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們說到岳飛之死可能死得並不是那麼冤，他的死是南宋高宗時期內政與外交政策的必然結果。今天我們來說說宋朝發生的那些事兒為什麼讓宋高宗對武將忌憚如此之深。

重文抑武的既定國策

首先我們知道宋朝立國就是宋太祖趙匡胤在公元 960 年陳橋兵變， 被黃袍加身的情況下建立起來的。 由於有親身經歷和體會， 再加之北宋時代剛剛從五代十國軍閥割據、民不聊生的混亂局面中誕生， 趙匡胤認定武將手握重兵對一個王朝來說是不安定因素， 是最危險的事情。 於是他“杯酒釋兵權”， 削奪武將實權 。 所以整個宋朝，無論北宋、南宋，都是執行的崇文抑武， 猜忌限制武將的基本策略。

即使是宋代文人如此推崇的宋仁宗，也還是脫不了俗。如此能征善戰的狄青，做到了樞密使的高位，也在文徵博的一句“

太祖豈非忠臣

”，還是被宋仁宗貶往陳州。 這還不放心， 宰相文彥博一日兩遣中使“撫問”，實際上是監視恐嚇，最終使得狄青在驚懼中發病身亡。 所以說宋朝從根子上抑制武事，武將都沒有抬頭之日。

狄青

靖康之恥之後，高宗南渡，執行的也是重文抑武的政策。在岳飛初始時期，高宗還是對他非常信任的。但後來又發生了幾件事，讓高宗武將們之間，產生了極大的信任危機。這就是：

苗劉兵變和 淮西兵變。

兩次兵變引發的信任危機

建炎三年 （1129 年）， 因趙構寵信的宦官黃履和佞幸王淵等人搜刮民財、 強佔民宅， 並在南逃中用戰船運送私財， 導致數萬官兵和戰馬陷落敵陣， 引起了苗傅、 劉正彥等御營官兵的強烈不滿， 從而發動兵變。 1129 年 3 月， 苗劉等人殺掉王淵、 黃履， 又以高宗帝位來路不正為名， 逼迫高宗禪位給三歲的皇太子趙旉， 由隆祐太后垂簾聽政。

宋高宗趙構

4 月 ， 劉光世 、 韓 世 忠 、 張 浚 、 張 俊 等 在 外 將 領 得 知 訊息， 紛紛起兵勤王， 苗劉等人很快被殺， 叛亂平息。這次變亂讓趙構心有餘悸， 對掌兵將領更加不信任， 下定決心要削奪武將兵權。 於是交橫跋扈的劉光世成為了第一個要對付的目標。

紹興七年 （1137 年）， 宋高宗用大筆賞賜誘使劉光世交出了軍權。 劉光世部隊原定好由岳飛統一指揮， 可是事到臨頭， 高宗突然變卦， 派文臣呂祉接替劉光世去領軍，而以劉光世的兩員悍將王德、 酈瓊為輔。 王德、 酈瓊兩人不和， 呂祉便上書讓高宗召回王德， 並謀削奪酈瓊兵權。

劉光世

八月， 酈瓊等人發動兵變， 殺掉呂祉， 帶領全軍四萬餘人， 並裹挾淮西百姓十餘萬投降了金人扶植的偽齊政權。這次叛亂給南宋造成了很大的損失。

兩次兵變的發生， 給宋高宗趙構心中造成了揮之不去的陰影， 更堅定了要嚴防武將專權， 防止他們的勢力在戰火中壯大的決心。

不貪不愛的“可憐”人

南宋諸將中張俊最貪，卻最受高宗重要和厚待。韓世忠於新淦縣購買田產，“高宗聞之，御札特以賜”，並賜名為“旌忠莊”。當高宗因岳飛平寇伐虜、南征北戰屢建功勳給他加官進爵，並打算在杭州為其修建上等府邸，他嚴辭拒絕，“夫爵賞者，人君所以為厲世磨鈍之具，人臣得之，所以榮耀鄉里而顯賁宗族也，誰不欲貪多而務得哉？然得所當得，因以為榮；受所非受，反足為辱”、“北虜未滅，臣何以家為？

嘿嘿，岳飛不僅不愛財，在其他武將紛紛鬧出因為女色的事之後，岳飛只有一個妻子，連個妾侍都沒有。所建立的軍隊還得民心，能打仗。文官集團和皇帝不搞你才怪吶！

岳飛死後，士大夫集團取得了對政權的全面掌控。“崇文抑武”治國方略衍生出的“以忍恥和戎為福，以息兵忘戰為常”的政治怪圈由此延續，士大夫們在“國朝以來，過於忠厚，宰相而誤國者，大將而覆軍者，皆未嘗誅戮之”的日益“仁厚”的襁褓中逃避刀光劍影，也就遠離銳意進取，逐漸蛻變為“求自我利益的自主性組織”。

南宋時局圖

南宋滅亡時謝太后錐心之痛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我國家三百年，待士大夫不薄。吾與嗣君遭家多難，而小大臣不能出一策以救時艱，內則畔官離次，外則委印棄城，避難偷生，尚何人為？”宋代計程車大夫在“享受空前絕後的待遇”之下並沒有對國家作出應有的貢獻，而是在道德文章中感悟滿足：“宋人的思想自由只有在學問，只有在文化方面，而不是在管理的方法。

有人說：

崖山之後無中國、明亡之後無華夏

。遺憾的是，一百年後建立的明朝並沒有汲取宋代的教訓。東林黨文官集團勢力的膨脹是導致明亡的一根稻草。

崖山

一文一武，一張一弛，方是正道。可悲可嘆，如此有錢的一個朝代，從根子上就埋上了滅亡的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