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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晚期,書法創作轉向以陽剛、雄健的北碑樣貌為主的碑體書風

民國時期文化現代轉型背景下,響應傳統書論“革命”最為成功的有兩位新文化人:一位是從美的角度看待書法,開啟了近代書法美學之先河的梁啟超;另一位是從新式教育中推崇美育的蔡元培,他明確了應當納書法入新教育和現代學科中是時代發展的迫切要求。民國書法在這場文化轉型的衝擊中,從實用性的藩籬中解脫出來,徹底地獲得了本體的解放。

很大程度上,這也歸功於一批優秀的學者在書法理論上的開拓,他們將文化視野建立在中西藝術比較的基礎上,開疆拓土。與此同時,書法史學的相關研究也步入正軌。就審美價值而言,古樸拙大的追求與秀美圓熟的追求沒有孰優孰劣,二者具有同等的價值。同樣,在尚碑和尚帖的不同選擇中,亦不存在孰優孰劣之說。一般地,碑帖之差異宏觀上看是在於取法物件的選擇,而實質上又是審美思想、觀念的區別,這源自於書家對於不同書風的追求,是取決於當時歷史的、發展的社會背景和文藝思潮。

民國時代為文人墨客提供了一個“自由”、“民主”的文藝大觀園,活躍著層次多樣、不同風格的書法群體。在時風的薰陶下,民國書家學人對晚清的書法觀念進行承傳,同時又在此基礎上加以修正。取法於碑的書家群體數量仍然巨大,帖學也在逐漸復興,碑帖融合的新路徑漸成風尚。民國書壇諸多事物的發生發展在清代均可以溯到源頭,故上一章節對民國碑學的師承淵源和時代書學的審美取向作了簡要的理清,瞭解了書家學人大致的審美取向。

本章將從民國時期受碑學影響的著名書家的創作實踐及其因社會身份的不同所形成不同的流派入手,探究民國碑體書法創作之所以興盛的時代因素,分析書家流派的創作實踐中的審美創造,以從中挖掘碑體所蘊含的獨特的審美價值,找尋如今書家學人久違的文化底蘊,啟導其書法創作。歷史研究的物件不是歷史事件,而是歷程,時間有始末,但歷程則無始無末只有轉化。為了更加深層地認識民國時期碑體書風的成就及其審美趨向的深層原因,勢必對其所處的時代背景作出全面瞭解。經歷清末到民國,社會大變動的背景下,書家學人們傳統的思想、觀念、意識以及藝術審美的視野都已經發生了變化。

由此,在時代變化和思想影響下,書家學人審美趣味亦發生變化。辛亥革命餘緒尚存,新文化運動便已悄然而至,這是合乎歷史邏輯的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綜合發展變化的必然產物。西方啟蒙思想向著知識精英們撲面而來,推動著先進的知識分子們從文化思想上對封建統治的思想與意識進行反叛。嚴格說來,新文化運動主要特指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之後產生的內容和形式都與封建文化全然不同的一系列文化運動,如,新文學運動、新白話文運動、新生活運動、新教育運動等直接與人的現實生活和國家振興相關而主要由知識分子推出的借鑑世界先進國家固有文化模態的一系列文化活動。

新文化運動強烈撼動了封建統治在民國學人心中的地位和權威,遂即在社會上掀起了一場思想解放的熱潮,民主與科學幾乎成了家喻戶曉的口號,於是人民的思想終於得到了空前的解放。知識分子們從一個遭受了不盡地欺凌與壓迫的時代中緩緩走來,心靈遭受重創的同時,其由救亡圖存晉升至振興國家的意志是更為強烈的。在思想禁錮得到解除後,他們承載著西方民主與科學的思想,義無反顧的群起而投身政治活動。進而人民的思想覺悟得到了提升,促進了文化的普及與繁榮。

時代賦予了包括書家在內的先進知識分子以最為深厚淵博的傳統文化知識、西方進步的藝術思維觀念以及思想個性解放後鑄造的“自由”、“民主”的大舞臺,形成了書家學者們對書寫個性化的追求的時代特色。時代的變遷,引起了文化的變革,文化的變革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時代風氣,時代風氣造就了民國洋洋大觀的書壇氣象。書法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部分,所受時風的影響是相當深刻的。由清代乾嘉時期的金石學研究之風盛行伊始,書法創作初步獲得碑體書風之形態,在學者們對三代金文漢碑的推崇下,直至清代中期,書法創作均保持了以漢碑樣貌為主的碑體書風。

清代晚期,國勢衰微,先進的知識精英們生髮了救亡圖存的意識,審美觀念隨之發生轉變,書法創作轉向以陽剛、雄健、猛獷的北碑樣貌為主的碑體書風。延續至民初,政治環境的延續致使碑體書風以尚勢出新、倚側險絕為主。碑體書法作為對傳統館閣體書風的一種“反動”,為時代書風帶來了新的氣象。科舉考試的取消,新的時代來臨。於是,在思想解放背景下,書家學人便“不再走尋常路”。延續著清代的碑學傳統,群起而鑑藏碑版、抄碑、輯校古碑,碑學氛圍日漸濃厚,碑體書法得到廣泛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