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熙王朝》整部劇情中，周培公的活躍時期，主要集中在康熙平定以吳三桂為首三藩之亂的階段。電視劇對周培公的塑造，幾乎將他描繪成了扶大廈之將傾、挽狂瀾於既倒的救世形象。

周培公師從於伍次友，而伍次友被康熙奉為“帝師”，十分敬重其人品才華。牽著這層淵源，周培公本可以拿著伍次友的舉薦信直接受到康熙重視，但他卻堅持參加科舉考試正途，自信憑藉真才實學可以博得康熙賞識。

只可惜因試卷之上作答不慎，沒有規避康熙名諱，而周培公又不肯、也沒有銀子打點彌補，才落得個流浪北京街頭的灰頭土臉像。

幸好朱國治對周培公的舉薦，提起了康熙的興趣。康熙微服私訪時考察並認可了他的才能，將其帶在了身邊。

初涉官場，周培公便顯現出足智多謀的見解，而且時常能夠切中時弊。比如康熙召集重臣，討論裁三藩所需花費的鉅額銀兩數目，周培公就抓住了當中最為關鍵之處——吳三桂下山的首期花費。

吳三桂下山前是朝廷求著吳三桂，因而首期款項康熙儘可以擺出一副有求必應的大方姿態，鼓勵、麻痺吳三桂動身。但只要三藩軍民眷屬，進入了通往遼東安置區沿途的內地省份，就必然要受到各地官府的節制。這時候雙方關係就變成了吳三桂求著朝廷，三藩吃什麼、喝什麼、銀兩給多給少，就全看康熙的心情了。

由此一事便可看出，周培公是個不可多得的精明幹練之才。

而後到了真正考驗人的吳三桂造反時刻：三藩連連得手佔據江南半壁，馳援前線的察哈爾王軍隊轉眼變成逼宮之師，北京紫禁城內外又陡然間發生“朱三太子”勾結宮廷太監造反的變故。內憂外患之下就連康熙也是舉止慌亂、六神無主。

危難時刻，是周培公建議康熙冊立太子穩定國本，並且舉薦圖海帶領大內侍衛將三郎香會的作亂徒眾斬殺殆盡。接著又帶領三千家奴擊敗察哈爾王叛軍，旋即移師陝甘炮轟平涼城逼降王輔臣，直至最後轉守為攻取得整個三藩平叛戰役的戰略主動權。

以周培公、朱國治、陳廷敬為首的漢人官僚，堅定站在清廷和康熙一方的立場態度，對於廣大漢族士人知識分子的抉擇導向上面，不得不說是施加了極大的影響力。

要知道三藩之亂時，滿清入關也才短短30來年，並非全部漢人都從內心中，真正認同滿清女真異族的統治。吳三桂以光復大明、奪回祖宗江山的口號起兵反清，對一大批漢人來講還是很有感召力的。比如割據臺灣的鄭氏家族，就響應起了福建耿精忠對清開戰，還有鎮守陝甘對戰局走向舉足輕重的王輔臣，也是擁兵自重，在康熙和吳三桂之間謀求利益最大化。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立下了赫赫戰功，匡復社稷的平叛功臣，卻因風頭蓋過了滿洲八旗，被索額圖、明珠等一干滿人勳貴屢屢攻訐，落得個被康熙故意安排到冰天雪地盛京的結局。

盛京是滿人的大本營，康熙此舉顯然是要將才幹使人忌憚的周培公監視看管起來。對周培公的處置，可見康熙始終未能把漢人擺在與滿人同等重視的位置上。

這也為後來另一漢人幹吏姚啟聖，初期採取對康熙的不合作態度，預埋下了深深的伏筆。

康熙是個識才愛才之人。

當初雖迫於明珠、索爾圖在滿洲八旗親貴間串聯起來的“倒周”勢力，把周培公多年閒置在盛京。然而國難思良將，臺灣鄭氏與西北葛爾丹南北兩個方向威脅大清的隱患，又讓康熙萌生了啟用周培公之心。

況且在個人感情上，康熙也是對周培公心懷諸多愧疚。尤其是周培公面對官場人生低谷，卻不心寒灰心喪氣，依然為康熙發掘並舉薦能人姚啟聖，甚至前無古人得完成了大清江山的全圖繪製工程，如此一來就更讓康熙感佩不已了。

但此時周培公卻死了，康熙再無機會對一個已死之人表達歉意。康熙下旨替他守靈，實則是為彌補內心中對周培公的深深愧疚。

應當說周培公的死，對康熙的觸動十分巨大，進而讓他重新思考起了漢族官僚在滿清朝廷中的定位與安排。

這就便宜了言辭刁毒、行事張狂的姚啟聖。

姚啟聖是周培公在盛京時結下的至交好友，他親眼目睹周培公所受的不公正對待，十分清楚滿漢之間的隔閡難以彌合。以至於即便被加封福建總督、賦予收臺大任，也時常頂撞康熙、挖苦明珠、輕視索額圖。

姚啟聖對君臣、同僚關係的消極態度，皆因他認定在滿人主政的大背景下，自己的結局終將與周培公差不多。而他晚年出任封疆大吏，奔著去的也只是為了了結心中想幹一件大事的心願。除了收復臺灣的不世之功，其它的利害得失，姚啟聖一概懶得去計較。

只不過姚啟聖畢竟還是低估了康熙的寬大胸懷。康熙儘管十分氣憤姚啟聖的傲慢刁毒，卻最終賜予了他整座西湖行宮，還把行宮裡所有的古籍孤本也一併賞賜給了他。

這樣的善終恩養可是很對姚啟聖胃口的。相比於周培公，康熙對姚啟聖的退休安排，簡直有天壤之別。

而促成康熙對兩人安置態度轉變的，難道不是因康熙對周培公的愧疚，擴散到對整個漢族官僚群體的善待，並最終第一個體現在了姚啟聖身上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