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時代，電子螢幕已深深嵌入每個人的生活之中。我們享受著更智慧的生活方式，也深陷注意力的泥潭，無法自拔。
一邊是技術樂觀主義者，在各大產品釋出會上極盡所能，為我們勾畫出豐富便捷的未來圖景，另一邊，是各種電子裝置危害論遍佈網路，卻總因為缺少足夠的論據而被認為是小題大做。
寒假已至，春節臨近，孩子們擁有大把時間休閒、娛樂。而對於尚未成年的兒童來說，電子產品的誘惑更加危險。在觀念與習慣並未養成的孩提時代，電子產品的入侵會對孩子造成怎樣的影響？家長使用電子產品的習慣又會如何影響孩子？如果想要孩子養成良好的電子產品使用習慣，家長們應該如何尋找突破口？
這篇文章結合近來新出版的相關主題書籍，進行了細緻的歸納與分析，或許能為釐清上述問題提供一些具有啟發性的線索。
過度的邊界在哪裡？
對於人們如何使用電子產品，尤其是怎樣使用算“合理”？怎樣使用算“過度”？怎樣界定過度的邊界？近日，神經科學博士，法國認知神經科學研究員，法國國家健康與醫學研究院（INSERM）研究主任米歇爾·德米爾熱（Michel Desmurget）的著作 《製造白痴：電子產品如何威脅下一代》中譯本出版。作者給出的答案是：看年齡。人類的成長並不是勻速而是在某些重要時期快速成長的，作者認為對於電子產品的接觸要根據孩子的成長階段而有所調節，隨著年齡的增長，在建立規則的前提下而逐步放寬。
《製造白痴：電子產品如何威脅下一代》，作者： ［法］ 米歇爾·德米爾熱，譯者： 杜若琳，版本： 後浪｜廣東旅遊出版社 2022年11月。
這與流行的觀念不一致。2001年，美國教育學家馬克·普倫斯基（Marc Prensky）提出“數字土著”（Digital Natives）的概念，也被稱為“數字原住民”，指的是上世紀80年代以後出生、成長在數字環境下、能自信而嫻熟地使用技術的群體。這群人的後代基本上還不到10歲，又有了一個新的名稱：觸屏一代（Touchscreen Generation）。
但德米爾熱卻指出，0至6歲之間的經歷對於孩子的未來有著深遠的影響。兒童的學習是透過轉化、組合和豐富已獲得的能力逐步進行的，電子產品的使用邏輯會削弱孩子在幼兒期建立的框架，尤其是在“敏感期”，會損害兒童後期的整體表現。書中以詳細的科學統計佐證指出，電子產品會剝奪孩子一些重要的刺激和體驗，而這些剝奪，比如對於書本的閱讀習慣，與他人良好溝通的意識和共情能力，樂器和繪畫能力等，一旦錯過就很難真正意義上予以良好彌補。相反，被很多父母想當然地認為“很重要”的數字技術能力，其實在任何年齡段都可以輕易得到補償和培養。
《螢幕時代的養育》，作者： ［美］ 蓋瑞·查普曼 / ［美］ 阿琳·佩利肯，版本： 中國社會出版社 2022年3月。
從神經科學的角度來看，成年人可以呼叫自己可用的神經迴路來學習，而兒童則是建立新的神經迴路。美國科學院院報（PNAS）曾經發文指出，人類自20世紀上半葉開始的弗林效應（智商測試結果逐年增加）70年代起就不再繼續，相反，IQ測試分數在逐年降低。在本書中，語言能力作為認知能力的一個代表，被用來量化地討論電子產品對智力造成的影響。可以看到，電子產品延遲了幼兒語言能力的發育，也影響了幼兒的詞彙量。而根據耶魯大學的認知心理學教授羅伯特·斯滕伯格的解釋，“詞彙量（很好地反映了語言發展的一般狀況）可能是衡量一個人整體智力水平的最佳單一指標”。一反學者的嚴謹常態，德米爾熱甚至大膽地用“白痴（法語為 crétin）”這個尖銳的詞形容電子數字影響下的年輕一代。
無力改變是現代性的必然嗎？
讀完德米爾熱的書，你可能會被眾多的研究和案例說服。但是，知道並不等於做到。很多時候，我們對電子產品的“迷戀”也許始於一些“不得已”。
比如，年輕母親在育兒階段為圖省事，過早讓孩子接觸手機遊戲；比如，進入校園後，孩子為了融入同學群體而「自願」使用聊天軟體和社交媒體；比如，打工人不得不24×7線上，以應對隨時出現的客戶需求；比如，養老院裡的老人也會為了排遣孤獨的生活而沉迷手機遊戲，甚至有人落入網路詐騙的陷阱……
在《手機廢人》一書中，就曾描述過一個經典場景——你原本只想回覆一條剛剛彈出來的訊息，退出聊天介面後，又忍不住點開了有個小紅點的朋友圈，等你回過神來，已經過去了半個小時。你原本只想在睡前十分鐘刷一會兒短影片，結果一條又一條短影片將你淹沒，不知不覺一個小時過去了。
《手機廢人》，作者： ［日］ 石川結貴，譯者： 王雯婷 / 李昊（校譯），版本：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22年9月。
