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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不足100萬蒙古人,征服了7000多萬的漢人,崖山之戰的意義超過任何改朝換代

公元1279年,南宋守軍在中國東南沿海的最後一個據點崖山(今天廣東江門一帶),與蒙元追軍展開了一場生死戰,戰鬥結果:宋軍覆滅,十萬軍民殉國,丞相陸秀夫揹著宋朝最後一個皇帝——八歲的宋少帝趙昺投海自盡。

這場戰役,史書稱為“崖山海戰”。“崖山海戰”不僅是宋亡標誌,而且還被很多國外史學家視為“華夏陸沉”“中國古代歷史的終結”。即“崖山之後,再無中國”。

依我看來,作為一個地域,中國何時都客觀存在,無論統治者是誰,稱“宋”抑或稱“元”,不能說元不是中國,即便是中國被征服史,也是中國歷史。

但對中國主體民族華夏族即漢族而言,元滅宋,確是亡種危機,準確地說,是“崖山之後,第二紀華夏人亡(注:第一紀是先秦遠古華夏人,第二紀就是以漢唐宋為代表的中古華夏人)”。

關於這場改變中國歷史的海戰,日本作家田中芳樹的歷史小說《海嘯》描述得驚心動魄:

公元1279年,人類古代史上規模最為宏大、戰局最為慘烈的一場海戰不可避免的在新會崖門海域爆發。交戰的雙方一方是由草原興起的強大蒙古帝國,它正以摧枯拉朽之勢踏遍亞歐大陸,集中全力準備給敵人最後致命的一擊。另一方是國力衰落的南宋帝國,積弱不振的它已經苦苦抵抗了近半個世紀。這是兩個民族之間異常殘酷的一場絕世之戰,對壘雙方共投入兵力50餘萬,動用戰船2600多艘。蒙古帝國已經吞併了大陸上若干個吒叱風雲的國家,意圖借這場戰爭徹底消滅這片廣袤土地上最後的強勁敵人。而南宋帝國在蒙古鐵騎的大舉入侵之下, 一批忠貞的大臣擁立幼帝從杭州退到福建,再退至崖山建立起海山朝廷,捍衛著保衛江山的最後一絲希望。

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以“宋末三傑”為代表的壯士們,慷慨赴國難,踏上了歷史留給他們的最後舞臺。一群宋王朝僅存的精英,就這樣置身於這天涯海角的一隅,保衛著風雨中飄搖不定的流亡政權。

然而勇氣終究不是戰爭勝負的決定因素,英雄壯志亦不能阻擋波濤般的蒙古鐵騎。宋軍在初次交鋒得勝後,其被動的戰術使自己陷入了敵軍的圍困。數日後,在滔天的巨浪中,缺乏補給的宋軍在蒙古軍團強勁的攻勢下兵敗如山倒,全軍覆沒,結束了這場持續二十多天的海戰。

落日的餘暉是何其悲壯!“昨朝南船滿崖海,今朝只有北船在”,被囚禁在元軍船中的文天祥,目睹了崖山海戰中最慘烈的一幕——無力迴天的丞相陸秀夫揹負著年幼的皇帝,揹負著他為之堅持的沉重理想投海而亡。其餘宋朝軍民也紛紛投海殉國,七日後,海上浮屍十餘萬,山河為之變色。

田中芳樹的這段描述十分生動,但忽略了一個關鍵因素:滅宋的元軍,主力不是蒙古鐵騎,而多為漢人水軍。因為蒙古軍隊不善水戰,所以,這一次是漢人“帶路黨”張弘範領軍主攻。滅宋後,張在崖山石上大書“鎮國大將軍張弘範滅宋於此”十二字。後來有人在這十二字前加了“宋”字,成為“宋鎮國大將軍張弘範滅宋於此”,表達了“漢人滅漢人”的千古悲憤——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蒙古滅宋,開啟了少數民族統治全中國的先河。漢民族遭受了第二次亡種危機,甚至可以說是“亡種之難”。

在宋朝之前,漢民族從來沒有被外族征服過,遊牧民族雖在漢朝時就很強大,但充其量與華夏並立平行。“五胡亂華”雖然征服了中原,但不足以征服全中國。而崖山海戰這一仗,導致南宋政權滅亡,則是中國全境再無一個漢族政權,中華民族的主體漢民族徹底成為被征服者,史學界所言的“華夏陸沉”蓋因如此。

