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減少運輸數量，降低運茶成本，永樂之後主要用陝地之茶來易馬

成化三年，以西寧挑河茶馬司積多餘茶折收銀。初川陝茶課皆收本色以易番馬，永樂後番馬悉由陝西道，川茶多淚爛，乃令以三分為率，一分收本色，二分折銀。至是西寧等處也折收銀。《明會典》記載：成化三年奏準，西寧、挑河茶馬司積多餘茶，年久溼爛，今後粗茶每百斤，收銀五錢，芽茶三十五斤，亦量收五錢，無銀收絲絹等項，俱解本省有司收候，以補收買茶課支用。可見雖然洪武初年確定以陝西、四川兩地所收茶課做為主要用於易馬的茶葉來源，但是由於四川茶馬司只有碉門一處，其所處位置也不如陝西之地與西番交易便利，加之永樂以後，茶馬交易的數量有所回落，也不像明初那樣需要更多的茶葉。同時為了減少運輸數量和降低運茶成本，永樂之後實際上主要用陝地所產之茶來易馬，而四川之地茶課未變，所以造成茶倉茶葉陳積腐爛的現象。

由於明代濫發紙鈔致使寶鈔不斷貶值，民眾對此缺乏信賴，鈔法口壞，宣宗時就已經出現“民卒輕鈔”的現象，當時鈔大貶值，米一石用鈔五十貫。到英宗時，“收賦有米麥折銀之令，遂減諸納鈔者，而米麥銀錢當鈔，弛用銀之禁。朝野率皆用銀，其小者乃用錢，惟折官棒用鈔，鈔奎不行。十三年復申禁令，阻鈔者追一萬貫，全家戍邊。天順中，始弛其禁。憲宗令內外課程錢鈔兼收，官棒軍銅亦兼支錢鈔。是時鈔一貫不能值錢一文，而計鈔徵之民，則每貫徵銀二分五釐，民以大困。”紙鈔不斷貶值，明政府再遵循永樂以來茶課折鈔的方法，勢必造成國家收入大虧的結果。所以到憲宗時，統治者為了保證國家的財政收入，不再以鈔徵茶課，而是直接改為以銀代徵了。但是從《明史·食貨志》的記載來看，這種折銀，官府所定的比例要遠遠高於市價的折支比例。這一措施也對茶戶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明人朱升曾經在其文中說：“茗貢課株十賦其一，而一株之額粗精二兩，此乃沃土所有，而我徽瘩土也，每百株賦其十株，責其納茗二十兩，彈其地之出而供其本色，已不堪矣。今又不收本色，以錢米代之，茗之粗者，此時此土，值米不及三升，而令納一斗，精者值米不及五六升，而令納二斗，窮山荒瞳採摘之家，雖竭其廬之入，亦不能應。此乃事之章章不可行者。上之人惟不知耳，豈有知其不可，而不改其令者乎？可見明初所設立的茶課徵收數額存在問題，它只是一個概括性的規定，並沒有兼顧到所有產茶區域的實際情況，對於那些產量較低的茶園只得年年拖欠，歲歲不完。加之在通常情況下，統治者不會輕易減免茶課，所以遇有茶馬司或茶倉茶葉陳積時，只會改徵其他實物或者折鈔，甚至折銀。當時將茶折成米等物已經使茶戶生活陷入困境，如再改折銀，那麼情況只會更糟。所以到憲宗時茶戶的生活就越來越惡化了，茶法的弊端也口益暴露出來。

以銀代徵茶的措施實行了兩年，政府一下子少收了幾萬斤的茶葉實物，茶馬司的存茶立即顯少了，於是“成化五年，令陝西布政司將金州等處茶課，自成化六年為始，仍收本色，其原折收銀布，候豐年收買茶斤，送各茶馬司收貯，以備易馬。”成化十九年，令四川保寧等府茶課，每歲運十萬斤至陝西接界交收，轉運各茶司支用。四川等府也開始恢復徵收茶葉實物。

由此看來，成化帝還是將保證茶葉供應，以茶易馬做為茶法的根本來看待的，並沒有只是看重所徵白銀的數額，當茶馬司所存之茶不足時，會立即停止徵銀，仍徵收茶葉實物。以銀折茶只是臨時性的措施，同時還能保證所徵白銀專門用作易馬之資，做到專款專用，杜絕挪用之弊。單就茶法而言，他還沒有像後期的一些皇帝那樣看重錢數，並將之挪作奢侈享樂的費用，說明他還是能夠遵循洪武時期所確定的茶法的基本方針。綜觀憲宗朝事，“憲宗惑於萬貴妃，在帝室幾傾皇室，而閹人當道，中旨授官，方土妖僧，濫恩無紀，皆以能結妃歡為進身之階。成化中葉以往，朝政濁亂，然明運不邃傾頹，且後人述明之太平，尚不能遺成化之世，則以得罪百姓之事尚少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