，太平均的並不好做，因為它最後變成了所有人才華的公約數，而不是爆炸出來的奇點。你要讓奇點爆炸出來，它就必須獨裁。”

徐凱鵬更願意與“獨裁者樂隊”合作，“有時候越民主，樂隊做決定會越慢”。

在大波浪的案例裡，徐凱鵬比較難理解的是，

一類是寡頭樂隊

作為經紀人，徐凱鵬通常會把合約內容發給所有成員，一場演出的簽約價是多少，甚至是有多少返點到手，都會讓大家知曉。

“不公開，不透明，就真的是玩不長。”徐凱鵬說，每年年底或者年初，他都會建議所有人坐下來重新聊一下收入分配比例，因為每一年的光景都在變化。

有一年，徐凱鵬帶的一個樂隊打算全員籤經紀約，但有一個樂手對樂隊的信心不是那麼大，只想幹一場拿一場錢，一番商量之後，最終其他人都簽了經紀約，該樂手籤的是樂手約。後來樂隊“走起來”的時候，跟他的關係沒有那麼大，很快他就被換掉了。

創辦霓霧娛樂之後，徐凱鵬最近簽約了一個新樂隊，他發現這些年輕人不聊具體的條款，他只能挨個地告訴他們：“我聊是在保護你們，是約束你們不讓你們出事兒，而不是我在控制你或者榨取你。”他發現大部分玩樂隊的人都沒有怎麼接觸社會，李劍就是如此，“他很容易陷在執念裡”。

在2013年到2014年間，徐凱鵬管理過大波浪的經紀事務。當時他認為大家的狀態比較像合夥，但最終樂手們為什麼變得很像主唱李劍的員工，徐凱鵬也只能猜測，有可能跟話語權和投入度有關。

“我先不說李劍的性格怎麼樣，但是他是最把這個樂隊當回事的人，會無時無刻拉著三個人開會，也會當場就說你今天怎麼彈錯了，我個人覺得是他在帶著另外幾個成員往前走。分配我沒有參與，所以我不太知道，但是他對樂隊的投入度非常高。”

2018年，成軍22年的布衣樂隊也曾尷尬分手，當時焦點問題是“到底誰開除了誰”。樂手們集體宣佈主唱吳甯越離隊，而主唱則強調主唱從未改變，還稱樂手只是被僱傭而來的。

徐凱鵬認為，

還有一類是兩強共存的

他還透露，目前樂隊通常是主唱、吉他手等主創採用合夥制，按一定比例分配，另外他們作為詞曲創作者還會有版權收入，而樂手會有一個固定的份額或是費用。有的樂隊版權全歸主創人員，別的樂手都分不到。

“我覺得出這種問題，一定是他們沒有坐下來真正聊過。中國人其實有時候羞於去聊分配，但是你聊開了你才能玩這麼長，你才能讓大家能體面地玩。”

一個大波浪樂隊的集體演出，除了主唱李劍，其他人居然都不知道費用是多少。

十年前，彭磊執導了一部電影《樂隊》，丁太昇飾演的經紀人說了這樣一句臺詞：“成了明星，你們自然而然就有錢了。”

《樂隊的夏天》的競演模式，實質上是圍繞著樂隊演出與真人秀，構建了一個巨大的流量池。

節目第一季有這樣一組流量資料：播出期間，全網熱搜熱榜388個，微博熱搜70個，相關話題總閱讀量達45億次；2019年上半年，《樂隊的夏天》是單日搜尋指數最高綜藝，百度搜索指數峰值達到845825；豆瓣評分從播出之初的7。1分逐步攀登，時隔兩年，評分仍然定格在8。7分。

其中，新褲子和五條人得到了更大眾化的認知，商業價值得到了極大的提升。

在《樂隊的夏天》結束之後的兩年裡，新褲子持續出著單曲、專輯，參加了多個音樂節演出，還將“最後的樂隊”擴充套件為首箇中大型巡演，時間從2019年跨越至今，先後登上《歌手：當打之年》、《乘風破浪的姐姐》等主流綜藝，更有不少商務及影視綜合作。

而《樂隊的夏天》第二季最具話題性的五條人，在節目之後，也仍然有著最高的關注度，他們除了有六神、資生堂等品牌的推廣，還有不少跨界合作，比如推出裸眼3D數字藝術藏品盲盒，比如進入李佳琦直播間助播。五條人還跨界助演了2021年關注度較高的綜藝節目《一年一度喜劇大賽》，這些都引起了大眾討論。

仁科的個人發展也不錯，尤其體現在影視綜方面。他主演了電視劇《此處禁止戀愛》、短片《新生》，目前仍在錄製《披荊斬棘》第二季，由他創作的小說即將出版。

徐凱鵬回憶，由於習慣提前做好規劃，盤尼西林樂隊參演《樂隊的夏天》第一季之前就已經錄好了第二張專輯《群星閃耀時》，節目結束之後立刻推出，在知道了樂隊的競演結果之後，徐凱鵬就迅速定好了巡演的所有站。

“所以我們的度壓得特別好，也不著急接商務，因為它自然會有的。”徐凱鵬說，接洽商務的成功率大概在50%。

徐凱鵬隨盤尼西林樂隊參加了《樂隊的夏天》第一季，也參與了第二季的部分錄制：“我覺得第一季影響特別大，誰在上面多待一期，哪怕多兩個鏡頭，你的價值都會上去。但是第二季我都沒看完。”

“如果說我要誇誰，我要誇面孔，他們很能抓住機會，而且讓大家都覺得舒服。”