據呂思勉《中國通史》記錄,蒙古帝國太宗成吉思汗的三子窩闊臺當初進佔中國北方的時候,本打算是想將北方漢人全部殺掉,因為他的近臣別迭說:“漢人無益於國,不如空其人,以其地為牧地。”漢人沒有任何用,不如殺光他們,把地空出來,變成我們的牧場,讓我們這裡放牛馬羊。但窩闊臺的另一個近臣,契丹人耶律楚材出來勸阻,說不可,漢人有用,可以給我們種糧納稅。你殺了漢人,誰給你當牛做馬?於是,窩闊臺打消此念,將漢人當作農奴使用。

史料顯示,蒙古人征服前的南宋,人口約6500萬,基本全為漢族;北方漢族人口1000萬,而蒙古總人口約100萬。

也就是說,總人口不足100萬的蒙古人,征服並統治了7000多萬的漢人,人數對比超過1:70。無疑,這是繼“靖康之恥”後的又一次巨大民族恥辱。華夏的兩次滅頂之災,曠世之恥,俱為兩宋創造。

為什麼唐朝創造了漢民族無尚榮光,宋朝卻兩次把漢民族送入羔羊境地?

這裡從政治層面做個小結:

比之大唐總結兩宋,至少有國家政治方面的“三大失策”:

其一,保皇權之至高無上,不受“有動手能力者”威脅。就像2013年新編歷史劇《精忠岳飛》中,秦檜在宋高宗趙構面前,給出殺岳飛理由的經典臺詞——“不在於他想不想反,而在於他有沒有造反的能力。”此言一語中的,趙宋皇室搞崇文抑武,就是要徹底扼殺國民“尚武精神”及“造反能力”。

其二,保皇權之高度統一,思想收緊、儒家接受理學改造。宋朝臣民不僅統一受教儒學,還要戴上更加趨於保守的理學緊箍咒——存天理、滅人慾。

這是比“崇文抑武”更具殺傷力的洗腦運動,令宋版漢人失去“人之本能”,無慾無力,日漸衰萎。對於遊牧軍隊,北宋軍隊尚有還手之力,南宋軍隊卻已無招架之功。南宋一降,塞外鐵騎南下攻城擄掠猶如探囊取物。原因就是“以儒立國”的副作用到了南宋已經積重難返,經過“理學”洗禮的儒教嬗變為“閹割文化”,儒家文化“剛”的一面消失,原來的兵家文化不見了,剛柔相濟的華夏文明變成了陰柔見長的雌化物,南宋軍民已整體雌化。宋軍的功能主要不是抵禦外敵而是嚇唬國內百姓。

其三,中原文化與胡人文化的融合被割斷。大唐中國,奉行對外開放式的“海納百川”“胡漢合流”,而兩宋中國,卻奉行自成一統的內斂“小國策”,對於遊牧民族部落國,宋人是鄙視加卑微——“牛並孫子著”。

例如,宋人當時對女真統帥的稱謂是“狼主”,如果以“狼主”稱中原將帥,那可能是一件大不敬的事。中原大臣誰與“狼”粘上干係,那就難逃奸逆貳臣。而在遊牧民族當中,“狼主”可以成為尊稱,比如在傳統評書《岳飛傳》中,岳飛老對手完顏宗弼的帳下漢人,便人以“狼主”稱之,如此稱謂女真統帥,除了表面的“尊重”,不能排除其中暗含對敵首的譏諷。

對於這一點,完顏宗弼可能也心知肚明。不知“狼主”這個稱呼是從中原而來還是塞外叫起的,他不拒而笑納。漢人的嘲諷稱謂,絲毫沒影響到牧馬人的自信心。

而歷史反覆證明:你怎麼稱呼對方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否在實力上真正藐視對手。以稱呼之汙,掩蓋現實之怯,其實是一種弱者文化的表徵。宋朝由君及臣,既不能戰勝敵人,又不想學敵人之強悍精神,只想花錢買和平,在文化上藐視對方,所以最後只能淪為野蠻人的“戰俘”。

關於精神,美國作家海明威曾說過這樣一句話:一個人可以被消滅,但是不會被打敗。對應海明威這句的,是中國一句古話: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以奪志。

這一中一外的兩句話,都在說明一個道理

一個民族真正的失敗,首先不是經濟崩潰、軍事失敗,甚至不是文化落後,而是精神上的消亡。

此言可基本概述出兩宋亡因,以及宋版漢民族出了什麼問題。宋朝時的華夏文化登峰造極,但卻開啟了華夏被征服的歷史,乃至古華夏人的被滅,正是政治保守、精神衰敗、血性消弭的結果。

文章來源:史事挖掘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