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高顧入仕時獨孤氏已經敗落，但是入隋之後獨孤後依然將前者視為自己的“家客”，之所以出現這樣的現象在於獨孤後是依據舊有君臣觀念，順理成章地把高頌當做自己的家臣看待。獨孤後與高潁之間因為繼承父輩關係從而延續了舊有君臣名分，從而維持著呈權政治下君臣關係之外的另一層私人從屬關係。正是在這種特殊的公私雙重關係下，高潁才在入隋之後獲得了他人難以企及的政治優勢。

開皇九年平陳後

隋文帝調整中樞權力結構的第一件事就是著手瓦解“四貴”集團，在這一過程中隋朝後半期最大的政治事件也隨之展開，並且這二者又相互交織在一起進行，在這個過程中高頌採取了支援其親家太子楊勇的立場而獨孤後則處於自己的價值考慮堅定地站在晉王楊廣一方。二人之間始於父輩的私人舊誼逐漸破裂、瓦解，這無疑成為高潁本人在政治上失勢的加速劑。

就這個角度來看，上面引文中諸多看似瑣屑的歷史情節，其實都有著共同的現實背景，從某種程度上講，即便這些記載來自稗官野史，但是其所蘊含的時代資訊也並非一文不值。概而言之，北周初年獨孤信死後他與下屬高賓之間的府主與故吏的私恩關係並未因此消失，而是被各自後人獨孤後與高穎所繼承，正如北周武帝對裴文舉談話中所道：“近代以來，又有一弊，暫經隸屬，便即禮若君臣。但正是這所謂的一弊”，成為北周末年高穎和楊堅交結成功的關鍵，自此楊堅也因為聯姻關係繼承了高穎這個家臣。

入隋之後

高穎憑藉與隋文帝公私兩重君臣關係的特殊身份，成為了開皇前期“四貴”首領，在此期間雖然遭到盧賁等人的譖陷，地位卻並未動搖。但是當平陳戰爭結束後高潁在易儲等問題上與視其為“家客”的獨孤後持不同立場時，他與隋文帝夫婦的私屬君臣關係便開始瓦解，這也正與“四貴”集團的解散過程同步，高穎最終被免職歸第。統觀高穎在開皇政壇上的起伏與功績，可以發現除了其本人的政治才能外，他與隋文帝夫婦關係親疏的變化，才是決定他去留的關鍵。

他與獨孤氏私屬關係則是他與文帝夫婦關係的基石，這種關係動搖根本性的影響了高穎本人的政治生涯。從他的身上我們見不到貴族氣質，也見不到新貴族性格，他最大的特色就是一名具有高超政治才能的“家客”，至少在獨孤後看來如此。我們知道，高穎在大業三年八月與賀若弼等被隋煬帝誅殺，所以上面這段評論不可能出自隋代史官之手，而只可能出自唐初史官之手。如所周知，作為代隋而立的唐朝，其君臣一如隋初否定北周武帝一樣來對待隋揚帝，其中為被隋場帝誅殺的功臣昭雪就成為宣揚自身合法性的重要手段，高穎就是他們的首要昭雪物件。

從“抗節不阿，矯枉無燒”詞句來看

其中的宣傳意味不言而喻。貞觀十一年太宗又下詔追贈禮部尚書，這或許因為其子高表仁在唐初有所顯貴，但更與唐初君臣對於楊隋尤其隋場帝的否定態度有關。貞觀二年，唐太宗在對房玄齡等談話中評論高穎道：“朕比見隋代遺老鹹稱高潁善為相者，遂觀其本傳，可謂公平正直，尤識治體。隋室安危，系其存沒。揚帝無道，枉見誅夷，何嘗不想見其人，廢書欽嘆！”比較前面《高顏傳》引文，可見兩處對高潁的評價幾乎一致。今本《隋書》紀傳部分修成於貞觀十年，其中對高顧的評價當為官方定調，其中包含著當時最高統治層出於自身需要對高顏的歷史定位。