一旦手機不在身邊，人們就會表現出一定程度上的焦慮和不安，生怕錯過了某條重要的訊息——雖然這種可能性很小。在手機面前，人人都像是“巴甫洛夫的狗”——一旦看見代表著未讀訊息的紅點，或者聽見有新訊息進入的提示音，就好像被實驗室裡象徵著要發食物的搖鈴喚醒，條件反射般地想要點開手機。
在法蘭克福學派哲學家馬爾庫塞筆下，這種現象發生的必然性深深根植於現代性的基本特徵裡，馬爾庫塞在其著作《單向度的人：發達工業社會意識形態研究》當中寫道：無論是早期資本主義制度當中的啟蒙精神，還是晚期發達資本主義社會對於效率的狂熱追捧，對於以量化與利益最大化為表徵的工具理性的追求，往往會導致以反思性與批判性為代表的價值理性遭到扼殺。
《黑鏡》（第三季）劇照。
一方面，之於社會而言，對於效率與利潤的偏執追求反而會帶來社會整體的效率下降現象——回想注意力經濟與網際網路公司的演算法技術，海量而永不枯竭的個性化定製內容推送雖然極其高效地迎合了使用者的瀏覽喜好，但是卻慢慢導致使用者無法專心於特定內容的深度性理解，並同時製造了猖獗的垃圾資訊與虛假新聞，從而使得全面性思維的肢解、資訊的碎片化，乃至真相、權威與專業性觀點的消失成為了我們這個時代的主流趨勢。
另一方面，至於個體而言，人對於技術的盲目樂觀與依賴往往會使其自身喪失掉進行反思與質疑的主體性，技術所帶來的高效與便利，如同現代社會版本的莫菲斯特對於浮士德的詭詐許諾一般，讓人們丟棄了察覺並反對其潛在危險性的能力，從而使得人們在不知不覺中合謀地將技術捧向神壇，奉其為人的統治者——當我們沉浸於個性化推薦所帶來的精神鴉片式的愉悅，並逐漸對手機與社交媒體產生依賴時，我們正在不斷接近赫胥黎所描繪出的反烏托邦技術極權主義的預言圖景：人們終將為自己喜歡的事物所異化、控制，並無法擁有反思此種愉悅之隱憂的能力。
那麼，出路在哪裡？
人們對被異化的抗爭從未停止過。英國作家理查德·西摩將《推特機器》獻給盧德工人，他們是19世紀的一批紡織工人，當他們發現工廠主不僅利用機器削弱工人的談判地位，還藉此加速對工人的剝削時，他們採取了唯一可用的破壞性策略：砸爛機器。在21世紀的今天，當這臺引誘人類墜入地獄的邪惡機器早已遍佈全球之時，我們還能動手破壞任何一臺機器嗎？答案是否定的，因為“我們無法‘砸爛’點贊按鍵”，更因為如果我們“以大型數字自殺的方式切斷社交平臺，那麼媒體、消遣和娛樂情結，將會以更高效的方式與風投資本結合後捲土重來”。
所以，我們需要一種新的逃生術，我們需要抽出我們的時間和精力，給予它們更好的用途。西蒙說，天主教詩人夏爾·佩吉（Charles Péguy）所說的“夾縫噴湧”（intercalary gush），就是我們的日常習慣中斷的瞬間，從這一裂縫中，我們不僅能從推特機器中脫身，還能擺脫被這臺機器成功變現。
《推特機器：為何我們無法擺脫社交媒體？》，［英］理查德·西摩著，王伯迪譯，拜德雅 | 上海文藝出版社，2022年11月。
具體要怎麼做呢？“只拿筆記本和一支漂亮的筆去公園溜達”，西摩如是建議道。
可是，前文不是說，重點是限制兒童使用電子螢幕嗎？為什麼總在說成人該怎麼做？美國兒科學會建議父母“在家建立‘無螢幕’的空間和時間，確保兒童的臥室沒有電視、沒有電腦或網路遊戲，並在吃飯時關閉電視”。事實上，事情沒有開啟或關閉開關那麼簡單。專家無法給出一個一刀切的方法，父母只能依靠自己的常識和經驗行事，以自己的理解協調孩子和技術之間的關係。
英劇《黑鏡》劇照。
《螢幕時間》（Screen Time）一書的作者麗莎·格恩西（Lisa Guernsey）發現家長的態度很容易影響孩子。如果他們認為盯著螢幕就像吃垃圾食品或者是在美容院看雜誌一樣，只是無聊時打發時間的話，這種態度很容易遺傳給下一代。
只有態度當然不夠，如果你還想看到一些簡單粗暴的行動指南，德米爾熱還提出過幾點原則可供參考：
6歲之前不要接觸電子產品；
6歲以後每天的螢幕時間要少於1小時；
不在臥室放置電子產品；
不可以接觸不適合年齡的影片內容；
早上去學校之前，和晚上睡覺之前不可以看螢幕；
看影片和電視時要專注一項內容，不能頻繁轉換頻道。
記得在大學的課堂裡，當講到娛樂至死的概念時，有同學提問：“老師，我覺得你講得非常好，可是相比於去現場聽一場古典音樂，我還是喜歡聽周杰倫，那我今天上完這節課，是應該解除安裝我的音樂軟體嗎？”
這是個很實際的問題，把我們從象牙塔裡的學術思考拉回現實。我還記得老師的回答：你可以繼續享受流行音樂、好萊塢大片，但是你聽完這堂課，可能會開始思考自己為什麼會喜歡它，娛樂產業是如何俘獲大眾的？這一點“提防”的意識，是不再任由擺佈的開始。
作者/紫二
編輯/張婷 王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