遲斌向音樂先聲描述了這樣的一個場景：這兩年，他參加婚禮時，進行到最後，場內只剩下朋友這一桌時，現場響起的音樂，有兩次都是新褲子的歌曲。

問題不在於合夥制還是僱傭制，而是雙方要達成一致，不能不清不楚就演了。

遲斌說，“所謂基本面，就是在節目之前，大家賺錢的形式是演出，這兩年可能或者說最近的五六年裡面會有版權，然後演出的主要場地是Livehouse和小劇院，接商演基本上是音樂節，或者戶外的一些類音樂、泛音樂節概念的活動——樓盤開業、商場活動等，我認為生態本身沒有改變。”

出圈金曲or大眾明星？《樂隊的夏天》改變了什麼？

兩季《樂隊的夏天》的大部分歌曲，原本就是樂隊的代表作，增量本就有限，經過節目發酵之後，並沒有出現新的大眾流行金曲。

2019年至2020年，騰訊音樂十大金曲都沒有樂隊的作品。2019年的網易雲熱歌50首，只有一位入圍的獨立音樂人，是沒有參加《樂隊的夏天》的花粥。2021年底，抖音十大熱門金曲中，出現了獨立音樂人柳爽的《漠河舞廳》，但大部分人並不知道柳爽是誰。

痛仰依舊是那個痛仰，彭磊仍然是那個小眼鏡，並沒有因此而成為大眾明星。一個流量時代的資料側證是，2020年7月9日，在《樂隊的夏天》第一季開播一個多月後，新褲子樂隊主唱彭磊的微博粉絲數突破了100萬，如今總數為123。5萬，這個數量很難說是大眾明星。

出圈金曲or大眾明星？《樂隊的夏天》改變了什麼？

除了生存狀態，整個樂隊圈層的意識形態是否有所改變呢？徐凱鵬認為，“我也不覺得一個綜藝會變成催化劑，會讓他更職業或者更珍惜聲名，我覺得很多人根本沒有。”

從藝人業務能力上來說，徐凱鵬覺得“《樂夏》裡好多業務不過關的”，從組織形態上來看，團隊管理、成本管理、收入分配確實都要求大家趨於職業化了，但是從心態上來說，徐凱鵬並不認為很多樂隊想實現職業化。

“從基本面上來說，我不覺得這個垂類本身從地下走到了地上，從小眾走到了大眾。”

“但有一些出圈的，最明顯的可能是新褲子和五條人，但這個出圈的人在整個樂隊的基本面來說，我認為1%都不到。我認為他們是有一個視窗期的，看上去是可以達到，但是我也不認為他們成為了大眾。是不是大眾，主要取決於兩個層面，一個是作品的傳播度，一個就是人的曝光率。”

那麼，獨立音樂人的職業化還是必要的嗎？

“我認為是必要的。”遲斌說，“如果大家不迭代，不把這些東西整明白，就永遠有個雷。”

不過，徐凱鵬認為，獨立音樂人的職業化在中國並沒有土壤，“它是靠人類情感維繫的，沒法那麼有邏輯，也就是野性的，那麼如果像西方的那種唱片工業那麼有邏輯，其實我覺得現階段沒有必要。”

但契約精神還是特別重要的，工作室形式是目前主流的基礎設施。

徐凱鵬讓他所有的簽約樂隊都建立了工作室，讓他們按照約定的比例去分配，也設定好了退出機制，“這樣做會更長久，就不要弄得很江湖，都是口頭的東西”。

遲斌認為，一個理想的專職團隊應該有如下建制：經理人進行樂隊事業規劃、運營、財務、版權方面的整體統籌，經紀人主理對接商務邀約，有負責演出的對接人員，健全一點運營新媒體、周邊產品的人。如果再正規一些，可以把調音、VJ、燈光和法務外包給專業團隊。

同時，他認為，

“如果只是一類人或者一個小眾文化的人認可你是神，你也掙了不少錢，我認為這不叫大眾。”遲斌說，“所以我覺得大眾明星可能是個想象。”

遲斌現在是上海彩虹室內合唱團的經理人，合唱團的大部分成員都是兼職，會出現一些兼任的情況。“彩虹的機制會不太一樣，因為彩虹有點像社會主義集體甚至公有制那種感覺，因為我們會有一個類似內閣的決策方式，一個類似小團體的決定體系，指揮金承志每天都列會，但是他幾乎不會出主意，只是讓大家告訴他決定如何，然後他去執行。”

有意思的是，

“在中國，樂隊比嘻哈更早，按道理說應該更早職業化很多年對吧？其實這東西我覺得還是心態上的，據我所知，很多樂隊並沒有想往職業化走，還是家庭式的或者農村合作社式的。”

他也提到，很多樂隊都有潛力完成真正的職業化，但故意避開了，比如痛仰可能只想做自由玩耍的樂隊，比如逃跑計劃、聲音玩具也沒有職業化，就是因為決策機制上還是“一言堂”，沒有分好各個職能。而這談不上好壞，更是一種經營上的選擇，類似於有的老闆選擇做蒼蠅館子，有脾氣，有自由；有的則選擇做一家五星酒店或是連鎖快餐店，永不放假。

而在徐凱鵬心裡，職業化模範樂隊是旅行團：“他們基本是零負面，幾個人都是同一個城市來的，我跟他們非常熟，覺得他們人很peace，團隊的人都很剋制，很理智，可以說一點毛病都沒有，巨模範又穩定。”

至於是否可以向歐美樂隊學習，徐凱鵬直言雙方並不是一個量級。

遲斌則認為：“歐美樂隊的低點，也就是最混亂的程度跟我們差不多，但是歐美樂隊的高點，可能要比我們職業化太多。”

那麼，如何觸達那個高點？

關於獨立音樂人職業化的想象與未來

遲斌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