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治者採用何種思想、制定何種措施治理國家，是眾多因素造成的。漢文帝治國思想的形成也是多種因素合力作用的結果，與漢初的社會現狀、文帝的生平經歷等都有密切關係。

漢文帝

“德孝”治國思想形成的原因

漢文帝能夠開創著名盛世，關鍵因素之一是他實行了“德”治和“孝”治。漢文帝即位初：

“天下人民未有愜志”。

因此，漢文帝決定從心理上教化人民，將“德”與“孝”內化於心，外化於行，根植於百姓內心。例如，實行撫卹孤寡的措施，一是因為仁慈是漢文帝早年形成的固有品質，二是漢文帝想透過這些措施使民心歸化，實質上是一種獲取民心的方式。

漢文帝

再說“孝”治。西漢自建國起，孝道思想就十分盛行。漢文帝在重視孝倫理的社會環境與家庭環境的薰陶下，意識到孝觀念在治理國家中的重要性。漢初統治者也講“刑威”之術，但它只能強制百姓表面上服從於統治者，而不能使其從內心順服，即所謂的“貌合神離”。“德孝”思想恰恰是“刑威”思想的補充。漢文帝從百姓內心出發，以“德孝”來感化百姓，使其從心理上順服他、擁戴他。

親嘗湯藥

當然，漢文帝以“德孝”治國，還與他的個人經歷有關。漢文帝是劉邦嫡子之外的眾多庶子之一。既是庶子，也就沒有皇位繼承權，幾乎所有待遇都不及嫡子。漢文帝不能選擇自己的出生時間及嫡庶身份，但出生較晚和庶子的身份卻決定了他與父親的遺產無緣，這種經歷造就了他低調沉穩的性格。

劉邦劇照

高祖十一年（前196），劉邦在親自鎮壓了代地陳豨叛亂後，立8歲的庶子劉恆為代王，鎮守代地。作為北方草原和中原地區的緩衝地帶，代地自然條件惡劣，而劉邦將親生兒子派往邊疆，足見劉恆備受高祖冷落。劉恆於高祖十一年（前196）到代地，直到進入長安繼承皇位（前180），16年間，他並沒有怨天尤人，也沒有自暴自棄，而是與民休息，發展生產，以身作則提倡仁孝節儉，經過他的治理，代地由是大安。公元前180 年，呂后死，周勃、陳平等人聯合宗室大臣將呂氏一網打盡。

呂后

在考慮繼承人時，大臣們本著“安劉”的目的，經過篩選，決定迎立代王劉恆即皇帝位。這種繼承方式決定了文帝即位初期臣重君輕的局面，所以文帝即位後處處小心謹慎，如履薄冰。更重要的是，這些經歷造就了他沉著冷靜的性格。他曾深入民間，深知百姓疾苦，因此能夠設身處地地為百姓考慮，這對他即位後以“德孝”理念治國有很大影響。

“德孝”治國思想的影響

漢文帝採取“德孝”治國理政，產生了深遠影響。首先，“德”與“孝”是漢文帝以“德”治國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孝”的影響從家庭內部來看，可以維持自耕農家庭和家族內部的穩定，這一影響可以廣延至國家層面，因為國家本就由一個個小家庭組成，家庭穩定，國家就安定。漢文帝“孝治”的目的是以“孝”來調節家庭關係，使之紮根於家庭、風行於社會，成為人們遵守的道德準則和行為規範，以加強家庭、家族乃至整個社會的向心力。漢文帝以身作則倡行孝道頒佈“養老令”，禮敬高年和從教育入手加強孝道意識滲透，營造了一股敬老孝親的良好風氣。

yang老令

其次，漢文帝的“德孝”思想和實踐，對人心向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史籍中多次出現以“德”評價漢文帝，一定程度上是因為漢文帝的“德”觀念在對內政治和對外戰略上起到過很大作用。

漢文帝於前元二年（前178）、十五年（前165）兩次下詔

“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

對被舉薦人才的素質有“文”和“質”兩方面的要求，這種取士方式打破了原來的軍功授爵制。在此政策下，湧現出一批“通治道”的人，這些人敢於直言進諫，對社會上各種問題和矛盾，針砭時弊，積極建策。如晁錯的《言兵事疏》《守邊勸農疏》《募民實塞疏》和賈誼的《治安策》等，都對漢文帝的最終決策起過決定性作用，也獲得了臣民的支援。

晁錯

總結

最後，漢文帝是歷史上有名的節儉皇帝，他的“躬修節儉”措施對當時和後世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一方面，它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當時社會上競相侈靡的風氣，節省了財力、物力和人力。

另一方面，為後世樹立了節儉的典範。唐貞觀二年（628）秋七月，太宗就以漢文帝節儉的事例拒絕了朝臣欲為其建避暑閣的提議：

“若遂來請，靡費良多。昔漢文帝將起露臺，而惜十家之產。朕德不逮於漢帝，而所費過之，豈謂為民父母之道也”。

正是漢文帝、唐太宗政尚節儉、思安百姓的政策，分別將漢唐引向全盛，成為中國歷史上兩個輝煌時代。而且，這種的思想，也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之一，值得今人資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